作者：富春山居
他若是不想听孙大炮的口号，还可以选择武力破局。
毕竟历史上有过结论，天子乃兵强马壮者为之。
就孙文拉出的那些会党武装，凭什么和北洋军争夺天下。
所以，袁世凯即便知道英国人不希望他和日本人走的太近，但是面对日本人抛出的橄榄枝，他还是迫不及待的接住了。
虽然从世界大局来看，英国才是当之无愧的全球霸主，但是英国要布局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不可能把力量全部放在东亚。
特别是西藏战争的结果，也让袁世凯对英国陆军失去了信心，相比之下日本反而是更好的选择。
只要日本不索要满洲的主权，那么袁世凯倒是不介意用一些经济利益交换日本的支持。
毕竟在战争之前日本就是北洋最大的支持者，北洋军中的日本陆军顾问远远超过了其他列强的派出人员。
在德国倒向武汉之后，阻碍北洋和日本关系的最大障碍也就消失了，袁世凯不愿意在日本和德国之间选边站，所以始终不肯完全的使用日本军械武装北洋军。
但是德国对于武汉的大力支持，和购置德国军火在贷款上遇到的障碍，德国人不肯给出优惠贷款，而英国和日本不愿意贷款给北洋购买德国军火，使得袁世凯终于向英日同盟靠拢。
这一次日本提出的东亚和平建议，更是让他增强了对日本的信赖。
于是面对英国人对日中和解的质疑，袁世凯召集了北洋军政大员进行了商议，最后大家都认为对英关系需要维护，但是不应当对英国人提出的建议当成圣旨来办。
段祺瑞就直白的表示道：“想要保住朝鲜的是武汉又不是我们，我们对于朝鲜半岛并没有什么企图，只要日本人不进窥满洲，那么日中和平自然是于我有利。”
“而且，中日和解之后，武汉就不能再煽动民众逼迫中央和日本交恶。”
“虽然武汉占据了北满，但是日本从朝鲜半岛和海上进攻中国最合适的路线都在辽东半岛上。”
“也就是说，日中交恶，南满必然会成为主战场，这不是拿我们的损失去增添武汉的人望吗？”
“所以我是支持中日和解的，至于英国人，他们整天想着让我们这些黄种人内斗，这样才会对他们俯首帖耳，要是全听他们的，我们才是真傻子…”
段祺瑞的发言得到了北洋军方的一致认可，这些军人们不愿意和日本人交手，他们觉得如果能够让日本和武汉打起来，才是对自己最为有利的。
至于政府官员方面，留学生领导的外交系统则不完全赞成军方的意见。
他们认为当前的国际秩序就是英国领导的欧洲中心主义，日本在国际秩序中连发言权都没有，违背了英国人的指示去和日本接近，要是日本那边受不住英国人的压力放弃和解怎么办？
以徐世昌为代表的内政官员则在双方之间采取了折中主义，徐世昌这样主张道：“公开反对英国人的建议显然不可取，因为我们不能确定日本会站在哪一边。”
“但如果英国人只是私下提出建议，那么我们倒是不必完全服从，可以坐观形势进行决定。”
“所以，对于日本人提出的东亚和平建议，首先我们要确定日本人愿意为和平付出多少，至少这不能是一个口号；其次就是英国人的反对到底有多激烈，如果英国人不能公开自己的主张，那么我们自然也不必公开的回应…”
徐世昌的建议显然最得袁世凯的心意，不过虽然是观望形势，但北洋上下的立场几乎还是希望能够落实中日和解，以消除日中冲突的风险。
在北洋众人看来，即便是这一次的对外战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这实际上并不是中国的胜利，如果没有英国、美国、日本的支持，那么光凭中国一家的力量，怎么扛得住俄国陆海军的联合进攻？
所以对于中国民众因为这场胜利激发起来的民族意识，北洋上下都没有往心里去，他们依旧秉持着前清时的心态，就是国事和民众的意志无关，只是取决于上位者的决断。
不过，不管如何，北洋上层总算是统一了意见，因此北洋政府难得的和舆论保持了一致，对于东亚和平表现出了极大的期待。
中国政府和社会舆论对于东亚和平的积极回应，反馈到了日本又极大的促进了日本民众对于东亚和平的期待。
705
在中国方面的正面回应下，日本舆论对于日中和解以解决朝鲜问题抱有了极大的期待，也因此舆论对于军缩案表示了支持。按照一部分日本政商精英的看法，只要东亚和平能够达成，那么把军费开支从政府开支占30-33%的比例下降到25%以下，对于经济就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不算战争支出，陆海军的日常支出已经达到了2亿日元上下，这和十年前只有八九千万日元相比，可谓是翻了一倍还多。不过增加军费是为了保卫日本的国防安全，在俄国人的压力下，国民虽然忍受着高额的税收，但也不得不接受军费不断增长的现实需要。
只不过国民把忍受高额税收的痛苦转嫁给了俄国人对日本的威胁行为上，而不认为这是陆海军借助战争威胁给自己增加预算的私欲。但是这场对俄战争日本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消耗，可是俄国人却不肯按照国际准则承认战败并给出补偿，这使得最为支持战争的平民都对以战养战的设想失去了信心。
事实上陆军一些将领在战前极力鼓吹对俄作战，对着国民信口开河的承诺，要让俄国签下和马关条约一样的协议，可是在战争后期却又大谈以胜求和，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言论，确实让不少支持陆军的民众破防了。
海军对于这场战争一直表现的比较谨慎，毕竟海军对于和俄国海军的作战并不抱有信心，大海上可没有什么地理优势，而海军要是在战争中损失太大，日本压根不能补充海军的损失，不管是熟练的操舰人员或是军舰，这是日本对于列强的明显劣势，俄国虽然在欧洲不以海军而著名，但俄国毕竟是列强之一。
所以，海军不管是在战前和战后，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都是见好就收，能够把俄国海上势力驱逐出东亚，就是海军所追求的最大战果，这可比陆军的夸口要实际的多了。但是民众显然更喜欢陆军的大话，所以对于海军的立场向来是不怎么支持的，只是他们对于陆军所抱有的巨大期待感，最终还是被陆军的行动给砸碎了。
因此日本国民在日比谷烧打事件之后，对于战争的厌恶感就开始快速上升了，因为一部分国民认为军队都是只会说大话的骗子，他们把普通人家的儿子送上了战场，说是要给大家以丰厚的回报，可实际上陆军只是为了自己的荣誉，为了确保胜利不至于被俄国人重新夺走，军队选择了结束战争以保住自己的荣誉，而给国民留下的只有一封抚恤信件和长期化的临时税收。
因此当日比谷烧打事件的风波过去之后，国民对于国内事务的关心开始超过了对于日本在国际上地位的关心。也就是说，国民开始从国家荣誉的关注转向了自身生活能否改善的问题。西园寺内阁垮台，更是进一步刺激了国民对于陆军的不满，这让陆军在民间的声誉呈现了不断下滑的趋势。
田村怡与造接任陆军大臣的时候，除了陆军中和外界没什么联系的中下级军官外，陆军高层其实已经感受到了国民对于军部，特别是对陆军的不满正不断上升，这也是山县等人认为军缩案没法继续反对下去的主要理由，因为陆军不可能在失去了国民的支持下和政府对抗的。
当然，为了安抚那些被裁撤官兵的不满，这个接受了军缩方案的人自然也要背上出卖了陆军的黑锅。田村作为陆军中非长州出身的首任参谋总长，他来背这个黑锅其实确实比较合适。
一方面田村过去的名望足以压制住中下级军官的不满，不至于弄出群体性事件来；另一方面长州派也可以借机清理掉一部分非长州出身的中高层将领，从而为长州派出身的将领保住位置。
当然，山县有朋和桂太郎都做好了准备，他们觉得田村未必会甘心落得这样一个结果，因此或者会试图抵抗一二，比如把军缩案拖延下去或是擅自发表辞职之类的动作。只是就在他们盘算着如何让田村接受长州派的意志帮助陆军渡过这一次的难关时，田村的反应却出乎意料了。
田村并没有试图拖延政府提出的军缩案，也没有试图用逃避的方式背上这口黑锅，他反而对于军缩案抱着一种过于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了。所谓的积极心态，就是田村试图说服陆军上下接受政府的要求，并抬出了高杉、大村这两位对于陆军有着深厚影响力的前辈，试图正面说服陆军官兵以接受国家的需要去面对军缩案。
至于说效果么，其实要比大家设想的要好的多，山县和桂太郎所设想的群情激愤的景象并没有爆发出来，虽然田村劝说陆军上下接受军缩案的举动并不得人心，陆军军官在私下里对田村的举动多有不满，但是在公开的场合上，军官们并没有抱团闹事的迹象，虽然有个别人站出来质疑了军缩案，但始终没有形成一种军中抱团的对抗氛围。
这样的迹象确实挺让人意外，如果军中上下对于军缩案的反对只是这种程度，那么寺内压根就不必做出那种激烈的姿态，和政府妥协然后安抚军中上下，显然更有利于维护长州派在政治上的形象。
但是山县和桂太郎等人都忘记了，由他们来主导军缩案，首先遭到质疑的不是军缩问题，而是长州派的私心。如果军缩是公平的裁撤编制，那么其实官兵们并不是不能理解，只是难以接受现实而已，但假如长州派主导裁军，却又只裁撤非长州系的编制，那么自然会激发双重不满，也就更加容易引发被裁撤官兵的抱团对抗。
田村虽然是泛长州派的一员，但是他和山县在甲午战争中的公开冲突，这是陆军大多数人都知道的，因此当田村接任陆军大臣来劝说大家接受军缩案时，他代表的不是长州派的意志，而是替政府说话的军人，从这一点来说，针对田村本人的抗议其实没啥作用，因为改变不了政府的决定，换了其他人上来依然要执行军缩案，且未必还会如田村这样立场正确。
之后就是，田村是唯一一个愿意正面谈论军缩案的陆军高层，之前寺内正毅虽然以辞职向政府抗议军缩案，但寺内压根就没有再陆军会议上对军缩案表明自己的立场，他的辞职是个人决定，而不是经过陆军上下讨论后做出的集体判断。
从寺内的行动来看，寺内的辞职行动其实就是害怕承担责任，从而采取的一种逃避做出决定的行为。而田村虽然做出的决定不符合大家的意愿，但他至少没有逃避自己的大臣责任，他表现出的就是对陆军的负责态度，这就使得中下级军官很难以此来攻击田村个人，因为田村是在履行大臣的职责，他们对抗这种行为可以看成是以下犯上。
虽然陆军中对于以下犯上这种事其实也没看的多重，但是在形式上陆军是相当重视下克上事件的，至少主谋者是要承担起一切责任的。这是竹桥兵变以来，山县为了严肃军纪重点查办的军中纪律，士兵对于军官命令的无视，下级军官对于上级军官的不尊重，都会被施以严厉的处罚。
于是反对者同样面对着寺内正毅的难题，就是是否愿意为了大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结论是还真没有这样的人，即便是愿意为了大家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人，在田村为了国家做出必要的牺牲的说辞下，也认同了田村的这一说法。
所以，越是看重个人利益的人，越是难以出头公开挑战田村大臣的立场，而那些认同国家利益至上的军人，则又被田村以国家利益的说辞给打动了。当然，谈论接受军缩和真正实施军缩案，带给军人的感受也是不同的，谈论时至少还有个侥幸心理，认为未必会裁撤到自己，而当方案落实时，被裁撤的官兵的怨气就会迅速的上升。
所以山县和桂太郎虽然对于当前军中的气氛有所诧异，但也还是觉得这是大家还在观望阶段，只有当军缩案具体条款落实，被确定裁撤的官兵才会展现出自己的不满。
只是在田村劝说了陆军一圈后，并没有立刻开始推动军缩案，而是先提出了对于陆军退役人士及伤残军人退伍后待遇的问题，并向政府提出了要求解决，田村的上书得到了海军的支持，从而引起了一部分濒临退役的陆军官兵的期待。
应该来说，海军主导的政府在这件事上的反馈还是及时的，很快山本内阁就提出了建立电网公司以安置部分官兵，并决定对本次被裁撤的官兵给与了两项选择：一种是提供工作岗位；一种是提供教育资金或技能培训补贴，自行就业。
士兵们对于政府提供工作岗位一事普遍生起了兴趣，海军方面的士兵及一些基层军官倒是更看重后者，中高级军官则从田村那里拿到了电网公司的设立说明书，了解了这家国有公司今后的前景，他们也得到了田村的承诺，只要他们响应自己的军缩案，就能优先安排在电网公司的职位。
非长州派出身，或长州派的边缘人士，其实对于电网公司提供的岗位还是挺感兴趣的。因为对俄战争胜利之后，他们同样有这样一种认知，就是短时间内日本不太可能再发动一场大战了，这就意味着，他们现在的职位几乎已经到头了。
陆军中有油水的职位其实不多，哪怕是联队长级别的佐级军官，实际上也是日子过的紧巴巴的。倒不是说佐级军官的薪水太低，而是佐级军官需要把大量的薪水用在交际和补贴下属上，尉级军官几乎都是入不支出的，除非躺平，否则就不得不借债过日子。
而一个富有人情味的上司，当然要解决下属的生活问题，如果不这样就别指望下属在战场上给你卖命了。陆军中，联队长是和基层官兵联系最为紧密的中高层，联队长以上的军官就很难和基层发生什么联系了，所以联队长也是最会花钱的岗位。
所以对于裁军问题最为反对的，几乎都是联队长一级的军官，因为军队编制被裁撤，意味着他们之前的开销都白费了，他们在军中建立起来的人脉，到了社会上还有屁用。
现在田村等于是给了他们一个新的出路，在军缩难以避免的情况下，能够在国有企业中占据一个位置，总好过直接被陆军扫地出门，至少他们还能让一部分下属进入到企业，从而维系住自己的人脉。在日本，没有人脉几乎就等于是被社会所抛弃，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了。
于是心情忐忑的田村突然发现，支持自己的中层军官突然就多了起来，虽然他们对于退伍的条件提出了不少个人要求，但在思想上已经转变了过来，从完全抵触军缩，变成了有条件的接受军缩，到了这个时候，处理陆军军缩就不再是一个无解的难题，而只是麻烦比较多的大问题了。
这让田村大大的松了口气，他知道自己算是勉强渡过了这一关，山县和桂太郎的图谋应该是难以实现了，只要能够把军缩问题顺利的解决掉，那么宫中对于他的信任就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不再把他当成是可以抛弃的武人了。
不过在放下心来的同时，田村对于林信义在把握人心上的能力也感到了深深的忌惮，因为他同时也发现了一个问题，电网公司实际上还有着另外一面，那就是海军借此逼迫财阀和其他政治势力交出了一部分利益，这是打着军缩的名义进行的阳谋。
假如没有军缩案，财阀和其他政治势力显然是不可能让出电网这块业务的，几家电力公司为了争夺东京的电力市场，甚至都爆发了几次暴力事件，哪怕是陆海军的高层，都很难迫使这些财阀和政治势力做出退让，毕竟电网铺设的地方就等于是形成了垄断市场，这种利益显然不是仅凭个人权势就能让这些势力退让的。
但是现在么，为了让陆军接受军缩，宫中、国民都认为财阀们应该做出一点牺牲，且山本内阁执政后多次对于电力公司之间的暴力事件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这种行为极大的影响了东京城市的治安及妨碍了平民的生活用电需求，这使得舆论一致认为国家建立电网公司，剥夺电力公司的自建电网是一件好事。
所以，这一次的事件上，海军其实获得了最大的好处，他们既削减了陆军的编制，又打击了财阀和其背后的政治势力，并在国民面前成功的树立了平民政府的形象。虽然西园寺公望内阁号称是民党和官僚的联合，部分的代表平民的意志，但是西园寺本人却是大贵族，这个所谓的代表平民意志的政府，在政策上并没有倾向于民众。
而海军先后两任内阁，伊东内阁虽然把精力放在了备战上，但还是提出了不少维护社会公平的政策，比如对于工人的工作时间时长加以限制，并试图制定最低工资法和社会福利保障，虽然大多数政策因为战争的爆发而被迫中断，但是伊东内阁在平民眼中算是难得的愿意照顾平民的政府，而不是一味的高喊国家利益。
山本权兵卫此次刚上台就推动了军缩案，并从财阀手中夺取了电网业务，这无疑也是表明了他和伊东内阁的执政思路其实是相近的，对于民生问题都放在了极高的位置进行考虑。这样的执政思路，实际上正在淡化海军身上的藩阀特征，而使海军和平民联系在了一起。
田村对此是感到忧虑的，事实上陆军内部同样有着一种声音，就是认为陆军应当成为国民的代表，而不是天皇的军队，因为强调天皇的军队，实质上是让军队和国民对立起来，这将会让陆军失去国民的支持，而陆军的兵员正来自于国民之中，如果国民不支持陆军的话，那么陆军很难获得在国策上的话语权。
这种声音虽然是对于山县元老提出的天皇制军队理论的反驳，发出这些声音的军人未必是真的反对天皇制军队的说法，只是不满山县为首的长州派军人把控陆军的现实。但这无疑是陆军的一条出路，现在海军却先走了一步，田村自然是担忧的，一旦国民认同了海军作为自己的代表，那么陆军又该怎么办？
不过田村也知道，现在他还需要海军的支持，想要考虑陆海军之间的地位问题，这还需要他先克服长州派之后对他的打压，自己能够真正领导陆军的时候，现在并不是和海军争论的时候。
706
在飞鸟山涩泽荣一的本邸内，根津嘉一郎等垄断东京电灯产业的名人正在向涩泽子爵诉苦，他们的诉苦内容自然就是山本内阁插手电网建设一案，他们觉得这是以权力干预商业经营的蛮横之举，是对良好的商业自由的破坏。
对此，涩泽荣一只是倾听，并没有出声发表自己的看法，虽然在伊东内阁时他出山为海军站了一次台，但实际上涩泽并不想回到权力中心去，他之所以愿意为海军站台，是为了和他所看好的日本下一代政治人物建立起关系，以确保自己所开创的资本主义事业能够继续发展下去。
涩泽荣一眼中的下一代日本政治人物当然不是指伊东祐亨和山本权兵卫这些人，虽然相比起明治初年的政治人物，他们也可算是第二代，但这些人是没法成为未来日本的决定者的，因为他们距离明治初年的政治太近，使得这些人没法压住维新时代政治家们的光芒，他们只能传承这些政治人物的意志，而没法背离这些初代政治家们给日本设定的道路。
想要决定日本未来的下一代政治人物，必然是在初代政治家过世之后掌握权力的政治家，而这样的政治人物，现在都还是一群刚出茅庐的年轻人而已，老实说看起来每一个都差不多，在没有经历过时间的沉淀之前，谁也不能保证这些人能走到最后的位置。
但是林信义显然是一个意外，这个年轻人在无意之间已经把自己的同龄人远远的甩在了身后，让涩泽认为，他只要能活着就必然是日本下一代政治人物中最出色的一位，所以涩泽才会把重注下在他身上。和海军的合作虽然有利于涩泽财团，但是涩泽最为看好的还是和林信义的合作。
对于涩泽来说，到了他这个年纪，金钱利益和权力其实都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如何将自己的事业保留并进一步发展，最终让自己在历史上留有一席之地，这才是他现在最大的欲望。
根津嘉一郎这些电灯业的投资者对于山本权兵卫的不满，他是能够理解的，毕竟都是商人么，看到原本该是落入自己口袋里的钱却被官员用权力硬生生的掏出去，这可比官员强行向他们索要贿赂还要令人憎恨，毕竟贿赂是有上限的，而一个产业被控制了，商业的发展就遭到了限制。
只是，日本商业不受限制也就是维新以来这几十年而已，在江户时代，商人本就被处处设限，所以涩泽觉得这些年青商人实在是过于大惊小怪了。商人既不掌握政权，也不掌握武力，却试图把天下的财富都聚拢在自己手上，所以天然受到官员、军人及平民的嫉妒和不满，商人的自保之道无非就是自我设限，和用金钱供养权贵者以换取庇护。
涩泽荣一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才会把大量发展起来的新产业拱手让人，并极力维护和伊藤博文的关系，正因为涩泽财团始终不在第一行列中，所以涩泽财团的声誉远比三井、三菱、安田等大财团要好，国民发泄对财阀的不满时，很少把涩泽财团列入第一目标的。
山本权兵卫把电网事业从各电力企业中剥离出来，在涩泽看来这是一种相当温和的手段，如果是伊藤或其他人主导这件事，恐怕就会直接对各电力公司进行打压，然后扶植一家自己人的电力公司去吞并这些公司的业务了。
而且这件事上，山本内阁赢得了国民的支持，电力事业引入日本差不多二十余年，现在日本人都知道电力是个好东西，不但可以在夜晚提供更明亮的光线，还能带动机器运转。但是这样的好东西却依然不能在日本普及，因为电力的价格实在太贵，所以国民对于电力公司的贪婪向来是批评居多的。
特别是在武汉实施了国营电力事业后，对工业用电采取的低价策略，直接导致了大量资本向武汉的聚集，就连一些日本商人也把工厂从上海搬迁去了武汉。
这些日本商人对国内记者这样表示，虽然武汉不能给与外国人特权，但是也不歧视外国人，相比起上海被英国控制的电力和公共资源，日本商人在武汉反而比在上海更能和欧洲商人展开竞争。而武汉的电力价格之低，使得他们在武汉的生产成本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这极大的弥补了在工人工资方面的支出。
事实上武汉能够吸引到大量外国资本投资的优势还不止如此，武汉的工人工资虽然要比上海高，可是相比起欧洲工人而言还是要低的，而武汉工人因为获得了统一的技能培训，所以工人素质实际上要比上海的工人强的多。
而且上海市场其实是一种无序竞争的市场，也就是你在上海市场出售商品其实并没有什么固定的客户，买办只不过是包销了洋行的商品，而买办对于内地的销售情况其实并不是固定的，因为这种销售状况和当地的农业生产有着极大关系，要是农业收成不好，哪怕是地主也会减少消费。
所以洋行对于中国市场始终是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虽然这个国家的人口比得上整个欧洲的人口，可是这个国家的消费力甚至不如一个印度。除了那些和政府方面进行交易的军火贸易，其他贸易都不稳定，起伏波动都相当大，这对于工业生产来说，中国市场绝不是一个优秀的市场，因为工业生产需要一个稳定的销售市场，否则就不能让生产不断扩大。
但是武汉政权提供给了外国商人一个理想的销售市场，德国资本之所以大力支持武汉政权，就是因为武汉政权能够提供给德国资本以稳定上升的销售量，这使得德国资本可以按照计划不断扩大生产，从而保持了资本的不断增殖。
对于一个比武汉人口大的多的东京，且发展也比武汉早的都市，东京的电力事业发展了二十余年居然还是在无序竞争当中，这个城市一半以上的居民还没有享受到电力照明的恩惠，涩泽觉得把电网收归国有也没什么不好，这样大家就可以安心于发电设施的建设，而不必去和同行竞争客户了。
所以对于根津嘉一郎等人的抱怨，他一点都没有想要替大家出头的意思。当然，在这些人的追问下，他也含糊其辞的应付了几句，“虽然内阁现在的政策确实有干涉商业自由之嫌，但是国民的不满才是最重要的，要是国民都站在政府这边，那么作为商人就该顺从国民的意愿加以改正。毕竟，商人是依赖于顾客才能生存的…”
根津嘉一郎能够感受到涩泽荣一对这件事的敷衍态度，这可和过去的涩泽的立场有些大相径庭了，过去的涩泽向来是反感政府插手商业竞争的，他一直强调欧洲的商业之所以强大，就在于欧洲的商业自由上，政府不能动用公权力去干涉商业的自由竞争，这才能让商业保持良性的发展。
不过他本人其实对这件事倒也没有其他人那么的义愤填膺，虽然他也是利益受损者，但是他现在正逐步向着正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
东京-长野派系靠拢，因此知道这件事实际上是小川平吉等人在主导推进，在这件事上过于活跃，将会令小川对自己的看法有所改变。
如果是过去的小川平吉，根津嘉一郎自然不会加以理会，虽然小川和宫中和帝大法律系有着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能让小川和他所掌握的甲州-东京商人势力对抗，毕竟搞政治没有金钱的支持，是没法获得地方上名望家的支持的。
但是现在么，根津嘉一郎却不得不对小川为首的东京-长野派系表示一定的敬畏了，因为这一派系和海军建立了关系，并从大财阀中获得了资金支持。和对方相比，他们这些中小商人组成的圈子，反而成为了弱势的一方。
不过为了维持这个圈子的和睦，根津嘉一郎不得不出头来谋求对这一事件的解决，哪怕解决不了，他也得做一个样子出来，不能让人觉得自己不能承担责任，那么这个圈子就没法维持下去了。根津嘉一郎还是明白自己的实力的，没有了甲州出身的商人们的抱团，那么他实际上是没法抵抗三井、安田等大财阀的进攻的。
他们之所以过来向涩泽诉苦，就是因为他们其实也算是涩泽财团的外缘，东京电灯事业正是涩泽当年牵头组建的，虽然之后涩泽退出了企业经营，但双方之间还是保留了不少私人交情，在某些时候双方也是互相支持，以抵抗政府和其他大财团的施压的。
看到涩泽今次不肯出头，根津嘉一郎也只好问道：“那么荣一翁觉得，我们今后在电力事业上该如何经营呢？政府会不会得寸进尺，连发电事业也一并国有化呢？”
这个问题终于让房间内安静了下来，这显然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重点，失去电网的建设权力只是经济上受到了损失，但是大家担心这只是一个开始，要是政府最终目的是把整个电力事业都国有化，那么大家自然就要早做准备了。
看了众人一眼后，涩泽终于断然的答复道：“那样的话就确实过分了，我必然会和大家站在一起控诉政府的不当之举。发电事业是需要技术和管理的，从早前的国有事业来看，政府在产业发展上只会赔钱而已，这显然是对国家不力的错误决定，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想要走回头路的…”
涩泽荣一给出的理由虽然不充分，但立场至少是明确的，大家其实并不关心国有企业为什么只会赔钱，他们关心的是，政府会不会夺走自己的产业。而涩泽的表态算是给大家吃下了定心丸，这表示包括涩泽在内的财阀们会反对政府的得寸进尺，把个人财产占为国家所有。
能够得到涩泽的这个保证，来拜访的众人就松了口气，这是他们今日预设的底线，他们所担心的就是，当政府把打压财阀作为政治路线时，他们会成为被大财阀抛出去平息争端的炮灰。在这个底线之上，才是希望涩泽为他们出头，阻止政府的电网国有化计划。
不过显然涩泽只愿意保证底线，对于阻止电网国有化并没有什么兴趣，他随即看着其中一人发问道：“藤冈，你来说说，电网国有化真的那么的有碍电力事业的发展吗？”
藤冈市助作为日本第一批电气人才，他甚至和爱迪生有私人联系，因此他所领导的东京电气株式会社，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关东电力事业的技术支持者。和他一比，在场的其他人只能算是电力事业的投资者而已，在实际业务上是不精通的。
面对涩泽的提问，藤冈市助思考再三后还是老实的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政府实施电网国有化确实是从国民的需要出发，那么我认为是有利于电力事业的发展的。我只是担心，政府把电网国有化之后，只会低买高卖电力，而不肯把资金用在电网建设上，那么这对于电力事业来说，绝不是什么好政策。”
涩泽荣一听了之后，终于点了点头道：“藤冈说的才是公允之言，现在的重点在于政府把电网国有化之后要给出规划方案，好让国会加以监督，而不是一味的反对国有化。所以，大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国会对于电力事业的政府规划方案设计上，而不是反对国有化电网，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国民的支持么…”
涩泽的话语并没有说服众人，毕竟这个国会监督政府规划，怎么看都有些虚，能否真正落实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大家现在利益受损却是确定的。不过涩泽很快又说道：“当然，光依赖国会去监督政府还是不够的，我们各电力会社也该坐下来谈一谈了，像过去那样互相攻击，对于大家来说都是没有好处的，不如坐下来协商一下，规定好生产标准、商品价格，这样大家之间的争斗也就不会落在国民眼中，政府也就不会借助民意来打压市场竞争了…”
涩泽提出的其实是康采恩的模式，在经历了激烈的自由竞争阶段之后，日本国内的市场其实已经趋向于饱和，而这场对俄战争的胜利，使得日本的商品终于有了向外扩张的机会，因此涩泽认为自由竞争应当受到限制，当前日本的资本主义应当在维持生产的情况下，向海外市场扩张，并逐步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从而把一部分利益分享给劳动者，从而缓和国内的社会矛盾。
这一想法并不来自于林信义，但是林信义在伊东内阁时期提出的提高工人福利的经济方针，确实刺激了涩泽对当前日本国内社会矛盾的思考。虽然涩泽并不认同以劳动者为生产中心的经济理论，但也确实从过去的资本中心论转向了资本和劳动者并重的思想。
这也是涩泽对于林信义提出的亚洲经济循环模式认同的思想基础，即由日本取代列强成为亚洲各国的工业和科技提供者，同时又代表亚洲向欧美出口初级工业品，从而尽可能的替亚洲各民族保存一部分利润以改善生活，而日本也将会从这种国际贸易模式中获得利益。
对于涩泽的这个想法，如藤冈市助这样的留学派是极力支持的，他们看过国外的资本主义，知道日本和欧洲的资本主义的差距，认为当前日本的资本主义还是太过弱小，需要不断增强才能抵抗住欧洲资本的进攻。
但是对于那些旧商人转型的资本家们来说，他们相当的不愿意把自己的产业交给别人来经营，哪怕自己经营的水平不行，可至少公司是完全受自己控制的，不必受别人指手画脚。说句实话，这种统一经营的模式和国有化其实也没啥区别，不过是把产业转移给国家或是转移给个人的区别罢了。
哪怕是根津嘉一郎这种具有开阔眼光的商人，他认同自己控制竞争对手的企业，但反对把自己的会社交出来给别人管理。所以涩泽的提议，终究还是没能得到这些人的回应。
在涩泽看来，电灯事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加上现在政府又在推动电网国有化，因此这是目前最容易达成康采恩协议的行业，但是面前这些商人的私心，还是击破了他的幻想。他自然也就对这些人的兴趣大减，不愿意再和他们应酬下去了。
在这场会面结束之后，涩泽还是决定，要先从自己的亲信开始，建立一个康采恩的模板来作为典范，只有当这个模式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好处，那些目光狭隘的小商人才会放弃自己不合时宜的坚持。
707
随着河原要一逐渐坐稳海军大臣的位置，海军内部的争斗终于缓和了下来，于是林信义的精力开始集中在了革新团体内部的架构整理上。
虽然在林信义的主张下，革新团体建立起了总评议会和分评议会这样的上下级组织结构，虽然对于军队内部的规则来说已经违规，但是评议会作为一个讨论会议的模式，对于成员并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只是能够把不服从会议决定的成员开除出会议而已，这个组织的集权程度大致还在海军上层的容忍范围之内。
当然，既然组织已经建立起来了，那么组织的权威自然也就产生了，虽然革新团体主张自己是志同道合者集结在一起的讨论会议，并不是什么真正的政治团体，但实际上大家心里清楚，会议决定对于成员来说还是有着一定的约束力的，因为你不接受的话就等于是自动离开了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