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但是，他们的猜测阻止不了德国和武汉的合作，更是让袁世凯没法按照朱尔典的建议，以武力解决武汉。武汉劳工党又不是孙文这些民党，不要看孙文的民党现在控制了广东，但是孙文领导的同盟会内部就是一团糟，广东的军队更是混乱，不仅没有统一的指挥，各支军队连效忠的对象都是不同的，有支持同盟会的，也有支持本地士绅的，也有向外省势力靠拢的。
要是武汉和广东一样乱，那么袁世凯恨一恨心，向公使团借上一大笔钱，直接和武汉摊牌，搞不好就真的用武力解决了。但是武汉现在背靠德国，自己发展的又不错，袁世凯压根没把握能打的过对方，甚至连财务上都赢不了，因此他对于朱尔典的劝说，也是随口敷衍，完全没有真的去实施的念头。
第731章
作者：富春山居 数字：5011 吐槽：0 更新日期：2023-09-09 12:25:19
不过袁世凯很快发觉，想要和武汉和平共处也是不可能的了。1909年4月，洛阳到西安铁路通车，这对于陕西人民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却打破了西北的权力格局。
此前武汉并没有和北洋争夺西北的控制权，但是北洋也没有彻底拿下对于西北的控制权，因为当地的满人势力和地方势力，在武汉没有夺取西北的行动之前，都对北洋试图完全控制西北地区感到了不满，因此抱团对抗北洋驻西北的最高军政官员-杨士骧。
杨士骧虽然是袁世凯最重要的支持者，但实际上他在北洋团体内的地位要比其他人高的多，因为他是李鸿章提拔的，也是李鸿章安排协助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的助手，北洋后勤制度正是他一手开创，相比起他的弟弟杨士琦，杨士骧可不是依靠袁世凯才有的现在的地位。
所以杨士骧指挥北洋军队是毫无问题的，这也是袁世凯让其前往西北的一大因素，其他人要么指挥不动北洋，要么就是有了地盘之后可能独立出去，但是杨士骧作为北洋团体的股东，显然是不会因小失大的。
而杨士骧本人在实际政务上也是出色的，他代替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很好的保持了北洋对山东地方的掌握，而地方上对其评价也比袁世凯好的多。这样一个有兵权又有能力的官员主政西北，想要压制西北地区的地方势力，其实难度并不高。
只是，杨士骧进驻西北的时候，正是满人失去权力的当口，这就使得地方势力试图观望局势，不想轻易下注在北洋身上。而西北的满人势力，把西北当成了满人的后路，也不愿意把权力让给杨士骧，便支持这些地方势力反抗杨士骧。
虽然之后因为俄国向中国宣战，武汉军队北上抗俄，使得西北政局稍稍平稳了一些，一方面是国战期间反对中央显然会失去大义，另一方面是武汉的政策比北洋要激进太多，所以西北地方势力和满人势力都消停了下来。
但是在平静的局势下，暗地里的斗争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地方势力不可能容许杨士骧把手伸到基层的治理上，就算是大清朝，除了陕西之外，甘宁青都是地方自行管理的，毕竟这里是许多民族的聚集地，中央政府压根没有这么多精力来调解各族群内部的矛盾，只能让他们自行管理，官府只负责大的族群之间的冲突。
这样的统治方式就意味着，中央政府对于西北地区的管理是粗旷的，且需要从内地调拨大量的钱粮来养军和收买地方势力，但是在失去中央的统一财政之后，北洋驻西北的军队就不能完全指望从内地调拨钱粮过来，而试图在本地重建财政系统，以本地的钱粮养活自己。
北洋的这种做法自然是激怒了地方势力和西北的满人，毕竟这部分地方钱粮按照传统是养活他们的，北洋打着中央的旗帜拿走这些钱粮，他们吃什么？西北又不是内地，这里土地贫瘠，除了有水源的地方还能有些收获，那些干旱地区能养活农民自己就不错了，所以想要增加税收，就是逼当地民众起来造反。
于是，在武汉势力没有大举进入西北之前，北洋和当地势力已经斗的不可开交了，而09年4月洛阳到西安铁路的开通，实质上就代表武汉势力正式进入了西北。这条铁路的效果也是很明显的，铁路没有修通之前，西安城里其实还是满人说了算，铁路通车后，武汉派出的人员就下令西安满人自行拆除城墙，并且要求满人提交人口资料。
满城面积占西安府城四分之一强，人口约为西安府城人口近四分之一，除满城内有八九千满蒙军队外，汉城内还有五六千绿营，西安虽然最后接受了清帝退位诏书，但是满人依旧掌握着这座城市的武装力量。
这也是前陕甘总督升允被革职后逗留西安不走的原因，因为他认为满人还能依赖西安城以对抗北洋和武汉，从而稳固西北的形势，但是他没有料到西北的汉人及回民都抛弃了满清，在清帝宣布退位后立刻宣布支持民国，所以西安就变成了孤城，在北京的严令下，升允不得不返回北京，放弃了和北洋、武汉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想法。
不过即便升允离开，西安城内的满人也不愿意服从北洋派驻西北的最高军政官员杨士骧，面对满人的抵制，一度想要把西北政治中心移驻西安的杨士骧也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念头。
国家统一时，陕甘总督驻扎兰州是为了维护甘宁青地区的治安，并确保和新疆沟通的河西走廊的安全，但是在这个南北争锋的大争之势，北洋控制西安当然要比控制兰州重要。
但是因为满人不接受北洋军进驻西安城，而武汉也坚决不同意把西北军政中心转移到西安，表示北洋要是不肯去控制兰州，那么武汉将不再接受北洋控制西北的局面，这才迫使北洋不得不继续向西进驻兰州。
而北洋军离开西安后，西安立刻就恢复了老样子，虽然一部分汉人士绅获得了一些管理民政的权力，比如修路和开厂，但是政治权力和司法权力基本还是在满人和亲附满人的汉人官僚手里。杨士骧下达的命令，西安也是爱理不理。
在铁路没有修到西安之前，西安城内几乎和前清时期没啥区别，依然是满大人说了算。但是铁路修通之后，武汉就毫不客气的让满人拆城墙，并提交人口资料，显然是不允许满人继续掌握这座城市的权力了。
和北洋军入陕西时，西安城内的汉民无动于衷不同，北洋军不宣传革命，军纪虽然比普通清军要好，但是作派和普通清军没啥区别，除了不抢劫强奸外，拉夫派差依然是传统的。所以在这些西安市民眼中，北洋军和满城的大兵其实是伯仲之间，可好歹满城的大兵是西安人喂饱了的，这新来的北洋军天知道是什么德行，所以他们在满人和北洋发生冲突时选择了中立。
武汉虽然此前没有派兵进入陕西，但是在对俄作战中的胜绩，在内地推动的土地改革和对帝制的声讨，使得西安市民很清楚的知道，武汉军队是革命的，也是要打倒满人特权的，所以当武汉军队坐着火车进入西安后，立刻受到了西安市民的欢迎。
武汉军队进入西安的并不多，原则上这支军队是为了保护铁路运营，而不是派驻陕西的驻军。但洛阳到西安铁路开通之后，两地之间的行程从七天缩短为12小时，且能够携带大量装备，西安城内的满人将领当然意识到这代表什么意识，此前他们试图以地利抵抗汉人武装进入陕西已经不可行。
他们的反抗只会让武汉借机出兵西安，从而导致荆州、武昌满人的惨剧重演。在新疆满城和南方满城一一被清理掉之后，西安满人实际上已经没有一开始听到南方满人的下场那么激动了，过于悬殊的实力，和国会成立后对满城处理的法律化，使得西安城内的大部分满人都主张服从命令，相信国会颁发的法律来解决满汉之间的问题。
时西安将军文瑞是从山东青州调任而来，辛丑之后文瑞倾向于变法，认为过去的八旗制度已经没法维持，因此在青州时效仿汉人开工厂、兴学校，调任西安时也如法炮制，不过西安久处闭塞之地，西安满人要比山东驻扎的满人保守的多，所以成效远不及青州满城。
当铁路修到西安后，文瑞就知道西安城市保不住了，当他收到了武汉代表送来的要求，和左右商议后，决定服从武汉的命令。
文瑞对某些保守顽固分子是这么说的，“铁路一成，从汉口到西安可以直行，俄国人尚且不是武汉之对手，凭借我们这数千缺乏训练的老弱，怎么挡得住武汉一击？
北洋于我尚有香火之情，我们和北洋争辩一番，不怕他们翻脸。但是武汉于我是有深仇大恨的，若是我们拒绝，恐怕武汉是不会和我们谈判，而是直接宣布我们叛乱了，到时大家就连退路都断了。”
文瑞的判断不错，蔡锷此时已经带兵进驻洛阳，只要西安出现叛乱，他就预备进入陕西平乱，这样就可以避开北京的阻扰了。对于武汉来说，此前之所以不和北洋争西北，是因为中原地区尚不稳固，且中原和西北之间交通不便，分兵显然是削弱了自己的力量。
但是洛阳和西安铁路开通之后，形势就出现了变化，此时山西境内的大同-蒲州铁路正在建设中，成都-汉中铁路也在建设，这就意味着陕西成了西南和蒙古地区联系起来的枢纽，那么武汉自然是要把陕西纳入控制的。
四川、陕西、山西、河南的铁路网一旦联通，那么就等于武汉控制区变成了真正的一块，不再如之前那么的分散了。按照林枫同志对于中国工业化的设想，工业化就是对地区资源的重新整合，所以不能建立起一个快捷的交通网，就不能推动工业化的发展。
四川、陕西、山西、河南四省交通网的建立，可不是让武汉多了四个省的地盘，而是让武汉多了一片经济腹地，今后武汉就不仅仅只有武汉一个经济中心和工业中心了。仅仅依赖于一个武汉工业中心，劳工党就已经拥有了压制国内各方势力的物质基础，那么再多几个这个的工业城市，其他势力压根就没有挑战武汉的机会了。
而林枫同志对于先修铁路到西安，而不是先争夺陕西的控制权，现在也被证明是正确的一步，因为铁路刚刚修到西安，陕西人就完全倒向了武汉，压根就用不着什么武力。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现在的陕西已经不是唐代的陕西，唐代的陕西是真正的天府之国，三百里秦川足够养活陕西人了。但是清末的陕西几乎就是灾害不断地贫瘠之地，过度的开发使得陕西地区的植被几乎下降到了极稀少的程度，不要说土塬上很难储住水，连号称三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都出现了频频的干旱。
陕西适合种植棉花，质量是中国最好的，但是陕西地区的棉布却不能自给，只能从外地运入。铁路没有开通之前，甘肃一百斤麦子价值制钱一千文，但是一斤重的棉布价值七八百文，一户农民种地一年，就算是风调雨顺的年景，也不能给家里每人置办一件棉衣。
所以，陕西大部分土地在清末都改种了烟土，相对于烟土的高价，高昂的运输费又不算什么了，不管官府如何严禁，也很难阻止农民种植。所以当铁路开通之后，陕西人立刻就倾向了武汉，不仅仅因为武汉有着强大的实力，更重要的是武汉能够把铁路修进陕西，这将解决陕西的灾害和民生问题。
于是袁世凯愕然发现，武汉不过就是修通了洛阳到西安的铁路，就把北洋控制的西北地区挖去了一大片，还是西北最为精华的地方。那么北洋在兰州做什么？让武汉全面控制陕西后，甘肃、宁夏显然也保不住么。
因此在接到了杨士骧的来电后，袁世凯立刻向武汉提出了抗议，要求武汉把军队撤出陕西，且不得干涉陕西的民政和军政。不过武汉方面却和北洋踢起了皮球，秦力山代表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回电国务会议，表示武汉并没有派出军队驻军进入陕西，那是铁路警察部队，为了维护铁路安全设立的治安武装。
秦力山又在电文中表示，拆除满城和要求满人提交人口资料，这是国会对各地满城下达的决议，北洋作为西北地区的实际控制者，一直不执行国会的命令，现在反倒是对执行国会决议的人员横加指责，这显然是政府越界了，而不是他们的问题。
秦力山在电文里绕了半天，就表达了一个意思，让武汉的人撤出陕西是不可能的，陕西人民有发展的权力，国务会议不应当横加阻扰。袁世凯还没来得及对武汉的通电进行反驳，有一个坏消息传来了，杨士骧暴病去世了，这下北洋在西北的控制权更是摇摇欲坠。
袁世凯一方面需要从北洋内部挑一个合适人员去兰州接任杨士骧的权力，一方面还要和武汉争夺陕西的控制权，这其实对他非常的不力。因为当初北洋和武汉是达成了默契而非书面协议，杨士骧是国务会议提名，国会通过的西北军政最高长官，不是北洋内部的调派。
这就意味着，袁世凯和武汉继续争夺陕西的控制权，就有可能遭到武汉对西北主政人选的阻击，国务会议的提名不能得到国会的通过，那么袁世凯的任命就无效，估计北洋内部没有那个会冒这么大风险接受任命，因为一旦被武汉认为是非法任命，西北搞不好要开战，没人会觉得北洋在西北能打得过武汉军队。
于是中国的内政因为陕西及西北的控制权出现了矛盾激化，一时之间中国社会的舆论都把目光聚焦在了武汉和北洋的冲突问题上，对于中国和日本的合作的关注大大的降低了。
而在09年六月，朝鲜却连续爆发了两个事件，使得中日关系重新变得紧张了起来。第一个事件就是第二次国际和平会议的召开，两次和平会议的召集人都是俄罗斯帝国，不过第一次和平会议俄罗斯人还没有在远东挑起战争，所以欧洲各国还是很给俄罗斯人面子的。
但是第一次和平会议之后，俄国就在远东挑起了战争，这一度让国际和平会议变成了笑话，所以在远东战争结束之后，俄国再次提出召开国际和平会议时，欧洲已经没啥人愿意理会俄罗斯人了。不过波斯尼亚危机，让英法认为国内对战争尚未准备完成，因此保持欧洲和平是有利于自己的，这才改变态度支持俄国召集的第二次国际和平会议。
此次和平会议的举办地点还是在荷兰海牙，虽然名义上是和平，但实质上依然是大国之间的协调，09年六月召开，因为欧洲的紧张局势，使得大量小国参加了会议，比第一次会议足足多了17个国家代表。
会议开始十天后，三名朝鲜人出现在会场，表示自己是朝鲜国派出的代表，要求在大会上发言，控诉日本对于朝鲜的压迫。由于各国承认日韩保护协议的合法性，朝鲜没有独立外交权，因此三位朝鲜代表的资格不被认可，但是英国人出于破坏日中合作的需要，默许了其他各国支持朝鲜代表在会上发言的提案，于是就出现了海牙密使事件，给日本外交以猛烈一击。
第732章
作者：富春山居 数字：4732 吐槽：0 更新日期：2023-09-10 12:43:52
对于海牙密使事件，日本政府是惊慌失措的，山本权兵卫更觉自己完全成了背锅侠，因为朝鲜事务他根本插不上手，伊藤博文的朝鲜总督还没有正式卸任，加上朝鲜驻军又是陆军管理，山本不管是作为内阁首相还是海军大将，都没法过问朝鲜事务。
而最令山本不满的一点是，陆军为了接替伊藤之后的朝鲜总督一职，把朝鲜半岛的消息对内阁实施了封锁，因此内阁对于朝鲜王及民众的思想状态一无所知，他们和国民一样，只能从报纸上了解朝鲜发生了什么，这样的情况下让山本来承担海牙密使事件带来的恶劣国际影响，他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在内阁扩大会议上，也就是在重大事件上邀请元老参与决策，这种会议的规格几乎和御前会议相当，只不过御前会议是元老们用来制衡内阁的流程，也就是说，内阁扩大会议上制定出了符合元老意愿的决策，元老们就不会请求召开御前会议推翻，毕竟在御前会议上内阁就占一票，元老们则占据人数优势。
在本次会议上，除了海军方面试图把责任推给陆军之外，其他各方倒是难得的站在了陆军一方，认为这件事不应当让陆军出来负责，而是应当由政府出面解决问题。大家都很默契的没有追究伊藤博文这个朝鲜总督的责任，因为陆海军都不想让伊藤博文站到对面去。
但是保住朝鲜半岛的利益最终还是压倒了日本对外形象的维持，所以海军试图通过纠正对朝鲜政策的调整来缓和日韩民族之间的矛盾，最终被各方掩盖矛盾的主张所压倒。
伊藤博文和外相牧野伸显商议后，指示日本驻荷兰公使、万国和平会议代表都筑馨六质疑密使身份，要求万国和平会议向汉城发电求证密使身份，在伊藤博文的安排下，李完用以大韩帝国政府的名义代大韩皇帝回电，否认了派出密使。
于此同时，日本驻英公使向英国政府请求在此事上进行帮助，英国只是为了敲打日本，并制造日中矛盾，而不是要帮助朝鲜独立，密使事件已经在万国和平会议上发酵，中国与会代表表现出了对朝鲜密使的同情，并支持了朝鲜密使在大会上发言，英国人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因此也就不再继续刺激日本。
所谓的万国和平会议，本质是英法俄为了维持当下的欧洲和平实施的外交策略，实际上这个会议的主要议题，都是英法俄德奥意在闭门会议中完成的，就连美国人都没能参加这些核心问题的讨论，至于欧洲之外地区的和平议题，也就是让大家提出来讨论一下，并无实质性的决定。
因此，朝鲜王试图通过万国和平会议来约束日本吞并朝鲜的进程，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妄想，除了被英国人利用打击了日本的国际形象外，没有给朝鲜争取到任何权利。当英国人放弃了朝鲜人之后，会议上的各小国代表虽然同情朝鲜人的遭遇，可依然阻止不了大会将朝鲜密使驱逐出去。
中国参加万国和平会议的代表是宋教仁，对于此次和平会议，中国内部出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是孙文、黄兴、宋教仁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张，认为这次大会能够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应当积极的参与；一种则认为当今世界还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这个和平会议对世界和平不会有什么帮助，毕竟召开了和平会议的俄国在一年后就对中国展开了入侵行动。
当然，虽然认为万国和平会议没意义，但武汉和北洋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北洋的出发点是保留了前清政府对第一次万国和平会议的看法，及东亚战争后日本强行吞并朝鲜半岛，各国的无动于衷，所以北洋对列强保护世界和平的理念也就失去了大部分信心。
而武汉是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国家之间的和平是没法保证的观点，从而认定此次万国和平工会不过是帝国主义用来欺骗各国民众的一个把戏。
正因为存在这样两种不同的意见，中国对于参加此次万国和平会议并不积极，最终宋教仁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不过在对待朝鲜密使的问题上，宋教仁做出了同情的支持，因为他认为俄国退出远东之后，日中关系必然会围绕朝鲜和满洲展开激烈的对抗，所以保持朝鲜的独立，可以遏制日本对满洲的野心。
而武汉方面坚持马关条约所主张的朝鲜独立立场，同样是宋教仁所认可的，因此当朝鲜密使出现在会场外时，宋教仁不顾北洋政府的电令，还是放弃了中立立场，选择了支持朝鲜密使参加会议。
不过宋教仁很快就发现，他所期待的公理并没有战胜强权，日本虽然是新兴的有色人种列强，可终究也是列强的一员，在对待殖民地民族的问题上，一向抱有种族歧视的欧洲列强，这一次也还是站在了日本的一边，从而让朝鲜民众的代表失去了代表朝鲜的资格。
在宋教仁看来，朝鲜密使的身份其实不重要，朝鲜密使说明的日本对于朝鲜民众的压迫是不是事实才是会议应该关心的，但是在大国没有表态之前，大家还能同情朝鲜民众的遭遇，可是当大国表态支持日本之后，这些代表们却又认为他们是骗子，所以无权站在会议上代表朝鲜人民发言了，这显然是违背了公理。
在朝鲜密使被赶出会议后，宋教仁以私人身份去探望了三位密使，其中李儁因愤怒而卧床不起，另外两位密使也心灰意冷，认为朝鲜被日本吞并已经不可逆转。
看到朝鲜人的悲伤和愤怒，宋教仁只能劝慰道：“我国对于贵国人民的境遇是持同情立场的，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朝鲜之独立是不可动摇的，我归国之后一定会向国会强调这一点。请两位返回朝鲜后，也将中国人民的立场告诉朝鲜人民。”
只是两位朝鲜密使已经无意返回朝鲜，他们对于中国的承诺也缺乏信任，年纪较轻的李玮钟对宋教仁怀疑的问道：“可是中国方面不是一直在主张日中和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亚洲联盟吗？宋先生真的能够说服中国国会支持朝鲜的独立地位？在我看来，这只是您的一厢情愿，并不能代表中国的立场。”
倒是年纪较长的李相卨比李玮钟更为亲近中国，他并不愿意让宋教仁难堪，于是从中转圜道：“朝鲜和中国的友谊并非始于一日，万历时期，大明就帮助我国抵抗了日本的入侵，所以我们对于中国是心存感激的。
当然，在满人入关之后，中国文明呈现了后退之势，所以欧洲人才能在东亚横行霸道，因此我们相信，中国一旦重新崛起，那么必然是会帮助朝鲜恢复独立地位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武汉和北京究竟谁才能代表中国？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中国就不可能在东亚事务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对中国抱有极大的期待，但是我们不认为现在的中国会把注意力转向国外，因此我们不会期待中国现在出面保卫朝鲜的独立，能够遏制日本野心的，现在也只有美国了…”
对于朝鲜人的看法，宋教仁发觉自己居然没法回答，现在中国的局面就如朝鲜人所言，自保有余而向外发言还不足，毕竟中国内部还没有真正决出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按照中国的传统历史，这就代表着中国当下还处于衰弱时期，各方势力都会把精力放在争夺统一的机会上，而不会去干涉周边小国的政局。
毕竟按照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只要天下归于一统，四周的藩属小国除了向中央王朝献出忠诚之外，就不可能有其他出路。当然，现在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机器的出现使得这种旧时代的天下观出现了裂痕，说到底就是机器极大的弥补了周边小国和中国之间巨大的体量差距，农业时代那种碾压式的国力压制，当下已经不存在于东亚地区了。
宋教仁思考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对华夏天下观的冲击时，他在海牙的行动已经遭到了日本方面的强烈抗议，牧野伸显指示驻华公使向国务会议抗议，认为中国代表在和会上对朝鲜密使的袒护是对日本在朝鲜半岛权利的挑衅，并以此提出了日本在南满地区的利益问题。
东亚战争结束后，武汉反对日本在满洲拥有所谓的特殊利益，坚决收回南满铁路和关东州，面对武汉毫不妥协的姿态，赤塔共和国成立后和中国达成的和平互助协议，加上朝鲜义兵运动在朝鲜半岛的兴起，日本政府最终做出了让步。
不过日本政府的让步，是放弃了日本在满洲地区的政治利益，对于日本商人在满洲的经济利益，日本一直都在和中国方面纠缠。北满地区到还好，日本在战时就没怎么控制该地区，当武汉和赤塔共和国达成协议后，日本陆军只能后撤至滨海边疆区，因为陆军没法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对抗中俄的军事压力，日本在该地区压根找不到补给区域。
但是在南满地区，因为背靠朝鲜半岛及大连、丹东等港口，日本在战争期间几乎建立了一个日本控制下的地方民政系统，之后北洋军虽然接收了南满，但是日本人所任命的基层官员及设立的基层机构被大量的保留了下来，和北洋所恢复的前清时期的一些衙门构成了南满的统治政权。
在这样的南满局势下，日本商人大量的侵占原俄国人的财产及中国人的财产，也就成为了极为常见的问题。北洋政府需要日本在军事上的援助，英国虽然口头上支持北洋，但不舍得投入，把很大一部分责任推给了日本这个盟友。
而日本本身又不是什么有实力的列强，他给北洋支援的每一分大洋，都想着能够收回两倍以上的本息，而且今天给贷款，明天就要利息，这些利息自然就是满洲的矿产资源和商业利益。
所以北洋官僚大言不惭的吹牛，向日本借钱不用还，实际上日本人借出的款子早就从这种经济利益的侵占上拿回去了，只不过还钱的不是北洋集团而是南满的普通民众。
日本战后在满洲积极掠夺的资源主要是林木、铁矿和煤矿，但是日本人很快就发现，只要南满铁路和大连港不在他们手中，他们就不能以低费用的运输方式把这些资源运回国内。所以借助和会上宋教仁支持朝鲜密使一事，牧野外相再一次向袁世凯提出了合办南满铁路及大连港的建议。
所谓再一次，是指在日本政府不得不放弃把南满铁路和关东州算做战利品后，日本政府一直试图以商业合作的方式取得对南满铁路及大连港的控制权。
袁世凯对此局面也深感头疼，在他面临着西北发生变局的情况下，日本又开始在南满问题上发难，这让他有一种腹背受敌的感觉。
北洋的内部会议上，段祺瑞、王揖唐等主张和日本合作，因为南满被日本陆海军直接威胁，真要发生冲突，他们觉得北洋守不住南满，如果和日本打个两败俱伤，岂不是让武汉捡到了便宜。
不过唐绍仪、冯国璋等人反对和日本合作，认为日本对南满的野心极大，现在日本在南满的工矿业投资已经超过了其他各国，渐渐有一家独大之势，再让日本控制了铁路和大连港，那么南满到底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
唐绍仪、冯国璋等人的背后实际上是英美资本，他们同意日本在南满地区享有一定的特殊利益，但反对日本独占南满的利益，特别是美国人，刚刚才和武汉方面谈妥开发满洲的计划，这是美国资本准备通过对海外投资来刺激国内生产，从而走出经济危机的大计划，美国人当然不能容许日本人把进入满洲的通道给占了，那样美国资本还开发个屁的满洲。
而在这种微妙的局势下，第二件对日本不利的事件出现了。09年六月，日本军警向所谓的朝鲜义勇兵的巢穴间岛地区发起了清查反日分子行动，
间岛原名假江，系图们江北岸吉林省延边地区和龙县光霁峪前的一处滩地，本属中国领土，准"韩民租种"。在日本和俄国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的时候，日本人对这一问题并不关注，但是随着俄国在远东失利，掌握了朝鲜半岛控制权的日本就把这些和中国有争议的地方记录了下来，预备作为和中国交涉的条件。
应该来说，间岛问题的实质就是两班把朝鲜土地都占领了，使得朝鲜无地农民不得不越过国境垦荒，因为朝鲜地主不敢跑到宗主国的地盘上收租，所以这些越过国境的朝鲜农民反而获得了一些自由。
而对于中国方面来说，因为满清搞柳条边，大片的满洲土地都荒芜着，因此边境上的土地被侵占，满清根本反应不过来。俄国多次修约侵占中俄边境领土，就是采用这种移民开垦，然后再以开垦土地来索要领土，因此最终满清不得不放开了满洲移民禁令。
间岛问题其实和中俄边境的争端没啥区别，只不过朝鲜作为中国的属国且还是一个弱国，都敢侵占宗主国的领土了，所以才让满清官员有了抗争的欲望，若是换了俄国人，满清官员说不准就认了。
此前日中双方不欲在边境生事，因此对间岛问题采取了搁置，中国方面承认朝鲜可以派人管理垦民，但该地区是属于中国军队管辖的。为了确保不发生日中之间的正面冲突，中国方面要求义勇兵不得进攻朝鲜口岸及联系朝鲜口岸到罗津港的公路，这是为了确保吉林地区的商品外运。但是这一次日本偷偷的把军队弄到了边境，并实施了武装行动，破坏了双方的约定。
第733章
作者：富春山居 数字：5028 吐槽：0 更新日期：2023-09-11 13:48:09
和另一个时空不同的是，俄国人在辛丑条约签订后没有撤兵，所以得到俄国人支持的大韩帝国主义者没有挑起间岛战争，毕竟在俄国人看来，整个满洲都是俄国的领土了，还指使傀儡进攻简岛做什么。
不过在日本和俄国开战之后，这部分大韩帝国主义者转向了日本，和安重根领导的抗俄义勇军联合在一起，越过了图们江，当然这些怀抱着帝国主义思想的韩国军人，并不是为了解救中国人而去的，他们试图以出兵帮助中国的名义，占据间岛地区。
一开始，在军中安重根主张的亚洲联盟主义只是少数派，但随着日军占领汉城后强迫韩国政府签订了日韩议定书，宣布大韩帝国为日本的保护国，感受到了亡国危机的朝鲜军队基层官兵立刻抛弃了帝国主义，开始支持安重根的中韩兄弟说。
《第二次日韩协约》的签订，大韩帝国的外交权被日本夺取后，就算是军中最为坚定的帝国主义分子李敬顺、徐相懋、李范允等，也转向了民族主义。安重根所主张的，中朝之间无间岛问题，获得了义勇军上下的认同。
而中国的情况和另一个时空也有所不同，和清政府的全面保守战略不同，在边境问题上，清政府以无事为上策，就是只要邻国不提出主权要求，那么对于越界放牧、开垦、盗采、盗伐等问题，一律交给地方官员处理，绝不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外交问题。
正是在这种全面保守思想的指导下，俄国和韩国方面才会在造成大量的越界开垦后，提出领土争议。俄国人的逻辑就是，如果你说这片土地是你们的，那么我们开垦了这么多年，你们也没有提出过正式的抗议，只是让地方官员进行驱赶，这就说明你们的政府并不认为这是本国的领地，土地归属当然就存在了争议。
所以，在清政府时期，在边境争端上，中国一直都很被动，因为中央政府不想惹事，又要求地方官员保护领土不被侵占，所以边境官员实际上是动辄得咎，强硬不行，软弱也不行，上面没人负责，自己又解决不了，毕竟俄国人是有着一整个国家作为后盾在推行的边境前进政策，而中国方面则是地方官员的自行交涉。
于是在中国的陆上边境，处处都是问题，人家是得寸进寸，得尺进尺，清政府这边则是四处救火，救不了就只好割让土地。等待满清退位，民国在边境问题上就由武汉来主导了，武汉对边境问题的主张是，保住交通便利地区的进攻势头，在交通不便利的地方则坚持主张，但压制冲突，以防止吃亏。
在这样的思路下，中东铁路的两端，武汉都设立了重兵，赤塔共和国和中国方面签署了边境备忘录后，武汉才开始缓和中俄边境上的军备，但是在滨海地区，中日双方的对峙，其实是不断升级的。
在这场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日军虽然愿意退出满洲，但一度认为乌苏里江以东应当由日军占领，毕竟这一地区和朝鲜北部相连，且背靠日本海，所以日军认为自己在这一地区是占有优势的。
不过在原俄国滨海边疆区的南部，实际上是朝鲜人和中国人居多，而铁路沿线的各城镇则大多为俄人和中国人。也就是说，俄滨海边疆区人口最多的是中国人，其次是俄人和朝鲜人，日本人只有几百商人在这一地区，根本无力协助日军管理该地区。
意识到日军有强占滨海边疆区的想法，该地区的朝鲜人和俄人最终都投向了中国政府，于是日军很快就发现，想要维持对整个滨海边疆区的军事占领，其费用不比战时低多少。因为俄人和朝鲜人武装在该地区对日军的袭击，加上中国方面和赤塔共和国达成协议，进一步加强绥芬河一带的兵力，最终日方还是在谈判中做出了让步，在控制了海参崴到伯力的铁路线后，接受共同管理，以待日后该地区民众的公投，而中国也顺势拿走了中东铁路以南，图们江以北的土地，日本则独自占有了海参崴地区。
在陆军看来，这一方案简直是文官政府对于军队的背叛，他们在战场上流了这么多血，可结果得到最大好处的却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从滨海边疆区割走的土地，打通了一个通往日本海的通道，这显然和独占日本海的军方战略是相违背的，且这片领土把朝鲜北部和海参崴的陆上通道给切断了，这让陆军觉得自己在大陆上的国防圈被破坏了。
所以，陆军驻朝鲜司令部一直想要推翻谈判结果，认为应当把图们江和乌苏里江作为日本和中国的分界线，将中国人从日本海的边缘驱逐出去，从而形成以日本列岛为核心，东北亚大陆边缘作为国防绝对防御圈，从而保证日本列岛的绝对安全。
所以，这一次在间岛挑起日中冲突，可谓是陆军上下同心，同时也是沿着日本列岛绝对防御圈的思想设定的方案，而这一计划的负责人正是长州派的后起之秀-田中义一。
不过田中义一也清楚，当前不是日中全面开战的时机，所以他在计划中也特别强调不得对图们江和中东铁路之间的滨海南部地区发起进攻，虽然这一地区同样是朝鲜反日势力的根据地，但是在日中谈判中，日本已经承认该地区为中国领土，因此向这一区域进攻就会变成入侵事件。
选择间岛挑起日中冲突，除了间岛归属在日中之间没有定论外，重要的是，这一次的冲突是为了应对日本国内政治各方对陆军施加的压力，不是为了把日本拖入新的战争，所以需要限制冲突的上限。当然，作为一名日本人，认为中国和朝鲜之间的边境问题没有得到日本的确认就属于争议，这本身就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思考方式。
而日方动用了一个大队加上几百名警察越过图们江进入间岛地区抓捕抗日分子的时候，安重根此时正在吉林，和吉林工农兵委员会的负责人讨论将吉长铁路向东延伸到图们江的铁路建设计划。
从印度归来之后，安重根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接受了林信义给他灌输的思想，殖民地人民想要反抗宗主国获得独立，实际上依赖的不是战胜对手，而是在经济上拖垮宗主国的财政，从而引起宗主国内部的政治斗争。
林信义主张，农业国是没办法和一个工业国展开正面对抗的，特别是一个基本建立了工业体系的工业国家，双方如果展开正面对决，那么农业国在经济上和人力上都将处于劣势，当大量的青壮战死后，农业经济就会崩溃，从而只能接受工业国的殖民统治。
所以，殖民地反抗宗主国，一个是通过破坏宗主国的殖民统治能力，使其在殖民地的投入大于其掠夺的财富，从而使得宗主国内部出现反对殖民的舆论；另一个就是要发展殖民地的工业力量，尽可能的缩短和宗主国之间的工业力量差距。
这是林信义用以指导印度民族对抗大英帝国的民族独立运动思想，把这一思想用在朝鲜对日本的抗争上其实也一样是成立的。只不过日本距离朝鲜半岛的距离和日本人口对朝鲜半岛的优势，不能把安重根在印度的经历照搬，所以他很快就彻底的转向了亚洲联盟主义，只有在这一联盟主义下，中国才能变为朝鲜独立斗争的大后方。
武汉在对俄作战中取得了辉煌胜利，也进一步坚定了安重根对亚洲联盟主义的信心，因为他当初前往武汉的时候，武汉也只是满清治下的一个南方经济重镇，以田均一为首的劳工党在当地才刚刚推动工业城市的建设，但是等他从印度返回时，武汉已经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后勤基地，凭借着武汉的工业生产能力，中国的革命力量不仅打垮了满清王朝，还把俄国这样的强大帝国主义从满洲驱逐了出去。
因此安重根在听到了日韩保护协议后，并没有如那些民族主义者那么的愤怒，整天想着扩军和日本人交战，然后恢复朝鲜三千里家园。他一直在思考一件事，究竟朝鲜什么地方才是朝鲜的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