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而接下来的会议，也让郑汝成的预感变成了现实，林信义作为日本海军的联络官在寒暄了几句后，就提出了一个和军事演习无关的问题，“其实我这次作为日本海军的代表来和各位讨论军事演习的问题之外，还想和中国、朝鲜代表讨论一下三国当前在海洋捕捞业上遇到的一些矛盾该如何妥善解决…”
林信义提出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日本在海上战胜了俄国之后，日本渔民开始大肆越过传统海上界线，进入到了原俄国、朝鲜、中国的近海作业。
日本渔民的越界捕捞，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日本国内市场的需要，日本的城市化发展使得对肉食的需求开始上升，而海洋资源显然更容易满足日本快速增长的副食品需要；另一方面就是为了争夺中国的市场，在中国近海捕捞，然后出售给中国市场，这不仅免去了大量税收，还能获得了一个新的市场。
由于日本在海上的优势，加上日本已经开始工业化，所以日本渔民，或者说日本渔业公司要比中国和朝鲜的个体渔民更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这就使得双方矛盾不断增加。
一开始郑汝成以为，日本人是想要借助军演的机会对中国施压，毕竟朝鲜已经在日本的掌控中，压根不需要进行谈判。
不过就在他试图阻止林信义，表示渔业纠纷是外交部而不是海军事务时，林信义却反对道：“渔民之间的纠纷当然应当通过外交部去解决，但是国家之间的海上疆域及专属经济区，我认为这是海军应当关注的问题，假如我们三方的海军在这一问题上无法达成妥协，那么外交部是没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林信义的话得到了黎元洪和安明根的支持，如果不谈渔业纠纷，而是划定海上疆域及海上专属经济区，他们认为这是可以谈的，因为不谈的话，只会让日本渔民毫无忌惮的侵占中韩的传统渔场，最终制造更多的纠纷。毕竟中国和朝鲜现在在海上并没有力量去对抗日本海军，也就意味着他们对于海洋上的执法权没法得到日本海军的承认。
现在不管谈出什么样的结果，至少都可以给本国渔民以一定的保护，从而为三国渔民之间的纠纷建立一个裁判制度。郑汝成听完了林信义的主张后，也从反对转向了支持，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后，他向袁世凯汇报道：“日方提出建立经济专属区的建议，我觉得确实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一建议不是为了日本渔民能够在朝鲜及我国近海获得捕捞的权利，而是为了确保三国都有着一致的海上利益分割方式。”
袁世凯当时就有些意外的问道：“你说日本人提出设立专属经济区反而是约束了日本渔民对朝鲜及我国传统渔场的侵犯，那么日本人为啥要提出这样吃力不讨好的建议？”
郑汝成毕竟是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的，他实际上已经看明白了林信义这一提议背后的用意，因此毫不迟疑的向袁世凯解释道：“日本人应该是想要建立一个东亚新的海上秩序，专属经济区的概念一旦形成，那么日本就可以用这一规则来解决和列强之间的海上纠纷。
名义上，日本对我国和朝鲜做出了自我约束，但是这种新秩序形成之后，也代表着日本海军正式成为了新秩序的捍卫者，他们可以通过这一新秩序，开始排斥列强在亚洲的扩张势头。这就和英国海军和荷兰人订立了北海渔权协议的用意是一样的。
东北亚的海上秩序建立之后，东北亚就成为了日本的安全区，可以让日本海军放心的向太平洋及南方海域扩张了。”
袁世凯有些不大相信的问道：“日本人的野心我是知道的，但是他们真的有和列强对抗的野心吗？他们打赢了俄国人，不过是凭借着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支持，那可不是他们自己的力量。”
郑汝成则谨慎的回道：“日本的国力自然是不能和英法等国抗衡的，所以日本人才试图在东北亚先建立一个新秩序，然后把这一新秩序向亚洲地区扩散，只要各国认同这一新秩序，那么就代表着日本海军对于亚洲事务有着一定的发言权了…”
第744章
作者：富春山居 数字：4948 吐槽：0 更新日期：2023-09-22 12:29:11
袁世凯并不反对和日本人就海上专属经济区进行谈判，因为北洋其实受害最深，虽然日本人让出了大连和旅顺，但是日本渔民却把渔船开到了渤海口，和中国渔民争夺起了渔场，毕竟天津地区的发展使得这个地区的消费能力获得了极大的增长，日本渔民在渤海打完鱼，很快就能通过中国商人走私在天津销售，充做中国鱼获。
而能够把渔船开到渤海口捕鱼的，自然不是个体渔民，都是一些日本资本扶持的日本渔业公司，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不是把中国渔场内的鱼类资源运回国去，毕竟日本人自己可消费不了这么大的鱼获量。
日本工业化在渔业上的表现其实是惊人的，获得了较为现代化的船只和捕鱼工具后，日本的年海洋捕捞产量增长极为迅速，已经超过了日本鱼类消费市场的增长速度，所以跑到大陆架附近捕鱼并就近售出鱼获，已经成为了日本渔业公司的新热点。
虽然日本渔业公司的先进性也就比个体渔夫强那么一点，但是这一点就是现代工业组织和小农个体经济的差异，个体鱼夫完全没法和渔业公司展开竞争，特别是在渔汛期间，渔业公司的作业通常都是霸场以提高效率，阻止个体渔夫进入自己的作业区。
这种霸道的行为自然引起了中国渔夫的不满，因为他们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工业化作业，对于个体渔夫来说，渔汛代表着大家各凭所能，你要是收获不如别人是运气和技术的问题，但是你不能把人赶走，自己霸占一片海面，这显然违背了传统。
在蒸汽轮船和无线电没有发明之前，海上作业是靠天吃饭，出海的人在海上需要互相帮助才能渡过难关，因此传统的海上作业是讲究互助精神的，不互助的话你在大海上迷失方向失去了水和粮食只能等死。
而用工业模式组织起来的渔业公司更看重捕捞效率，所以他们是不可能让个体渔船漂浮在自己的作业区内阻碍自己的工作的，加上日中两国并非属于一个国家，因此这种个体渔民和渔业公司之间的矛盾很快就上升到了国家之间的外交问题。
袁世凯需要日本政府的支持，自然是主张压制本国渔民的不满，而为日本的渔船开脱，不过这种纵容日本渔船的做法不仅没有得到日本人的自我约束，反而刺激了日本渔业公司进一步在中国近海的扩大作业，于此同时近海渔民和舆论界对于北洋的批评声音也越来越大，认为北洋是满清之遗种，行事和过去的满清朝廷没啥两样。
如果没有武汉这个竞争对手，袁世凯自然是不会在意这点恶评的，毕竟渔民和知识分子手中都没枪，他们骂几句又不痛不痒，但是有了武汉这个竞争对手，对他和北洋的批评，都会变成对于武汉政权的赞美，这显然是对北洋的统治不利的。
这一次西北发生的变故，表面上看是因为杨士骧突然去世导致西北权力格局被破坏，西北本地势力和武汉趁机发难把北洋势力驱逐出了西北，但实质上还是北洋在西北的统治不得人心，即不能得到汉人的支持，也不能得到少数民族的支持，杨士骧不过是凭借前清时的地位和北洋的武力，加上个人的才能才保证了北洋对于西北的统治。
这种依赖个人能力建立起来的地方统治力，随着强人的去世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所以在本地势力和武汉发难时，当地就没有支持北洋重返西北的，甚至连前清的支持者都比北洋多一些，毕竟前清还占了一个正统的名分，而北洋压根就不被认为是正统朝廷。
袁世凯清楚，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北洋在北方的基本地盘估计都保不住，他虽然希望得到日本的帮助，但并不想做日本控制下的光绪帝，更何况日本实力和其他列强差远了，只不过其他列强不愿意在他身上加大投资，只有日本人敢，要不然他当然是抱英国和德国的大腿，而不是日本的小胳膊。
和郑汝成讨论了大半天，袁世凯也没看到日本海军提出的谈判包含什么陷阱，他觉得可以静观其变，虽然日本的意图可能是利用东亚新秩序来增加日本在亚洲的话语权，但这和中国有什么关系，中国完全可以不说话，任日本自己去发挥。
在北洋的静观和武汉、朝鲜的积极配合下，林信义很快就和中朝代表草签了一个协议：规定了专属经济区的标准，和建立三国海上仲裁庭来处理三国之间的海上民事纠纷，并讨论建立三国参与的海上执法队及救援队，对东亚地区的渔场及公共海域进行执法和救援海难船只。
这份协议草案在中国这边很快就得到了国会的认可，但是在朝鲜和日本都遇到了阻碍，在朝鲜反对的最积极的自然是统监府的官员，他们认为这份协议等于明确了朝鲜的国家主权，不利于日本对于朝鲜的吞并政策。
而日本内阁中，外务省官员认为海军的行动越权了，侵犯了外务省的独立外交权，日本议会中一些政客在看到了草案后也相当不满，认为海军在谈判中让步太多，完全没有保护日本渔民的利益。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最先提出三国海洋专属经济区谈判建议的日本，却闹着要退出谈判，中国方面倒是极力支持这一海上专属经济区的概念，并决定除和日本、朝鲜进行谈判外，还要和越南及南洋各国展开谈判。
面对国内舆论不利于自己提议的声音，林信义却并不感到无奈，他依旧和中国海军进行更加深入的沟通，为建立三国海上执法队做好前置工作。海上执法队正是建立亚洲联合舰队的初级阶段，毕竟一开始就提出建立亚洲联合舰队，必然会遭到中国海军的怀疑和列强的担忧。
海军高层是了解林信义谈判的目的的，他们自然会坚持推动三国专属经济区的谈判，最终为海上法庭和海上执法队的建立打好基础，没有这两个国际合作组织，日本海军就没法以合适的方式实施南下战略。
特别是海军中的革新社，一开始就了解林信义的用意，海上法庭和海上执法队一旦建立，那么日本就有借口让巴厘岛、苏拉威西岛的土著政权申请加入，从而通过这些土著政权的权力转移，合法的获得在南洋的海上执法权。
英国人作为海上霸主，虽然建立了大英帝国的海外执法体系，凡是英国人和外国人发生的纠纷，伦敦高等法院都有管辖的权力，甚至于两个外国公民之间的纠纷，只要和英国人的财产有着关系，也被纳入了伦敦高等法院的管辖范围。
大英帝国的霸权不仅仅在于皇家舰队的强势，也在于大英帝国司法权力的强势，但是这里面也还是有一个漏洞，就是大英帝国的司法体系是案例法，这就意味着大英帝国的海上执法权其实标准是不固定的，完全由伦敦的法官做出裁决。
因此大英帝国虽然控制住了全球各大海域，但这种控制主要在皇家舰队的武力震慑，而非法律条文的约束。英国人一开始并不承认荷兰对东印度所有岛屿都有着合法统治权，英国人自己都占领过巴达维亚等地，只不过英国的殖民重心在印度大陆，面对自身力量不足，英国最终还是让荷兰人保持了荷属东印度的殖民地。
随着欧洲各国工业革命的初步完成，大英帝国的霸权在欧洲遭到了严重的挑战，这个时候英国的扩张主义开始消退，主张建立各地势力均衡的国际秩序在英国内部获得了主流的认同，在这一思潮下，默许荷兰把东印度群岛纳入统治，以阻止德国、美国、日本占据群岛就成为了英国在南洋的外交方针。
不过英国外交上的不确定性，荷兰本国国力的弱小，德、美、日这些新兴列强快速增长的国力，使得荷兰想要把荷属东印度群岛完全纳入统治，其实合法性相当不足。
德国和美国主要是在欧洲遭到了英国皇家舰队的压力，因此不能不谨慎的对待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上的扩张政策，而日本虽然远离欧洲，但是在国力上和其他列强差的太多，如果没有合理的借口，自然不可能去干涉荷兰人的行动。
但是如果有了海上法庭和海上执法队，然后让南洋土著政权自愿把权力让渡给亚洲合作组织，那么日本就有了合理的借口介入南洋问题。这也是革新社完全认同林信义主张的三国专属经济区谈判的基础，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日本实际上在这场谈判中失去了一部分利益，毕竟中国和朝鲜在没有对抗日本海军的实力下，压根没法保证自己海上的利益。
可这场谈判却给了日本海军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能够让海军从被列强束缚的东北亚海域向南方海域扩张势力。相比起一点渔业利益的损失，海军自然更在意打破列强对于自己的封锁。
这也是林信义对国内舆论不利声音不感到紧张的原因，因为这是海军整体利益的需要，不是他个人的美好愿望，为了确保海军的未来，海军自然会去压制对谈判不满的力量。
情况也和林信义预料的差不多，在需要海军的支持才能压制陆军在朝鲜问题上的退让情况下，外务省和宫中最终还是向海军的坚持屈服了，他们不可能一边要求海军反抗陆军，一边又站在陆军一边反对海军，而明治天皇的身体健康已经进一步恶化，他需要国内局势的平稳。
于是明治以日俄战争的功绩对元老、重臣进行了一次嘉奖，将伊藤、山县等人提升到了公爵，这应当也是明治天皇最后一次提升这些元老重臣的爵位了。这既是对元老重臣的安抚，也是在准备交代身后事了，伊藤等元老认为，未来几年内日本需要和平，以避免时局出现大的动荡。
伊藤等元老的意思，就是当前日本国内的社会矛盾是恶化的，国民是依赖对于天皇的尊崇才不得不服从于政府的政令。天皇在的时候，军部想要打仗是没问题的，因为有天皇这个国民精神上的信仰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至少国内民众会听从天皇的旨意团结对外，但要是天皇病情突然恶化，而日本又陷入战争之中，那么日本的社会矛盾就可能突然爆发，倒时没有人能够再号召国民放下武器服从政府。
山县有朋在这一点上是认同伊藤这位老友的，因为他知道皇太子在国民中的声望远不及明治天皇，且皇太子因为生病，很少出现在公众和军队面前，大家对他的印象并不深刻，一旦天皇真的病情恶化而有不忍言的结果，那么日本还真的不能打仗，否则军心民心一旦崩溃，日本将会遭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天皇身体健康的因素下，陆军也不得不放弃了对于海军的攻击，而失去了政治上的支持，国内舆论对于三国专属经济区的谈判批评，实际上已经失去意义，因为民众的不满不能通过有效的渠道变成真正的政治对抗。
而在这个时候，东洋经济新闻报突然刊登了一系列对远洋捕捞船作业控诉的报道，这些报道揭露了在远洋捕捞船上，资本家是如何压榨和奴役渔业工人的，那些被骗上船的船员几乎成了奴隶，监工动辄对完不成定额的船员进行打骂，因为远洋渔船的特殊环境，船员生病压根得不到治疗，船长也不愿意为了生病的船员折返港口，所以许多只是小病和小伤的船员，最终却失去了生命和手脚，船长们是发了财，但船员们除了伤病之外，几乎什么也得不到。
这些系列报道极大的打击了那些渔业资本所鼓吹的，他们是为了日本人的利益去海上作业的说法，甚至还隐晦的批评了日本海军对于这些渔业资本的庇护，对暴动的船员进行镇压。这些报道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如果没有一个海上秩序和救援组织，那么远洋捕捞只会让资本家富裕起来，穷人只会变成船上的消耗品，日本的渔船就算开的再远，也不会为日本的平民带来什么利益。
这些报道的刊登，虽然引发了一些浪人的抗议，不过却得到了日本工人阶级的极大反响，爱国浪人对于报社的围攻很快就被工人组织的护社团体所阻止，以至于爱国浪人只能向警察局投诉，东洋经济新闻报是过激主义者主持的反对天皇的报纸。
不过这种投诉很快就被无视了，毕竟内务省上层都知道，东洋经济新闻报背后的支持者是艺术基金会，而艺术基金会代表着海军和宫内省的利益。指控东洋经济新闻报反对天皇显然是不合适的，这等于是指责宫内省和海军反对天皇，内务省就算是官厅中的官厅，也扛不住宫内省和海军的压力。
关于远洋捕捞船上奴工问题的讨论，最终消除了对于三国专属经济区的批评影响，日本人的注意力很快就转向了对于财阀践踏法律的声讨。渔业资本把日本船员当成奴隶对待，这显然是践踏了日本的法律，只不过过去没人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海军又支持渔业资本的扩张，所以这种事和矿山制造的毒水岸一样，被日本政府及司法机构给压制了。
老实说，相比起那些被矿山资本家毒害的农民，远洋渔船上的船员其实更悲惨，因为船员没有为其说话的有力人士，而那些村民能得到法律界人士的支持，就在于他们也是地主，所以得到了全国地主们的支持，才会和矿山资本家斗了十几年。
这一次海军自己先抛弃了渔业资本，加上日本工人阶级对于船员的同情，才使得原本处于社会边缘的远洋渔船上的船员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关心。
而大财阀为啥和海军一样放弃了这些小资本，因为林信义提出了更大的三国渔业捕捞计划，在林信义的计划中，一旦三国专属经济区谈判成功，那么日本就可以重新整合东亚三国的远洋捕捞业，然后向三国渔业公司提供更多更先进的渔船及冷藏运输船，并建立起现代化的食品加工厂，向亚洲进行销售。
林信义把财阀的目光从一线的捕捞业转向了为捕捞业提供渔船等设备的工业制造业，这样一来和中韩争夺渔场就没必要了，增强中韩的渔业捕捞规模，才是有利于日本工业发展的。
第745章
作者：富春山居 数字：5035 吐槽：0 更新日期：2023-09-23 12:49:22
1909年10月下旬，中韩东北边境勘界协议正式签署，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代表大韩帝国和日本帝国签字，中方代表是秦力山和唐绍仪，朝鲜东北地区人民代表是李相高。
虽然李相高才是朝鲜人，但是他只能在附属协议中签字，代表朝鲜独立军和日军停战，这令他深感羞辱，但他也不得不屈服于现实，假如没有中国方面的支持，朝鲜甚至都不能和日本人坐下来谈判，更加不用谈什么设立东北特区的协议了。
根据这份协议，日军至少承认了东北高原地区属于朝鲜人自治区域，而且日军还让出了清津到罗津地区的海岸线，承认了东北特区的船只出海不受日军骚扰。这在一年前还是无法想象的事情，虽然朝鲜人渴望把日本人赶出家园，但是朝鲜人也明白打败了俄国人的日本陆海军不是朝鲜能够抵抗的力量。
即便日本人没有解散大韩帝国的武装力量，整个大韩帝国的武装力量也才28000人，而且只有5600人是装备了俄式武器并实施了俄式军制的新军，李熙筹集新军的目的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力，而不是强大朝鲜，所以这支军队并没有成为朝鲜开化的支持力量，反而变成了加强李熙王权的武力，这使得朝鲜错过了甲午之后日本无力向外扩张的窗口期。
作为两班出身的李相高虽然曾经是王权的支持者，但是在经过了朝鲜东北地区的独立运动后，他也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专制王权限制了朝鲜人民的自由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热情，仅仅以人口稀少的朝鲜东北地区的民众的觉醒反抗，日军动用了一个多师团都没能镇压下去，而在人口繁茂且经济富庶的南方，日军一两个大队就能扫荡聚集起来的上万义兵了。
两相比较，就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指望两班去抵抗日本对朝鲜的入侵而不肯发动民众的力量，那么除了树立一些气节人士之外，并不能让朝鲜民族获得自由，专制主义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日本侵略朝鲜最大的帮凶，所谓的五奸七贼，实际都不如一个李熙对朝鲜民族的独立事业危害更大。
在意识到这一点后，李相高就从亚洲联盟主义和劳工主义的反对者变成了支持者，所以他才能代表朝鲜独立军来签署这份独立军内部尚未完全支持的停战协议。独立军中的激进主义者和一些王党分子，都不希望停止战争，试图和日本人继续战斗下去，直到日本推出朝鲜为止。
李相高其实能够猜到这些人的想法，他们试图点燃中国和日本的战争，并在这种大国冲突中找到独立的机会。不过这种想法早就被安重根所批判掉了，安重根认为朝鲜近代历史的悲剧，就在于开化党想要借用日本的力量来摆脱清朝的控制，结果赶走了一个衰败的宗主国，却引来了更凶恶的野兽。
安重根指出：独立军中一部分人依旧还在迷恋所谓的外国力量，而不肯承认本国劳动者的力量，他们觉得朝鲜人压根解放不了自己，必须要有一个外国主子才能让朝鲜恢复秩序，而这种秩序就是李朝一直用来压制朝鲜民族生命力的专制王权。
最终安重根表示，朝鲜民族的自由只能依赖朝鲜人民的觉醒后自我争取，决无可能等待一个解放者从天而降。在获得了抗击日军对朝鲜北部义勇军围剿的战绩上，安重根及其创建的劳工党在朝鲜独立军和北部民众中大大的上升，他已经被一部分朝鲜人视为能够领导朝鲜摆脱殖民地处境的民族领袖。
此前还能和安重根对抗的独立军将领，朝鲜闻名的儒生，现在都没法和安重根进行独立路线的辩论了，因为朝鲜军民只相信能够带领他们获得胜利的安重根，而不会去跟随那些只会慷慨陈词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朝鲜的民族主义者总喜欢把独立军的功绩视为民族主义的胜利，但事实上脱离了劳工党和土地改革政策，民族主义者连一块牢固的根据地都建立不起来，民族主义确实能够煽动朝鲜民众向日本侵略者展开反抗运动，但是这种运动因为缺乏物质支持，难以建立起大型组织和长期的作战能力，而没有组织和长期作战的能力，就不可能迫使日本这样一个军国主义化的列强放弃入侵。
所以民族主义者虽然反对安重根，但是他们却不能脱离安重根建立起来的军政组织，此前一些民族主义者反对土地改革政策和劳工联合的主张，他们甚至脱离了独立军自己另起山头和日军作战，但是这些人不是被日军剿灭了，就是投降成为了日本人的合作者。
为什么这些愿意为了朝鲜民族去牺牲的民族主义者会投降日本，因为从一开始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和土地财产，和劳工主义相比，日本人虽然剥夺了他们一部分特权和财产，但是日本人允许他们保留压迫朝鲜人民的特权和一部分土地财产，他们当然宁可投日也不投劳工党了。
所以，现在还留在独立军中的民族主义者，要么是认同劳工主义的，要么就是知道民族主义确实打不过日本侵略者者，他们和安重根决裂就等于是自杀，面对安重根在和谈问题上的坚决，他们也只好退让妥协。
虽然这份协议没有达到朝鲜民族主义者的理想，但还是给了朝鲜人民一个发展独立事业的机会，李相高是抱着惆怅和希望签下自己的名字的。
和朝鲜人签字时的纠结心情不同，中日代表签字的时候都是松了口气，中方代表为避免了战争而松气，日本方面则为解决了朝鲜这个麻烦而松气。
伊集院彦吉实是牧野伸显的妹夫，萨摩阀的少壮派之一，政治上他和牧野是保持一致立场的。就本意上来说，牧野支持海军，但希望海军支持自己而不是对自己发号施令，作为一名外务省大臣，牧野更希望落实这一点。
但是，目前来看，新萨摩阀是以海军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新政治势力，这一派系对于萨摩出身其实没那么看重，对于过去的萨摩名门也只有表面上的尊重，在政治上压根不理会这些名门的政治想法。
比如对于西乡隆盛的定位问题，除了西乡隆盛的直系后人，其他西乡家族成员其实并不主张为西乡大张旗鼓的翻案，以避免刺激到天皇、岛津家族和大久保一系的神经。
西乡从道在世的时候，也只是谈西乡在倒幕事业中的功绩，而很少谈西乡隆盛的政治事业，实际上就是和西乡隆盛的政治路线划清了界线，表示自己并不是哥哥的政治理念继承者。
西乡从道可以这么做，毕竟他是跟着哥哥一起参与了倒幕事业的，所以即便他否认了西乡隆盛的政治理念，但大家还是会承认他是西乡家族的代表。这个西乡家族指的是西乡隆盛所属的家族，不是西乡从道等人的家族。
而西乡从道故去之后，其他西乡家族之人想要和西乡隆盛划清界线，却又想要获得西乡隆盛留下的政治遗产，这就未免是想多了。事实上西乡从道去世之后，西乡家族在海军中的势力就一落千丈，山本权兵卫虽然是西乡从道的亲信，但他并不承认自己是西乡家族的政治代言人，他是有着自己的政治立场的。
不过林信义在海军中的异军突起，使得西乡隆盛对于倒幕事业的贡献再一次获得了确认，只是林信义推崇西乡隆盛，却并不认为西乡的后人就天然代表西乡隆盛的政治理念，所以西乡从道的后人虽然得到了一些好处，但对于海军和新萨摩阀并无什么话语权。
海军中的西乡派实际上是林信义组织的革新社，在其强势的政治和经济路线下，大久保和岛津等萨摩阀的分支也不得不低头加入了新萨摩派。至于一些极端顽固分子，实际上已经被新萨摩阀摒弃在外，无法再以萨摩阀的名义获得政治上的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身为少壮派领袖的牧野伸显也没法和新萨摩阀的意志对抗，而今次新萨摩阀的意志就是海军的意志，促成日中和平，在此基础上成立亚洲合作组织，从而建立起以日本为主导的亚洲新秩序。
这一新路线自然要比外务省精英官僚所主张的外交独立及亚洲平衡外交要强的多，外务省精英官僚的外交独立，一直没有得到军部和元老们的支持，每一任首相都反对外务省所谓的独立外交主张，虽然原则上外务大臣是直接受命天皇而不是首相的。
不过和外交独立的争议相比，亚洲平衡外交理念被亚洲新秩序理念击败，才是外务省精英官僚最大的危机。外务省精英官僚在外交上的理念其实就是从英国全盘照搬，英国在欧洲搞均势外交，外务省官僚也弄出了东亚大陆的平衡外交。
只是在小村寿太郎之前，外务省的精英官僚们能够把国际法倒背如流，但就是说不清什么叫东亚大陆的平衡外交，直到小村寿太郎担任外务大臣，制定了从属英国外交的日本外交，才算是初步说明了日本的东亚大陆平衡外交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简单的说，小村外相认为英国作为世界霸主的地位不可动摇，所以英国在全球建立的均势外交也是难以动摇的，日本无力挑战英国所建立的世界秩序，因此只能站在英国的一方维持这一世界秩序，从而在这一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下找到日本的国际地位。
小村外相以这一外交理念为指导，推动了日本对抗俄国在远东扩张的外交路线，并最终让日本和俄国走上了战场。虽然日本确实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并打败了俄国，但是这样的胜利对于日本来说就是沉重的负担，因为日本没法从这样的战争中获得好处。
日本确实维护了英国在远东谋求的秩序，但是日本如果不破坏这一秩序就没法从朝鲜、中国身上获得足够的利益补偿日本的付出。所以，东亚战争结束后签署的和平协议，实际上已经宣告了小村路线的破产，因为日本已经取代了俄国成为了英国在远东秩序的挑战者。
海军在此时提出了日中合作的亚洲新秩序，实际上就是拉中国及亚洲其他民族对抗英国建立的亚洲秩序，从而为日本赢得扩张的机会。外务省的精英官僚虽然认为海军提出的新路线是在玩火，因为他们始终觉得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是不可挑战的，陆军的看法也差不多，所以外务省和陆军的主流观点都是在英国主导的秩序下切割较为弱小的中国的利益，而不是直接挑战英国建立的国际秩序。
不过这一主张随着简岛事件的爆发也宣告破产了，陆军和外务省官僚发觉，不要说中国，就连朝鲜想要消化吞下，现在都远远不是时候，日本在这个时候去谋划中国的领土，只能让中国进一步把朝鲜半岛变为混乱的交战区，让日本难以维持在朝鲜半岛的统治。
海军主导的日中合作的亚洲新秩序，终于压倒了外务省的大陆平衡政策，成为了这一届内阁的外交指导路线。而09年9月举行的东亚三国海上军事演习，因为遭到了德国政府的严重抗议，也刺激了国内舆论对于日中和平的支持，这使得外务省也不得不顺从民意，尽快和中国达成朝鲜边界问题的谈判。
对于伊集院彦吉这样的外务省官僚来说，自然知道此次德国政府向日本、中国提出严正抗议，确实是因为日本首先挑衅了德国，在海上军事演习开始后不久，日本海军方面提交了第二阶段的演习计划，表示某国以山东某港为基地向中国发起入侵，试图占领山东地区，联合舰队为保卫东亚和平对该国实施了武力阻止。
在英国已经交出了威海卫后，列强在山东的租借地只有一处，就是德国租借的胶澳，也就是说这场演习直接把德国视为了敌对势力。作为受邀参与演习的德国人自然是不能忍受这样的屈辱的，德国军舰宣布退出演习，并向柏林提交了报告，于是这场军事演习立刻引起德国民众的愤怒。
但是对于日本民众来说，他们压根不知道军事演习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只知道德国人又一次对日本提出了战争威胁，在这种刺激下，日本人也没有去寻找所谓的真相，直接翻出了三国干涉还辽的旧事，认为德国试图又一次用战争威胁日本，试图扩大德国在中国的利益。
在这种民族情绪的刺激下，反对德国自然成为了日本民众的第一诉求，于是原本反对日中和平的日本人也纷纷转向，认为当前日本的主要敌人还是西方列强。德国是仅次于英国的欧洲大国，日本人当然知道自己是打不过的，虽然有着日英联盟作为后盾，但是中国要是倒向了德国，对于日本来说也是不能承受的后果，于是日本人立刻恢复了理智，支持东亚和平的声音成为了国内的主流。
对于英、法两国来说，日本和中国举行的海上军事演习把德国设定为敌人，他们是乐见其成的，美俄或者不想看到这样的场景，对于这两个没有具体力量干涉远东局势的列强来说，利用列强一致的原则来维护自己在东亚的权益是唯一的手段，所以两国并不想看到东亚联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场景。
但是英法和德国之间的冲突已经无可能化解，法国认为如果再不和德国打一场洗刷普法战争的耻辱，那么等到英国的外交政策转向，法国必定没有能力单独打赢德国，而英国则认为不趁着现在支持法国和德国开战，一旦俄国退出三国协议，法国必定不敢对德开战，那么欧洲均衡的局势就有可能失控，东西两面稳定下来的德国，必定会向印度发起进攻，到时英国就需要在印度和德国展开陆地战争了，这是英国没法赢得胜利的战争。
因此，英法一直在国内煽动反德情绪，无视了德国国内和平主义者反对欧洲战争的努力，在这样的前提下，东亚均势原则也要让位给打击德国海外势力的行动，日本针对德国的海上军演，得到了英法的认可，英国向日本政府保证，英日同盟在德国向日本宣战时是有效的，不过英国并没有向德国政府宣布这一外交原则。
而北洋集团一开始对激怒了德国是感到恐惧的，但是很快袁世凯意识到，这一事件或者可以分离德国和武汉之间的合作关系，因此他下令驻德公使向威廉皇帝解释了北洋并不支持这一军事演习，这完全是武汉方面的意思。
第746章
作者：富春山居 数字：4619 吐槽：0 更新日期：2023-09-24 12:55:00
袁世凯向威廉皇帝释放的善意并没有被皇帝所重视，因为在威廉皇帝眼中，德国在远东的利益远远及不上德国在地中海地区的利益。因此奥斯曼帝国的重要性都要比东方的那个老大帝国来的重要，当然这只是皇帝及其身边部分老派贵族的看法。
事实上德国1909年的出口货物总值经过估算，大约会在1908年的基础上增加25-30%，其中一半以上的增长来自于对中国的出口。按照德国一些经济人士的预测，假如中国的发展继续保持现在的高速，那么十年之后，德国在全球出口中占到的份额应当赶平大英帝国或超过其，而仅仅是英国本土的出口份额的话，那么今年或者明年就已经实现超越了。
即在威廉二世眼中的东方老大帝国，实际上正成为德国经济界越来越重视的贸易伙伴。前克虏伯公司董事长弗雷德里希·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和一批德国工业界人士都主张稳固和中国的关系，以使德国工业获得这个新兴市场的大部分贸易份额。
这一次中日海上军事演习并没有破坏德国工业界、金融界对于中国的观感，即便没有克虏伯领导的德中商会为中国辩护，大部分德国工商业人士也认为这场东方的军事演习不能算是中国对于德国的挑衅，而是英国和日本在东方掀起的反德阴谋。
自从英法、英俄签订协约，德国人就认为一个反德同盟在欧洲大陆诞生了。其实对于法俄的反德，德国人是能够接受的，毕竟德意志能够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实际是在英国的扶持下，因为英国需要一个中欧国家以避免欧洲被法俄奥所瓜分。
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正是大英帝国，这也是德国亲英人士众多的原因，当威廉二世发电报祝贺南非德兰瓦士总统挫败了英国人的阴谋时，德国的舆论一开始并不支持皇帝，因为德国人普遍认为世界的霸主依然是英国，德国没有这样的力量去挑战英国。
而这场电报风波最终以威廉二世给维多利亚女王写信道歉了结，德国人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耻辱，但是英国国内的反德情绪确实引起了德国民众的不满，许多德国人认为这不过是皇帝不当的举动，但是英国人在伦敦捣毁德国商店，在码头袭击德国水手，显然是对德国人民的冒犯，而英国人并没有为此道歉。
电报事件之后，英国和法、俄又缔结了协约，对于一个已经完成了中学义务教育的工业国国民来说，自然能够看出英法俄三国签订协约想要对付的只有德国。因此德国的一些知识分子虽然呼吁英德和解以化解战争危机，但是德国人实际上已经开始为战争做出准备。
在欧洲战争阴影的笼罩下，德国民众当然不会去关心东方的问题，而是将之视为英国设下的又一个针对德国的阴谋。袁世凯向威廉皇帝释放的善意自然是被无视了，因为不管是德国政府或是德国军方都一致认为，北洋集团或者真的没有参与这场针对德国的阴谋，但是他们的善意对德国毫无意义，因为北洋也不可能为了德国去对抗大英帝国。
相比之下，武汉政权对于德国的重要性要远超中国境内的其他政治势力，也超过了日本。因为武汉在西藏-印度战争中表现出了对抗英国的勇气，而在对俄作战中又表现了中国的战争潜力。这就意味着，不管武汉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武汉所具有的力量是德国所需要的，更何况德国和武汉在西藏建立的无线电台已经开始试运行，成功的接通了柏林和青岛、太平洋诸岛的通讯。
这就意味着，武汉实际上上已经成为了保障德国和东亚殖民地、东亚舰队联系的重要中转通讯站，而英国人还没法切断这一联系，因为英国不可能让印度陷入战争威胁的地步。所以德国政府和德国军方对于皇帝的建议是，不能破坏德国和武汉之间的良好关系，否则德国在远东就失去了一个可靠的据点。
帝国海军大臣提尔皮茨，这位过去把青岛和山东视为东方据点的海军扩张主义者，在皇帝面前也一反过去对于青岛和山东的主张，而改口说道：“山东和青岛对于帝国海军来说确实很重要，但是中国和帝国的良好关系对于帝国海军来说，比之更为重要。如果真要做出一个取舍的话，我宁可放弃青岛，也不会放弃和武汉之间的友谊。”
威廉二世当时很惊讶的向这位亲密的友人指出，“您过去在青岛问题上似乎不是这样主张的，您认为只有保住了青岛，并占据山东，帝国才能保住远东的利益。”
提尔皮茨也坦率的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是的，过去我是这么认为的，但是那个时候中国人并没有表现出能够保卫自己的能力和智慧，但是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中国人不仅得到了印度人民的支持，也获得了日本的友谊，这就意味着我们成为了第二个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