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假如我们继续强调对于青岛和山东的权力，那么中国人对于我们的观感和俄国人就没什么区别，一旦德国变成了中国人眼中的野蛮人，那么我们就面对日本和中国的联合进攻，东亚舰队或者可以和日本海军对峙，但是不能抵挡住中国人从陆地上的进攻。
一旦中国视德国为敌人，那么德国失去的将不仅仅是青岛而是亚洲所有的利益，因为德国在亚洲将不能获得一个朋友的支持。以太平洋诸岛上的人口资源，是不能维持自身安全的，而我们不可能把公海舰队都派去亚洲，那样只会给皇家海军发起进攻的机会。”
威廉二世很清楚提尔皮茨说的是事实，英国人甚至想要冲进德国的港口消灭公海舰队，让德国的舰队离开欧洲母港去远东，估计下场不会比俄国的远东舰队好多少。
对于青岛最为坚持的德国海军大臣都认为要对中国人做出让步，那么其他人的态度就更加暧昧了。德国政府对于保持青岛这块殖民地一直是不支持的，因为按照海军的要求，青岛需要被建设为德国海军在亚洲的基地，所以大量的经费被拨到了青岛，用来修建港口和铁路，德国政府从来没有在这块殖民地上获得收益，这让那些德国资本家大为不满。
青岛建设的权力几乎被海军所掌握，而海军是把青岛当成军事要塞来建设的，因此德国资本在青岛的投资是受到严格管制的，海军需要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保证青岛这个海军基地的运转，因此德国资本很快就放弃了青岛转而前往了武汉。
按照德中商会的成员的说法：一座德国人建立的城市，居然还不及中国人的城市更具有商业氛围，青岛需要的不是商人，而是穿着制服的德国人，青岛应该注明，本地禁止商业投资。
因为德国资本和德国政府的不满，海军不得不从2年前放开了对于青岛的商业限制，从而稍稍改善了这座城市的财政状况，但是德国资本此时已经在武汉建立起了基本的供应体系，不愿意再跑去青岛冒险了。
克虏伯为首的德国工业家就认为，应该把青岛交给武汉管理，那样中国人就能够在当地建立起基础设施和配套工业，从而让德国资本极大的降低投资成本，毕竟德国在青岛的统治并不能干涉乡村及整个山东的经济发展，这就意味着德国工业实际上是和一个无序的农业社会进行贸易。
在和武汉打过交道之后，德国的工业资本已经难以忍受和那些前农业社会进行低效的贸易往来了，经过了武汉对乡村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武汉治下的乡村不仅能够提供稳定的工农业原料，也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
这就意味着，德国工业在武汉地区的工业投资可以通过计划来进行长期规划，而不是拿时间和金钱来碰运气。中国和德国之间的贸易增长是一个有序的增加数字，这也是德国工业和金融资本开始不断提高对华投资的原因。
而以小毛奇为首的德国陆军将领，也在利用这件事煽动德国国内的反英情绪，德国人对于大英帝国的恐惧，使得德国民众对和英法开战一直是持否定立场的，虽然德国陆军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都试图用一场战争解决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历史仇恨，但是大多数德国人依然保持了理智，认为德国打不过英国和法国的联手。
德国国内的主流观点是，德国和法国之间必有一战，但是德国和英国之间却并有必要选择战争，德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应当是普法战争的复刻版本，既让英国和俄国置身事外，德国和法国单挑。
德国民众的这种想法极大的伤害了德国陆军的备战，因为德国总参谋部对于战争的策划是严谨的，对于法国的作战计划，从普法战争之后就开始准备了，期间已经不知道修改了多少次，德国总参谋部认为，如果战争时间再不确定下来，那么这份从老毛奇时代就开始设计的作战方案估计要彻底废除了。
总参谋部的判断就是，科技的发展正在极大的改变旧的作战体系，远东的这场战争，中国和日本凭借着从欧洲学来的军事体系加上外购的军械，迫使沙俄承认失败。这其实证明了一个军事观点，就是战争正从常备军的对抗转向国家总体实力的对抗。
全面动员起来的德国确实可以打败法国，但是当英国和俄国也成为德国的对手时，在国力上德国是处于下风的。所以一旦俄国的国力达到一个程度以上，那么德国和三国的对抗就必然会失败，这就意味着老毛奇时代制定的决战方案失去了意义。
总参谋部面临的选择就剩下了两个，一个是在老毛奇制定的战争方案失去效力前实施它，另一个是放弃这份战争方案，寻找另一条胜利之路。但是后一个选择有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在德国没有找到新的胜利之路前，英法俄先对德国开战该怎么办？
所以新上任的德国总参谋长小毛奇认为，即便英国站在了法国的一边，只要德国能够在英国动员起力量之前击败法国，英国也就失去了介入战争的时机。小毛奇的观点得到了陆军上层的支持，毕竟大英帝国是一个全球帝国，它想要把世界各地的力量集中到欧洲是需要时间的，德国是有机会在这个时间差内结束战争的。
远东的海上军事演习事件，就成为了德国陆军用来刺激国民反英情绪的工具。于是让东西方感到奇怪的情况出现了，明明是日本和中国在远东挑衅了德国人，但是德国人的舆论却普遍指向了英国，在这种情绪下，德国议会并没有如义和团事件时激进的提出惩罚中国的提案，反而出现了要和中国人重新商议青岛地位的议案。
也就是说，德国的民众、政府和军队，都不主张在军事演习这件事上激化同中国的矛盾，反而觉得应该妥善的处理青岛问题，以确保德国在远东的最大贸易伙伴不背叛德国。
山本权兵卫和牧野神显一直在关注着德国人的动向，虽然他们支持了海军的军事演习计划，但实际上并不是很确定德国人的反应，如果真的引发了德国对于日本的战争威胁，事情的走向就变得不可控了。
山本和牧野都很清楚，这就是一场赌博，要是赢了他们就是英雄，要是失败了他们就得承担起责任，如果不是赌赢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些，他们是不会下这样的赌注的。当然，如果他们不肯下注的话，也不能待在现在的位置上，毕竟这是海军的意志，而不是他们个人的赌局。
不过事情的发展几乎没有超出林信义在事前的判断，德国人果然把欧洲问题放在了首要位置，虽然这场军事演习表现了日本对于德国的恶意，但是德国人却把责任归在了英国人头上，因为日英同盟此时还存在。
只是山本权兵卫心里是清楚的，海军对于日英同盟的兴趣已经不大了，虽然外务省和其他政治势力依然想要保留日英同盟，但是海军实际上已经打算用亚洲联盟来取代日英同盟的关系。
英国人为日本人背了一次黑锅，也算是出了海军在对俄作战中英国几乎袖手旁观的一口恶气，当德国政府没有在外交上继续扩大事态的意图被确定后，山本权兵卫就知道这一次的赌局海军已经取得了胜利。
他很快就召见了牧野外相就后续事务提出了问题，想要知道外务省将会如何让事件画上句号。牧野伸显对于山本首相的回答不能令他感到满意，因为牧野还在等待德国和中国的接触，山本不得不提醒牧野外相。
“外务省的工作，作为首相的我并不想进行干涉，但是我要提醒外相你，如果你们打算等待德国和中国的接触出结果，那么日本在这件事上就会变得很被动，我们等于是帮中国人解决了一个麻烦，但是开席的时候，却没有上桌。”
牧野伸显也知道山本首相的看法是正确的，如果等德国和中国接触的结果，那么日本在这一事件中就失去了主导地位，这对于建立亚洲新秩序中日本的地位是不利的。但是牧野也很伤脑筋的回答：“可是这种事情总不能我们去接触德国，那样就会变成日本试图侵占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这对日本的外交是不利的…”
第747章
作者：富春山居 数字：4858 吐槽：0 更新日期：2023-09-25 13:05:48
对于牧野的迟钝，山本权兵卫也感到了无语，老实说他其实和牧野所代表的大久保一系并不感冒，虽然他并不想代表西乡家族，但是西乡家族的遗产几乎都在他手中这是确实的，而西乡一系对于大久保一系是警惕的，即便山本有着自己的政治理念，也不能违背这些西乡系人士的意志。
山本在这一点上是比较羡慕林信义的，因为林信义虽然尊崇西乡隆盛，但几乎没有过多的借用西乡一系的力量，他现在在海军中的势力，几乎是靠着自己的政治路线把青年将校和一部分海军中的边缘势力整合起来的。
海军中的萨摩派因为西乡从道的缘故，对于林信义还是颇为友善的，只不过林信义拒绝了西乡从道为其铺设的大道，选择了一条自己开辟的道路。虽然这让他走的比较艰难，大家都只看到了林信义归国后迅速的在海军中冒出头来，可山本却知道林信义这趟中国-印度之行确实是九死一生，比参加日俄之战的风险还大，毕竟林信义的背后可没有一个完整的组织为其提供力量。
以林信义在和英国人对抗中表现出的能力，几乎没有人会怀疑他在对俄作战中不会如流星一般崛起。毕竟对俄的陆海战谋划中，林信义都提出了相当出色的建议。因此毕业后的林信义要是循规蹈矩，那么在海军中按部就班也能声名鹊起，压根不用冒这么大风险去西藏、印度和英国人对抗。
当然，林信义的付出也获得了极大的回报，正因为这趟中国-印度之行，让林信义获得了中国及印度势力的认同，从而完成了他所设想的亚洲联盟的政治基础，也正因为林信义能够实现亚洲联盟，所以他提出的海军新路线才能得到海军上下的认同。
山本权兵卫之所以压制不住林信义，就在于他的权力并不受海军体制的影响，而海军想要扩大自己在国内的地位，并向海外扩张势力，反而需要林信义做出的规划，正是因为这一点，他这个海军大臣才没法以自己的权力去对抗海军的未来。
仅仅是河原、柴山这些被他击败的对手，是没可能动摇他这个海军大臣在海军内部的权威的，更何况他还领导海军打赢了日俄大海战，声望之高连陆军都不得不向他表示敬意。但是在林信义的整合下，这些海军内部的失败者却迫使他不得不让出了大臣的宝座。
所以山本权兵卫一直很明白一件事，林信义的举动才是海军动向的关键，而牧野伸显在外交方向被海军挟持的当下，居然还不知道这一点，反而想要坐等德国和中国协商完成后再有所行动，显然他是还没有真正吸取教训啊。
山本权兵卫只能直白的表示道：“林信义在做什么？外务省就没有关注过吗？如果让林信义先于外务省和中方、德方协调成功，外务省是否打算追认协调结果？”
牧野伸显楞了好一会才回道：“这似乎不合制度吧，林中佐并没有得到授权，怎么能够擅自和中方、德方讨论外交问题？外务省是不会认可这个结果的。”
山本首相还是了解林信义和海军的作风的，他不客气的告诉牧野，“这件事是军事演习引发的外交纠纷，海军如果作为军事演习的参与者和中国共同面对德国施加的压力并不算违反了制度，如果外务省想要否决海军和中国、德国达成的协调方案，也就是等于否定了海军主导的亚洲联盟计划，这是内阁所不能接受的。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局面，那么我只有提请召开元老重臣会议，就外交路线进行确认，外务省到时是否能够做出合理解释？”
牧野这下就强硬不起来了，他很清楚元老们本身就对外务省试图摆脱元老控制的行为不满，外务省精英官僚所主张的外交独立路线是建立在宪法和国际法的法律保障体系下的，而元老们则认为外交没有一定之规，外交的根本在于维持国家的存续，所以如果有碍于国家生存，那么不管是宪法或是国际法都可以不理。
元老们的这种实用主义自然是没法得到外务省精英官僚的认同的，而导致双方出现这么大的分歧，就在于元老们生活的时代和这些精英官僚生活的环境简直是天壤之别，元老们都是从国家沦亡的边缘中挣扎出来的，自然不会把法律看的太过重要，而精英官僚都是和平年代长大的，他们天然拥护法律所制定的秩序，并盲目的相信各国之间的关系是由国际法所构筑的，违背了国际法将会使日本被排斥出国际秩序。
这种对待外交的根本认知的不同，自然使得元老们和外务省精英官僚之间互相看不对眼。不过元老们的主张毕竟不能放在台面上说，否则就会先遭到列强的质疑，也会让国民对文明失去统一的认知，所以元老们对外交路线只能进行暗室操作，而这一点就很好的被外务省精英官僚所利用，他们用公文和法规限制了元老在外交问题上的操作。
牧野知道，一旦海军也站到了外务省的对立面，那么外务省对于外交路线的决策权就真的完全失去控制了，毕竟海军提出的亚洲新秩序路线已经得到了御前会议的认同，并也让外务省官僚接受了这一新外交路线，在外务省没有提出取代这一路线之外的外交路线，而盲目的反对该路线，只会让宫中、府中都认为外务省压根没有独立外交的能力，这可不是他能承担的起的责任。
牧野左思右想之后，终于对着山本权兵卫说道：“我这就打电报给北京，让伊集院公使和海军军演司令部取得联系。”
山本权兵卫却摇头说道：“我觉得外务省还是直接派人去旅顺，直接看住林信义比较好，电报能盯住人吗？我觉得盯不住。”
牧野伸显：“…”
牧野伸显决定接受山本首相的告诫，毕竟对于海军他确实不如山本这位前海军大臣更熟悉。牧野回到外务省后就把女婿兼秘书吉田茂叫了过来，让他赶紧订一张前往大连的船票，以外务省联络员的名义去军演司令部报道，看住林信义的动向。
吉田茂还是很具有行动力的，他得到了牧野的指示后立刻通过私人关系在明天从横滨出发到大连的货船上弄到了一个铺位，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和大连之间的航运贸易就变得密集了起来，虽然日本把得自俄国的关东州交还给了中国，但是日本却保留了大量的俄国人的财产，其中就包括了大连港。
北洋团体毕竟不是武汉，他们一开始就没想过拿回关东州，能够拿回南满铁路的控制权，北洋上下已经非常心满意足了。只不过日本政府终究没能抗住武汉施加的政治压力，不得不把关东州交还给了中国政府，但是在具体交接时，日本人还是迫使北洋将一些俄国遗留的重要财产视为了日本出兵的战争赔偿落在了日本人的名下。
当然，这些财产名义上应当为日本政府所有，但实际上很快就被陆军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卖给了日本商人，然后拿金钱上交给了国库，从而完成了国家财产变为私人财产的转移，陆军的一些人因此获得了极大的回报。
俄国人在经营关东州时和德国经营青岛一样，都是作为本土来建设的，所以1908年的大连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整个满洲地区极为重要的出海港口，不仅超过了丹东和海参崴，也在货物输出增长率上超过了营口。
营口港的自然条件更适合于吨位较小的轮船，而大连港则几乎不受限制，因此在日本控制了大连港后，大连港码头上的轮船运载量是远远超过木帆船的数量的，而在营口依然还是木帆船占据优势。虽然日本把关东州的主权交还给了中国，但是却也因此打通了满洲和关东州之间的隔阂，使得大连商业有了一个快速的发展，大量的满洲物产开始运往大连加工然后再外运，这也造成了日本和满洲地区的贸易份额暴涨的局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吉田茂想要找到一艘前往大连的船并不困难，难的其实是弄到一张船票，因为双方的贸易往来的快速增长，使得不提前预定就不能获得一张船票，日本人想要前往大连发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一开始吉田茂还以为日本人前往大连的目的就是为了留在大连，但是在船上和同舱的旅人交谈后才发觉，这些人的目的地其实是长春和哈尔滨。按照这些日本旅人的看法，大连要比汉城强，而北满又要比南满强。
为什么大连比汉城强，因为汉城能赚钱的行业都被陆军和日本高层的亲友所垄断了，普通日本人几乎没啥暴富的机会，大连因为交还给了中国，所以日本政府的力量在这里不够强势，也就使得各日本财阀不能搞垄断，给了一些小商人以出头的机会。
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好的工作地点还是武汉控制的北满地区，哪里不仅有严格的法律限制资本的权力，也需要大量的有知识但无资本的劳动力去建设，北满地区对于资本的进入比较谨慎，但是对于人才的流入却比较宽松，只要你有一定的技术都能找到合适的工作，甚至还能得到低息贷款。
对于那些完成了中学教育的日本人来说，北满这个到处在搞建设的地方自然要比国内和朝鲜等地有着更多的机会，特别是理工科大学毕业的日本人，在北满地区还能得到特别的关照，不少人在北满呆了不到一年，就建立起了自己的小公司，这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
船上和这些日本人的交谈，让吉田茂都开始忧虑起来了，过去他对于日本人跑到海外去基本不怎么关心，因为他觉得跑到国外的都是在国内混不下去的失败者，这些人出国倒是解决了国内的社会矛盾，那些肯吃苦和努力工作的日本人，压根不需要跑去国外冒险。
但是现在的景象就让他有些焦虑了，向北满地区迁移的日本人，正是他过去所认为的日本社会的中坚力量，如果这些人都跑出去了，那么留在国内的岂不就剩下了一群混蛋？
带着这种焦虑，他坐上了大连往旅顺的火车时，给自己的岳父写了一封信，认为海军发展工业的设想是正确的，因为只有发展工业才能把有能力的日本人留在国内，而这些人才是日本的根本，那些只会叫嚣着征服大陆的浪人和军人，对于国家来说只是消耗品。
吉田茂在旅顺下车，然后就在车站找到了邮局发出了信件，接着他叫了一辆马车前往了军演司令部，也就是原俄国远东总督府。吉田茂在改名为海军学校的总督府前下车时，也不由感到了一阵惋惜，因为这原本应该是日本的战利品，但是迫于国际政治的现实，日本只能交还给中国。
一开始日本海军是要求拆除掉旅顺港内的所有军用设施的，以防止旅顺变成反对日本的一处军事基地，但是很快海军又发生了转变，不仅同意中国人保留了这座军港的所有军用设施，还帮助中国海军在此地建立了一所海军学校。
而海军的这一转变，其实就是海军更换了自己的敌对目标，把近邻中俄改成了占据南洋的英法德美等国。吉田茂觉得海军的外交路线也不能算是错误，如果真的能够拉着中国南下，那么日中之间的海上冲突就变得可以协调了，毕竟在欧美列强的海上势力面前，日本和中国都无法自保，合作才是唯一出路。
看着原俄国总督府内的豪华洋楼，惋惜过后的吉田茂也就恢复了正常，向着门卫走去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在登记了整件之后，一名海军参谋从学校里出来把他接了进去。
然而让吉田茂感到郁闷的是，林信义不在这里，他非常不理解的向面前的海军参谋询问道：“武汉庆祝工农兵委员会周年庆典，为什么会邀请林信义中佐？我们外务省为什么不知道这件事？这难道不是外事活动吗？”
井上继松不以为然的对着这位外交官回道：“这是劳工党向林中佐发出的私人邀请，和普通外事活动无关，海军认为没必要向外务省通报海军军官的个人活动。小村外相当年在伦敦促成日英同盟的时候，不也没有通报过海军吗？”
吉田茂对此也是无法回答，小村外相推动日英同盟为了防备伊藤元老的反对，只和山县领导的陆军达成了共识，直到日英同盟接近成功时才邀请海军加入讨论，日英同盟虽然是海军所渴望的，但小村外相的行动并不能让海军觉得有多友善。
但是外务省不可能在陆海军中一碗水端平，毕竟海军支持日英同盟但反对大陆战争，而小村外相推动日英同盟就是为了发动大陆战争，所以就不可能和海军先进行磋商。虽然小村外相的计划得到了成功，后果也是很明显的，海军上台后就把小村外相给赶下台，然后开始推动海军主导的外交路线了。
海军和外务省之间现在虽然是合作关系，但双方都隐藏了一些东西，并不原因让对方了解。吉田茂无可奈何的发电报给了东京，而牧野给他的指示也很明确，尽快前往武汉，找到林信义，不能让林信义先于外务省和中德双方达成秘密协议。
吉田茂知道，岳父的意思是不能让海军完全左右外务省的工作，外务省可不是海军的外事办。幸好从旅顺到武汉现在已经是铁路畅通，他只需要做火车就能快速的赶到武汉，这倒是省去了不少旅行之苦。
而这趟中国铁道之旅也让吉田茂深深的感受到了中国铁路的发展差距，虽然铁路已经从大连贯通到了武汉，但是这段行程其实分为了三个铁路段。
从大连到沈阳和国内没啥区别，日本人在这段铁路上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从沈阳到天津到保定，服务就比较差了，北洋虽然收回了关内外铁路，但是在管理上并不出色。从保定往南的铁路段，吉田茂认为足以和德国铁路的服务相媲美，虽然这段铁路线上并没有德国列车长。
第748章
吉田茂此前来中国时不是没有坐过这段铁路线，但是他发觉武汉管理下的铁路线设备和服务提升的是最快的。
过去他一直都觉得中国的铁路服务想要赶上日本恐怕要很久很久，因为日本的铁路职员至少没有把自己当成官员，可他在中国的铁路线上发觉这些中国铁路职员很明确的把自己和普通铁路工人进行了区分，并把普通乘客视为了旅行中受自己管制的百姓。
这种铁路线上的官僚作风让他觉得中国人恐怕是管不好这种现代运输工具的，但是这一次他发觉自己的判断出现了失误，其实中国人也有认真做好服务工作的能力。从保定到武汉的这段行程，坐在软卧车厢内的他虽然没有享受到头等车厢那种无微不至的照顾，但列车员还是很好的提供了令人满意的服务。
吉田茂有意识的走了一下硬卧和硬座车厢，武汉管理的铁路线把头等、二等和三等车厢改了名字，表明了武汉在政治上的主张，即人人平等的原则，花钱可以坐更舒适的车厢，但是不能把自己视为高人一等的存在。
吉田茂的观察结果就是，这趟列车上的列车员对于三种车厢的乘客态度是一样的，只不过列车员服务的对象数量有所不同，硬座车厢更多的是乘客自理，这里列车员更注重应付紧急状况而不是为乘客服务。可以说，整个旅途中列车上的职员表现出了一种相当的专业性，比之满洲及关内外铁路上三等车厢的无序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
和其他外交官关注的高层情报不同，吉田茂其实更喜欢关注这些普通人的生活状况，因为他认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而一个社会中普通人占了多数，所以一个国家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观察普通人的生活状况比打听高层的情报要更真实一些。
比如通过满洲、华北和中原地区民众日常生活的比较，他就觉得武汉能够变得越来越强不是什么军事上的强大，而是武汉管理下的民众正变得越来越自信和有组织能力。只要看一看满洲和关内外铁路上三等车厢内乘客之间的互相戒备和硬座车厢内乘客的放松心态，就能看得出武汉治下的民众要比北洋治下更有安全感，人和人之间也具有信任感。
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状态，在国家面临大战的时候将会决定一个国家能够动员起来的力量，一个不相信政府的社会是没法动员起全部资源来抵抗外敌的，因为他需要把大部分资源用来防备自己治下的民众，日本能够打败满清，就是因为满人压根不相信汉人，而汉人也不信满人的朝廷能支援自己。
因此这一趟的铁路行程倒是让吉田茂承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武汉已经彻底抛弃了过去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而采用了国民意识来塑造本国民众的观念，这类似于日本所实施的脱亚入欧政策。
这样一来他也承认海军的判断是正确的，一个具有四亿多人口的大国开始走向欧洲化，那么即便只是完成了一小部分也不是日本能够征服的。他甚至对于海军能否控制住日后的亚洲联盟都产生了怀疑，因为这样一个具有庞大人口及国土资源的大国一旦欧洲化，他们怎么可能会接受日本海军的保护？
带着这样的疑问，吉田茂在大智门火车站下了车，和一年前相比，武汉变得更加繁华了。而且街头上为了迎接庆典装扮的旗帜和花朵，使得这座城市更加的让人惊叹不已。吉田茂认为，就目前的城市面貌来看，武汉确实超过了上海租界区，成为了远东最为现代化的城市。
当吉田茂抵达武汉试图和林信义取得联系的时候，这位海军中佐正在德国领事馆内和德国殖民大臣伯恩哈德·德恩堡进行交流。
今次武汉举办的庆祝典礼实际上也是一场盛大的招商会议，德国工商界的重要人物都受邀来访，就中德在贸易和投资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交流。
过去对武汉投资的德国工商业巨头，主要是克虏伯家族和西门子家族，这两个家族过去几年内在远东获得了极大的成长，克虏伯家族五年内在中国的投资从不到一百万马克上升到了5500万马克，西门子的投资增长比例也差不多。
于是德国的工业界和银行家们发现，当他们还在思考如何销售自己产品的时候，克虏伯和西门子则在发愁自己的生产力不足问题，双方的窘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这些德国的工业家和银行家通过对克虏伯、西门子公司的数据收集，发觉中国的市场远没有停止高增长的需求，反而因为不断的对工业的投入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需求。
比如武汉对工业化的追求盘活了德国对于山东煤矿和铁矿事业的投资，德国看上山东就是因为山东有着丰富的煤炭和铁矿资源，但是等德国开始对山头进行开发后，德国人发觉山东的资源其实对德国的帮助不大。
山东的煤炭不太适合用来船用燃煤，更适合于发电和冶金，山东的铁矿虽然丰富，但是品位并不算好，把山东的煤铁资源运回国去不划算，在山东本地建立钢铁厂，投资巨大且亚洲压根没有这么大的钢铁需求，在武汉政权没有建立之前，满清的汉阳铁厂就已经出现了产品滞销状况。
所以海军虽然想要把山东建设成为海军在远东的基地，建立起包括钢铁和造船事业在内工业体系，但是国会拒绝拨款，而资本家认为无利可图，德国海军的计划等于是胎死腹中。
但是当武汉政权成立之后，原本被德国人视为鸡肋的山东煤铁资源终于获得了一个新市场，不过德国的工业家和银行家并不打算按照海军的方式把山东变为德国的海外军事基地，而是认为应当和中国人合作开发山东的煤铁资源。
德国的工商巨头立场相当的明确，就是海军压根保不住德国在远东的利益，他们在山东采取殖民地式的经营就要面对被中国政府没收财产的可能风险，俄国人就是过于贪婪，结果其在满洲及滨海地区的所有基础建设都被中国、日本瓜分了。
德国资本脑子有没坑，看到俄国人的下场还要再去踩一次，特别是克虏伯亲自帮武汉建立兵工体系，他很清楚武汉的军事发展速度，他私下里对自己的朋友是这样评价的，“我们虽然把俄国视为未来的敌人，但我敢说，幸好有俄国挡在了中国和德国之间，否则我们才真正遇到了麻烦。”
克虏伯认为中国人的战争能力要比俄国人强，虽然灰色牲口们能够在沙皇军官的驱使下用无止境的人力堆死自己的敌人，但是相比起拥有更多人口的中国，沙皇俄国的人力资源没什么优势，而在对待战争的民众认知上，中国人是唯一愿意为道义献出生命的民族。
克虏伯对此解释道，“虽然我们欧洲能够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来号召民众支持战争，但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本民族或本国民众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假如没有这样的利益引诱，普通人是没法激发起荣誉感的。
但是中国人在没有认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之前，就曾经以反对暴虐的统治发起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最近的一次叫义和团事件。所以，中国人实际上比任何民族都好战，只不过被他们的统治者用礼教牢牢的束缚了这种欲望。
对于中国人来说，大一统就是一种统治者的道义，不能完成大一统政权的统治者是不能视为中国的合法统治者的。所以，试图割据山东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能指望中国人会遵守这个约定，不管我们在山东投入多少，等到中国新政权建立起来，那么收复山东就是必然之事。
中国人能够为了山东和我们进行全面战争，而德国却不可能为了山东放弃本土的安全，所以这场冲突我们必然是失败者。与其两败俱伤，倒不如只谋求在中国的经济利益，而不是试图占领中国的领土。”
假如放在十年前，这话连克虏伯自己都说服不了，毕竟那时的德国正野心勃勃的试图寻找德国在阳光下的新土地。但经过了摩洛哥事件和英德关系恶化等事件后，德国资本首先丧失了和平拓展海外市场的信心，这里的和平是指和英国的和平。
英国对德国不断采取的外交和经济限制，已经让德国资本意识到了自己在海外的投资是多么的脆弱，如果英国和德国真的开战，那么除了靠近德国本土的地中海区域，美洲和亚洲地区的海外投资几乎都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威胁之下。
这种时刻德国资本思考的当然不是扩张问题而是海外投资的安全问题，哪怕是那些主张德英亲善的德国资本对于英国人的操守也是没有什么信心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人的民族性重新进行评价，就成为了德国舆论界的风潮。
这种重新评价，实际上不是德国人的首创。英国人在选择日本作为远东的看门者之前，对于日本民族的鄙视有一个极为恰当的专有名词-东亚病夫。但是在英国人选择了日本作为远东的看门者后，英国报纸对于日本人就开始了重新评价，即便是甲午战争中日本击沉了英国商船，英国人也在为日本海军掩饰和辩解。
现在德国资本需要在东方获得一个欧洲战争爆发时的庇护者，那么对于中国人的贬低就不太适合了。所以德国的舆论也对中国人进行了重新评价，试图证明中国人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足以成为日耳曼民族的东方盟友。
伯恩哈德·德恩堡是一位犹太银行家，1901年与煤炭大王胡戈·施蒂内斯共同创办德意志—卢森堡矿山与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他能够担任殖民大臣一职，在于06年国会拒绝为德国海外殖民地拨款，导致海军不得不请求威廉二世解散国会，之后支持海军的资本家获得了这一职位。
1909年的武汉庆典，实际上是武汉和德国资本预备进一步合作的一次秘密聚会。克虏伯的竞争对手蒂森等重工业巨头，及德国的海上运输公司，都打算加入到中国的事业中来，并谋求将海外资产转移到第三方名下，以避开欧洲战争爆发后协约国对这些资产采取敌国条款。
德国资本其实也清楚，光是凭借武汉的力量，恐怕是没法保全德国在亚洲的投资的，但是拉上日本就不同了，可是德国和日本海军没啥影响力，德国人和日本海军一起研发了无畏舰，但德国人瞧不上日本人的工业能力。虽然比英国人早，但最终各国都把这一款新主力舰称之为无畏舰级。
德国人虽然向东方输出了不少军事制度和装备，但是德国人对于有色人种的傲慢，使得德国几乎都不能在这些国家建立起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军官团。奥斯曼帝国则是一个意外，如果不是奥斯曼需要德国的帮助对抗俄国人，而德国又需要通过奥斯曼的国土建立三B铁路，那么德国是不会对奥斯曼帝国下这么大的力气的。
因此当德国资本想要得到日本方面的庇护时，才发觉他们似乎没法和日本海军建立起一种密切的关系，他们和日本陆海军之间只有商业关系，于是通过中国去拉拢日本，就成为了德国资本的唯一手段。而有着中国和日本的共同背书，德国资本也才觉得自己在东方的投资是安全的。
伯恩哈德·德恩堡原本觉得林信义作为一名海军中校，在没有得到日本政府授权的情况下和自己商讨这种事是不够资格的，但是在得到了武汉方面的保证后，他才勉强同意了三方谈判，毕竟柏林的授权电报也还没到他手中，威廉二世还在被说服中。
按照伯恩哈德·德恩堡的本意，他并不希望德属太平洋殖民地独立为一个新的国家，他主张以德属殖民地的身份加入亚洲联盟，而这也是德国海军统帅提尔皮茨的主张。
不过这种想法遭到了林信义的断然拒绝，他对伯恩哈德不客气的说道：“以德属太平洋殖民地加入联盟，那么意味着德国东亚舰队依然是德国海军下属的海外分舰队，一旦欧洲爆发战争，那么联盟就有可能被卷入到战争中去。日本和英国是有同盟条款的，这将令日本在两份条约中陷入困境。
日本和中国谋求建立亚洲联盟，目的是为了捍卫亚洲的和平，保护亚洲地区正当合法的投资，不是为了确保德国的胜利。伯恩哈德先生，您付出的并不多，却试图让日本和中国付出所有在德国身上下注，这是不现实的想法。
这场战争即便德国取得了胜利，日本和中国也没什么好处，因为你们消灭不了皇家海军，所谓的胜利不过是赢得了欧洲中部的霸权，但是海上依旧是英国人的天下。也就是说，欧洲战争结束之后，英国反而可以空出手来对付亚洲问题了，那么到时公海舰队愿意为了日本和中国登陆英国本土吗？”
伯恩哈德自然是没法做出这样的承诺的，因为德国就没有登陆英国本土的计划，陆军和海军的战争目标都是把英国隔离在欧洲大陆之外，而不是占领英伦三岛。因为大家都知道，英伦三岛不是大英帝国的根本，实际上海外庞大的殖民领地才是英国的根本，只要那些海外殖民领地还服从于英王，那么英国就能不断的发起反击，直到把德国人赶下海。
德国面对当前的欧洲局势都没有想过入侵英国本土，那么就更加不可能为了日本和中国对英国本土展开袭击了。伯恩哈德甚至都不愿意欺骗对方，因为他知道这种谎言不仅欺骗不了对方，还会让日本和中国失去对德国的信任。
不管伯恩哈德如何使用话语技巧，并试图用德国资本拉拢中国人，以造成分化中日的局面，但日本和中国坚决不想被卷入欧洲战争的立场，让伯恩哈德的一切计谋都失去了效果。当十月末，威廉二世发给他电报，要求伯恩哈德和中国人交涉，了解一下中国人对青岛问题的看法，他就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因为德国资本比日本和中国更需要这个亚洲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