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但是彼得堡的沙皇和贵族眼中，俄罗斯实际上只有彼得堡和莫斯科，这两个城市之外的地方，是不值得他们去关心的乡下。在彼得堡的贵族眼中，柏林、巴黎和伦敦的新闻和时尚都要比俄罗斯领土上爆发了一场农民暴动更值得关注。
幸德秋水认为，俄罗斯的上层和下层之间的隔阂远比日本大的多，他此时倒是有些理解林信义的说法了，在极端反动的专制国家，真正的民族实际上只有两个，一个是居于社会顶层的统治阶级，另一个则是受其压迫的被统治阶级。真正的民族矛盾，应当以是否受到压迫而不是文化及语言、肤色的差别来划分。
他此前对于俄国人在战争中爆发革命虽然感到钦佩，但不能理解俄国人的想法，他个人其实也想要鼓动日本人起来反对天皇和政府，但是在战争的号召下，即便是平日最为反对天皇和政府的激进主义者都出现了犹豫，他们认为对外战争时，国民应当暂时停止反对政府，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压制住了他们的革命意识。
日本人在战争中最最激烈的主张，也就是号召和平反对战争的人道主义，而不是号召国民起来推翻发动战争的天皇和军部的革命主张。这也是平民新闻社被国民抛弃的一大原因，在战争中平民新闻社对于天皇和军部的攻击，让那些普通人中的爱国者感到了不满，从而使得政府可以趁机解散了平民新闻社。
如果不是林信义要求他离开日本，到武汉去看看中国的革命成果，那么幸德秋水觉得自己对于日本革命的前途要趋向于失望了。正是在武汉，他才真正意识到日本革命并不一定要从内部发起，如果世界革命形成风潮，那么日本也自然会受到世界革命的影响，而产生内部革命的浪潮。
作为一个日本人，幸德秋水很清楚日本的国民性就是缺乏自信，日本一切制度都是从外部输入的，即便是日本国民在精神上的寄托对象-天皇，也是从天上降下的，本土就没有诞生过一种强势的文化，所以在外部革命没有形成风潮之前，日本国民就很难接受日本革命。
中国革命对于日本人的冲击实际上是很大的，在中国革命爆发之前，反对天皇的其实主要是欧化的知识分子，他们反对天皇的基础在于欧洲的共和和民主思想。而在中国革命爆发之后，普通日本人中也开始出现了，没有了天皇日本也不会毁灭的想法，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在考察了武汉的革命成果之后，幸德秋水认为林信义的主张或者才是行得通的，就是先帮助亚洲形成民族独立及革命风潮，然后再逼迫日本国内进行变革，这远比去说服日本民众反对对外侵略战争要现实的多，因为在军部的鼓吹下，对外侵略是没有什么风险的，战争胜利后全民都能得到回报。
虽然幸德秋水等进步知识分子都知道这是军部用来欺骗国民的谎言，对外侵略战争不过是拿着国民的税金和生命为军部和天皇寻求战利品而已。但是国民并不认同这一点，因为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国民的生活确实比过去有所提高。
可是只要认真的研究一下日本的经济就知道，日本国民在甲午之后生活有所提高，不过是大量的赔款补充了日本的产业资本，从而促进了日本近代工业的发展，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是因为资本充足后的日本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从而让底层民众可以通过出卖劳动力养活自己，是日本平民用自己的劳动改善了生活，而不是中国的赔款让日本人享受到了战争的好处。
但是这种理性的分析，对于通过感性认识社会的底层平民来说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只要他们今天的生活比昨天好，那么即便这个政府再反动，他也觉得还是有可取之处，想要让底层民众彻底抛弃政府，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底层平民没法维持现在的生活。
日本革命想要获得日本人的支持，就必须要挫败日本的对外侵略，只有阻止日本的反动政府从外部获得资源维持自己，那么日本的反动政府就不得不提高对于本国平民的压榨，革命也就成为了民众的需要，而不是少数革命者的号召。
林信义想要走的日本革命之路就是这个，幸德秋水等人一度认为这个路线过于复杂且极难成功，不如把精力用在发动国内的革命思想传播上。但事实证明，在日本国内，反动势力远比革命力量强大的多，他们所认为的，日本革命基础要比亚洲其他地区强的分析，在日本反动势力的打压下，远不及中国革命力量表现的出色。
中国人接触社会主义思想远比日本人落后，田均一等劳工党领导人，在创建劳工党这一组织时，大部分党员最了解的其实就是共产、党宣言，少数人则读过他写作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神髓》，几乎没人看过资本论。
但是中国民众对于满清王朝的愤怒，对于帝国主义入侵的觉醒，使得劳工党虽然没有在理论上完整的建立起革命理念，却通过打倒满清王朝，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工农国家的口号，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从而以一种迫不及待的速度出现在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武汉革命力量在初生时的弱小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的勾心斗角，让这一新生力量在渡过了一次又一次打击后，迅速的强壮了起来，最终借助反对俄国入侵战争一事，联合了国内各方力量迫使清帝退位，让统治了中国200多年的满人王朝宣告了终结。
这一中国革命的胜利事实让幸德秋水不得不承认，林信义的主张还是正确的，亚洲其他地区的革命势力确实很弱小，但是他们所面对的反动势力也同样不强，日本的革命力量应当先帮助这些地区的革命力量获得成功，然后再联合亚洲各地的革命力量去获得日本革命的胜利。
而作为日本社会主义理论传播的先驱，幸德秋水抵达武汉后就受到了武汉劳工党的重视，在某个程度上而言，幸德秋水、片山潜已经成为了亚洲社会主义理论的先驱，他们在亚洲民主革命同盟中起到了和俄国社会主义理论平衡的作用。
赤塔共和国虽然在现实政治上不得不受制于武汉，但是在社会主义理论上，俄国人就先进的太多了。特别是俄国革命失败，沙皇政府对于国内的进步知识分子大加迫害，使得许多俄国社会主义者不得不流亡国外，其中一部分人就跑到了远东，然后很快就来到了武汉。
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就是在俄国革命时担任彼得堡工人苏维埃主席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这位具有深厚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老社民党员，在革命后被沙皇政府逮捕并判处流放，不过他很快就逃离了流放地，然后跑到了赤塔。
沙皇俄国对于革命知识分子的流放，几乎都是往西伯利亚边境流放，毕竟那些大批的未开发的原始森林成为了隔绝这些流亡者返回文明世界的最大障碍。不过在西伯利亚铁路建成后，流亡者逃跑的成功几率就大大的上升了，只要跑到铁路沿线就能迅速的回到文明世界，也就是欧洲地区。
不过在赤塔共和国出现后，流放者开始不向欧洲逃亡，而是直接跑向距离更近的赤塔。毕竟赤塔是革命后唯一保留下来的一个地区革命力量，跑到了赤塔也就等于重新找到了组织，可以重新投入到革命中去了。
托洛茨基就选了这样一条道路，而不是如另一个时空流亡到欧洲去了，因为他认为俄国革命还没有完全失败，可以在赤塔重新组织力量，等待国内局势出现变化时再打回欧洲去。
托洛茨基是09年初抵达赤塔的，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就成为了欧俄地区流亡远东的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和远东社会民主工党的巴布什金等人形成了对抗。
巴布什金是列宁派，认为组建严密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集中党的权力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是革命获得胜利的唯一办法，但是在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上他远不及托洛斯基，此时的托洛斯基并不认同职业革命家的说法，认为党不能和无产阶级脱离，并压制无产阶级的民主，否则只会造成一个官僚化的党。
托洛茨基在革命中领导了彼得堡工人起义，在资历上就压制住了巴布什金等远东社民党员，虽然巴布什金也是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员，火星报的创办者，但终究没有在这场革命中站到俄国革命的中心去，远东革命对于俄国革命来说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部分，它现在之所以变得重要，是因为只有赤塔共和国活了下来。
就算是巴布什金自己也承认，赤塔共和国不能代表俄国革命，俄国革命想要胜利，终究还是要看欧俄部分。因此在短短几个月里，托洛茨基就成为了赤塔工兵苏维埃的中心人物。巴布什金已经考虑辞去苏维埃主席，由托洛茨基来领导赤塔共和国了。
只是托洛茨基在这个时候却提出了要前往武汉，因为在赤塔的这几个月里他一直在关注俄国的变化，斯托雷平发动政变把国家杜马中的自由派赶下台，把权力集中在了自己手上，强行通过了土地法令。
该法案准许农民退出村社，每个农民可以取得村社的份地作为私产，并允许出卖。这实际上是承认了农民的私人财产，从而摧毁了俄国农奴体制的残余部分。该法令迫使村社中的农民不再成为一个整体，地主和富农从农民中分化了出来，那些无地农民被迫进入城市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从而减轻了乡村的不满，当然这使得大量的不满者都聚集到了城市中。
俄国农民反对村社，反对的是地主和富农勾结政府官员利用村社的名义压迫自己，但是在村社中至少他们还能解决温饱。但是现在斯托雷平的改革，则干脆把村社解散，让地主和富农带着土地离开村社，把一群老弱病残留在了村社中，这样他们连基本的温饱也解决不了了。
斯托雷平在发布土地法令时说，他不会挖肉补疮，这个肉就是地主的财产，这个疮指的就是俄国村社。也就是说，斯托雷平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地主和富农过去从村社中偷窃的财产是合法的，从而拒绝了农民要求地主和富农归还村社公共财产的要求。
这当然是不能令农民满意的，但是斯托雷平在乡下建立了严密的警察制度，把大量无地农民驱赶到了城市中，通过高压手段使得整个俄国恢复了秩序，加上英国和法国给与俄国的大量投资，使得俄国经济开始恢复。
托洛茨基意识到，斯托雷平的改革已经稳定住了国内局势，在赤塔等待国内出现变乱，然后再次发动革命的希望破灭了，想要推动俄国革命的成功，需要更加强有力的革命力量的注入，光凭赤塔共和国自己是难以达成这一目的的。
而能够给俄国革命注入新力量的，显然只有武汉。在赤塔的这几个月，托洛茨基也研究了武汉劳工党、亚洲民主革命同盟的诸项政策，并通过中国在外蒙及远东地区推动的经济建设，他认为中国劳工党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有着不少问题，但方向上并未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因此是可以成为俄国革命的支持者的。
远东的社民党人对于托洛茨基主动要求前往武汉也是支持的，因为托洛茨基在赤塔提出了一个新的革命理论，继续革命论，这让苏维埃中的农民代表大为恐慌，只是赤塔苏维埃中工人代表占据了优势，使得农民代表难以反对托洛茨基，远东的农民在经历了战争后，对战争已经失去兴趣，他们只想保留当前宽松的建设氛围。
托洛茨基的主动离开，倒是让远东苏维埃内部的矛盾缓和了下来。而抵达武汉的托洛茨基很快就取代了年轻的巴兰斯基，成为赤塔苏维埃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武汉的第一代表。
托洛茨基虽然还没有学会中文，但是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工人运动组织经验的革命者，他很快就找到了和武汉工人团体建立联系的方式。并以自己深厚的社会主义理论，赢得了一批青年学生的支持。
武汉劳工党夺取政权后，对工农阶层进行了快速扫盲活动，武汉地区是执行的最好的地区，三十岁以下的工人中，不识字的文盲比例降低到了20%，五年前工人中十个里面有一个会写自己名字就不错了。
识字率的提升自然带来了工人文化的需要，而符合劳工党及工人阶级利益的文化，自然是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各种无产阶级文化。在这种除旧革新的社会变革氛围下，青年学生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兴趣自然是高涨的，因为只有掌握了这一理论，才能赢得工人阶层的认可。
当然，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来说，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还是相当的粗糙的，目前来说，武汉是把一切有关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都翻译成了中文，然后供无产阶级自己去研究，这其中甚至把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著作也翻译了进来。
在托洛茨基看来，武汉正处于一个思想混乱但却极端自由的时期，人民不了解何为社会主义，但却坚定的相信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才能捍卫自己的生活。他当然是要拨乱反正，把真正的社会主义传播给中国人，顺便宣传一下自己的继续革命论。
当然，托洛茨基的行为让田均一等劳工党领导人感到了紧张，他们总觉得托洛茨基的理论有些不对劲，但有感觉不到什么地方不对劲，只好把幸德秋水、片山潜推出来和托洛茨基进行辩论，幸德秋水正是在这种局势下被召回武汉的。
本章完
第755章
幸德秋水在大智门火车站下车，便看到了站台上等候的林信义和片山潜，他很高兴的上去和两人打了招呼，然后一行人乘坐汽车出了站。
在路上，幸德秋水很高兴的对着两人说道：“除了德国，我发现武汉的变化已经超过了欧洲的其他国家了，假以时日，武汉必然会成为和柏林、巴黎比肩的国际性都市啊。这是我们亚洲人自己建立的城市，以后欧洲人不能再说有色人种是无法建立文明的劣等种族了。”
片山潜也深以为然，他在美国求学的时候，正是美国经济突飞猛进的镀金时代，虽然美国的种族歧视很严重，但是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下，很多社会矛盾都被掩盖住了，他很了解美国城市的发展速度有着多么惊人的速度，但是美国终究是白种人的美国，有色人种在美国只是一个提供劳动力的工具，并不能称之为主人。
他点头附和道：“确实如此，武汉的建设至少证明了我们亚洲人并不缺乏建设大城市的能力，而且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抛弃任何人，欧美的大城市虽然美轮美奂，但都是在压榨了底层劳工的血泪上建立起来的，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只属于少数贵族和富豪，和劳动者毫无关系。日本也该走这样的发展之路，而不是学习欧美的资本主义，把所有人创造的劳动成果让一小部分人所占有。”
两人对于日本前途的展望谈的很是热烈，倒是林信义很少插话，幸德秋水见状不由向其发问道：“信义，你似乎对于这种发展方式有看法？”
林信义思考了片刻后说道：“集中力量发展城市工业，从而打破小农时代的消费型城市和资本主义时代对农村、海外殖民地的财富掠夺模式，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种工业先行的经济发展模式。
虽然这种模式在兼顾公平的理念下优先保证了发展效率，但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依然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乡村资源向城市集中的趋势，而为了不断的扩大工业规模最终能够使工业生产力能够反馈到乡村，不可避免的，农民和工人都要奉献自己的劳动成果。
如果不考虑外部敌人的破坏，那么现在的分配机制就会引发人民内部的矛盾，农民会抱怨工业品太贵而农产品太廉价，而工人则会觉得大量的利润被国家收缴，自己分享到的劳动成果太少。这种社会矛盾在初步工业化完成之前几乎不可能消失。
而参照欧美工业化的过程，这个时间少则30年，多则上百年，在这样一个长的时期，如何让人民内部矛盾稳定在一个程度是一个问题，如何让掌握分配机制的党政部门不腐化变质也是一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那么当国家权力被少数私欲膨胀者所窃取，他们依然会把大多数人创造的财富变成少数人的私产，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高兴的太早。”
片山潜还在思考着林信义提出的观点，幸德秋水却已经点头认同道：“信义说的不错，我这次在欧洲和一些社民党人士进行交流，他们也提出过和你类似的观点。
就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难以维持按劳分配的原则，资本对于自我增殖的要求，必然会要求按照资本来分配社会财富，而掌握土地的农民天然会站在资本的一方，这就会让工人阶级陷入内外敌人的夹击之下，从而逐渐丧失政治权力。
所以他们认为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不能跳跃，应当按部就班的发展，只有先让资本主义砸碎了小农经济，把广大的农民变为无产者，无地农民才能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消灭资本主义。当然，列宁同志并不认同这种观点，认为这种思想过于保守了，他认为尽量的确保先锋队的纯洁性，并不断扩大工人阶级的力量，是可以撑过这段时期的。他还指出，赤塔苏维埃和中国劳工党都在做这方面的尝试，目前来看局面并不算坏…”
听到列宁的名字，林信义的注意力顿时集中了起来，他于是便问道：“列宁同志的情况可好？”
幸德秋水立刻说道：“列宁同志从日内瓦搬到了巴黎，不过在那里他似乎变得更健康了，他经常去和巴黎的工人们去交谈，也和从俄国流亡出来的俄国社民党人讨论关于俄国革命的问题…”
在幸德秋水的介绍下，林信义了解了列宁过去两年里一直在和社民党内的孟什维克和机会主义者斗争，而在党外则同资产阶级自由派斗争，虽然列宁的判断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用俄国革命的失败来证明他的观点，这显然不是列宁想要的。
因此从日内瓦搬迁到巴黎之后，列宁开始建立培训班，对布尔什维克派进行了思想上的统一认识，不少从俄国逃亡出来的工人和革命者，在经过了列宁的培训后，重新返回了俄国去重建无产阶级的基础组织。
应该来说，列宁其实已经放弃了过去的社民党组织形式，决心按照自己的想法，把布尔什维克派打造成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然后再去改造社民党。从09年初开始，列宁把精力放在了唯物主义哲学和布尔什维克派的政治路线的写作上，并要求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在这两个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
听完了幸德秋水的介绍，林信义不禁问道:“那么列宁同志对于来武汉为中国无产阶级讲授革命理论的邀请是怎么回复的？”
幸德秋水有些惋惜的说道：“我离开欧洲的时候，列宁同志还没有下定决心，因为他认为俄国革命还没有彻底熄火，他需要在欧洲继续战斗下去，东方虽然安定，但是远离了俄国，将会让他失去对于俄国的观察情报。”
说到这里，幸德秋水也不禁赞叹道：“列宁同志是我见过最为坚定的革命者，法国人和德国人都认为，不，就连俄国人自己都认为，斯托雷平的土地法令将会让俄国乡村平静下来，一个富裕的地主和富农阶层将会成为沙皇俄国的坚定支持者，所以俄国革命已经宣告结束。
就算是俄国社民党中的孟什维克和俄国的工人团体，都把精力放在了议会斗争，而不是武装起义的准备上。但是列宁同志认为，俄国革命不过是陷入了暂时的低潮，斯托雷平的改革实际上正进一步制造俄国社会的分裂，大量的无地农民涌入城市后，无产阶级的力量反而得到了加强，所以现在党应当把这些新的无产阶级变成革命的支持者，为改革失败做好革命的准备…”
幸德秋水对于列宁的赞叹，在于认为自己在列宁的处境下，恐怕已经对革命不抱希望，而转向著书立作去了，不会如列宁这样继续为俄国革命去奋斗，这种坚韧的性格和对俄国社会问题的洞察能力，不能不让他产生对列宁的钦佩。
在幸德秋水前往欧洲之前，俄国社民党在欧洲一干社民党中只能算是小弟弟，武汉重视和俄国社民党的交往，是处于战略问题，毕竟赤塔共和国已经成为了武汉稳定外蒙及外东北的重要盟友，而俄国社民党在政治理念上和劳工党相同，因此支持俄社民党掌握俄国政权是劳工党的对俄关系的重要路线。
幸德秋水虽然是亚洲民主革命同盟的成员，但是该同盟的主要领导者实际上是中国劳工党，林信义虽然是日本人，但他的身份却是中国劳工党而不是日本社会民主党。片山潜和幸德秋水抵达武汉后，就很快成立了日本社会民主党，之所以是成立而不是恢复，因为此前在国内参与建立的社会民主党成员实际上已经分为了改良派和革命派，留在国内的改良派自然不会参加主张日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而林信义作为海军中的一份子，国内改良派的支持者，自然不能公开加入以推翻天皇制国家为目的的社会民主党，因此他保留了劳工党的身份，而没有转入日本社会民主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工党在亚洲民主革命同盟中自然是占据了主导地位的。
劳工党认为，亚洲民主革命同盟应当加强和第二国际即"社会主义国际"的联系，既要获得第二国际对于亚洲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也要表示亚洲革命力量对于欧洲无产阶级运动的支持。
简而言之，劳工党认为亚洲革命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如果欧洲的无产阶级能够获得胜利，那么亚洲革命就会事半功倍，而亚洲革命的成功也能有力的支援欧洲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的反抗运动。
不过，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施坦于1899年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后，第二国际就陷入了革命路线和议会斗争路线的斗争
亚洲民主革命同盟自然是反对议会斗争路线的，也就是反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路线。毕竟根据议会斗争的原则，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战争就会变成国家行为，于是原本应当站在阶级立场上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将会因为国家立场站在了殖民地无产阶级的对立面。
在亚洲民主革命同盟没有出现之前，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把欧洲以外的民族看成了等待解放的民族，也就是说，等欧洲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之后，这些欧洲之外的民族就自然获得了解放，因此现在他们无需去关心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战争是否会对自己无产阶级的立场造成动摇。
不过这种修正主义的立场，实质上并没有考虑到殖民地民族自身的解放和革命需求，当殖民地民族发觉修正主义实际上变成了帝国主义的一部分，那么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也就失去了。失去了这种革命性，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自然也就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他们很快就会被用来镇压本国的无产阶级运动。
有一小部分社民党人意识到了议会斗争带来的对无产阶级革命性的消减，但是大多数欧洲工人阶级却非常迷恋议会斗争，哪怕是在沙皇专制政权下遭到严厉打压的无产阶级，也梦想着通过和平手段获得国家的政权。
所以，幸德秋水成为亚洲民主革命同盟驻欧洲代表后，得到了不少反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的社民党人的欢迎，而幸德秋水和欧洲各社民党人交流后，才发觉林信义的推荐是对的，过去在欧洲社民党人中名声不显的列宁，才是最愿意和亚洲民主革命同盟合作的社会主义者。
列宁和托洛茨基一样，都是在此次俄国革命中才真正树立起俄国无产阶级领导者的形象。在此次俄国革命爆发之前，俄国革命的领导者实际上是社会革命党和民意党，沙皇政府对于抓到的社会革命党和民意党大多都会处以极刑，流放的比例比较低，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属于比较正常的政府反对派，在杜马选举中还能参选，对于其中的激进者才会被沙皇政府处以流放。
这也是列宁在革命期间主张武装起义遭到了党内大部分人反对的根源，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当时成员只有三万人左右，主要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周边，社民党认为起义不可能胜利，因为广大的乡村压根不支持自己，如果让沙皇逃出彼得堡，那么起义必然会失败，他们就会变成和社会革命党、民意党一样被沙皇政府清剿的对象。
不过列宁通过呼吁武装起义的要求通过报纸传递给了俄国的工人阶级，这使得沙皇政府对工人运动强力镇压时，列宁就成为了革命群众心目中的领导者。而托洛茨基则亲自参加了彼得堡的工人运动和组织了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也同样获得了彼得堡工人阶级的认同。
这两人的表现，使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形象从知识分子的集会向工人阶级的领导者转变，列宁也从普列汉诺夫的学生变成了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虽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因此而分裂，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却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反修正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系。
幸德秋水在法国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工党内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比较分散，他们通过一些小党组成了社会主义联盟，虽然这让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赢得了更多群体的支持，但也造成了法国社会主义政党内部修正主义倾向严重，社会党领袖饶勒斯就和伯恩斯坦主义的观点极为相近，甚至认为工人阶级不受一种学说的局限，社会变革可以通过改良来实现。
所以指望法国社会主义者支持亚洲革命，其实相当的困难，因为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虽然认为法国在海外的殖民行动是错误的，但却反对殖民地人民用武装斗争的方式反抗法国殖民地政府。
至于德国，虽然德国的社会民主工党在议会斗争中是最成功的，但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工党也是伯恩斯坦主义的大本营，虽然有奥古斯特·倍倍尔压制着党内的修正主义，但是他的副手卡尔·考茨基则在思想上逐渐偏离了现实斗争，而开始倾向于纯粹的理论研究。
倍倍尔对于工会的让步，接受了不经过工会允许，党不能组织工人进行政治性罢工，也加强了受修正主义影响较大的工会组织的力量。所以在游历了欧洲一圈后，幸德秋水认为，能够和亚洲民主革命同盟合作的对象，实际上只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其他人或组织都不会坚定的支持同亚洲民主革命同盟的合作，因为他们太容易受到国内及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
幸德秋水所指的这种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实际上就是指英法和德国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使得法国和德国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就使得反对战争的无产阶级陷入了阶级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困难选择。
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在这种选择中摇摆不定，饶勒斯一边批判德国的扩张主义，一边又反对战争，但是他也不敢喊出法国和德国的无产阶级应当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革命战争一说。
本章完
第756章
听完了幸德秋水在欧洲的经历，林信义也算是基本明白了此时欧洲的工人阶级正在被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所分化，社会主义者为了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也一定程度的偏向了本国和本民族的利益，而这种做法也使得各国社民党之间出现了矛盾。
下车后，林信义让片山潜安顿幸德秋水，自己则去找了田均一。两人见面后现实就中日合作的问题交流了几句，这个问题实际上正顺利的按照计划进行着，两人交流的重点不是推动中日的合作，而是合作之后应当怎么夺取亚洲联盟的领导权。
林信义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是：“日本在海上的优势太大，仅仅依赖理念恐怕是很难将日本海军转向革命的一方，必须要给日本海军树立一个强大的敌人，使日本海军意识到亚洲联合才是自己的出路，他们才会选择放弃日本本位而转向亚洲本位。
所以，在亚洲联盟成立之后，应当尽快的推动东南亚地区的民族独立活动，从而不给日本海军整合东亚海上力量的时间，对于日本海军中的帝国主义者来说，这种扩张活动正是他们所期望的亚洲联盟的意义所在。
而这种扩张行动将会使海军中的理智派不得不向亚洲民主同盟靠拢，因为理智派很清楚，日本根本没有力量单挑欧洲列强，与其看着帝国主义派毁灭日本，他们必然会选择民主革命来制约帝国主义派的扩张欲望。
在海军理智派和帝国派相互牵制的时间里，中国必须加快工业化和民主革命。一方面通过中国国力的增强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放弃入侵中国的野心；另一方面也要让日本人民看到民主革命在中国创造的成果，从而吸引日本人民转向民主革命。”
田均一是认同林信义的主张的，这也不是林信义第一次提到亚洲革命的路线，只不过这一次更加的具体化而已。
劳工党正是在林信义的亚洲革命理论指导下，才提出了中国铁路建设计划，把建立全国铁路网视为了中国民主革命成功的目标之一。这一铁路建设方案的背后，实际上就是劳工党内的工业立国派击败了农业发展派。
农业发展派的立论是建立在中国统一后列强就失去了干涉中国内政的能力基础上，所以新政府应当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而工业立国论则认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没有强大的工业和人民武装，那么就不可能有安稳的建设期。
对俄战争使得工业派完全占据了上风，而亚洲民主革命同盟的建立也扩大了劳工党在亚洲的影响力，比如印度劳工党就和中国劳工党结成了紧密的联系，双方在政治和经济上互相支持，使得英国人对武汉和英属印度的东北三邦自治区忌惮不已。
虽然东北三邦和英属印度政府签署和平协议后承诺不对英国官员采取暗杀等暴力活动，但是印度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并没有放弃这种行动，而有了东北三邦这个印度自治区，那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在实施了袭击活动之后都会逃入东北三邦，而英国人则毫无办法。
印度劳工党和印度国大党完全是两个极端，前者的组织严密而后者只是有产者的政治沙龙，英属印度政府用一些官位就能分化国大党，但是印度劳工党成员却并不理睬英国人给出的诱惑，因为他们的权力都来自于组织的赋予，脱离组织就失去了影响力。
而东北三邦的人民委员会虽然遭到了地主的抵制，但却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英国人过去利用地主来反对反英力量的手段，在东北三邦也行不通。倒是东北三邦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在孟加拉地区获得了极大的支持。
英属印度政府虽然考虑过以武力解决东北三邦的问题，但是英国人衡量再三终究还是没有把握。一是欧洲正处于战争前夜，英国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去刺激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二是印度人民委员会并没有放松警惕，其不仅保留了一支常备武装，还建立了普遍性的民兵组织，这让英国人非常蛋疼；三就是印度周边环境也不允许英国对东北三邦动手，武汉和东北三邦的密切联系，让英国人很是担心缅甸的安全。
同样的，英国人也没法对武汉采取武力威胁，因为对武汉宣战有可能导致东北三邦发动印度民族独立战争。所以现在英国人做出的对策是迁都，把英属印度政府驻地从受东北三邦威胁的加尔各答迁移到西北内陆德里。
英国人对于印度民族主义者的示弱，实际上刺激了亚洲民族独立意识的高涨。武汉也因此成为了亚洲各民族进步主义者的圣地，这使得武汉虽然还没有统一全国，但已经开始恢复历史上在亚洲的影响力，成为了亚洲各民族所认为的对抗欧洲殖民主义者的领袖。
这种政治上的影响力虽然不能转化为直接的利益，但是对于中国劳工党来说，却已经感受到了不小的好处，他们知道自己并不是单独在和欧洲列强对抗，亚洲各地都有着自己的同志，而他们也能通过这些革命同志去牵制列强的行动，从而以最小的代价粉碎列强对中国的进攻。
印度人民委员会的存在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假如没有印度人民委员会，那么英国在对待武汉的问题上可能会倾向于更多的武力方式，而武汉也无法通过印度人民委员会获得海外的资金支持。此次针对美国钢铁工业产能的转移，没有印度人民委员会的支持，就不可能有这样大的规模。
而美国钢铁工业产能转移一案，也彻底粉碎了先中国后亚洲的革命路线，党内形成了一个共识，改善外部环境对于中国革命也是很重要的，只关注本国革命而不关心国外革命，那么就会被帝国主义各个击破。毕竟帝国主义的力量要比各殖民地民族的力量大的多。
田均一对于林信义主张只有一个疑问，就是先从南洋的何处入手。其实田均一心里是有些数的，日本的选择可以很多，但是日本加上中国能选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法属印度支那。他真正想要问的，是怎么去推动法属印度支那的独立。
林信义也没有让其失望的说道：“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实际上包括了三个独立国家，柬埔寨、越南和老挝，不过在印度支那联邦的分割下，越南被分为了三个地区，南圻(交趾支那)、中圻(安南)、北圻(东京)，其中南圻作为直辖领地，东京为半保护地，中圻为保护地。
理论上来说，东京和安南地区是可以从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下独立出来的，当然这种独立需要当地民众的支持，并获得外部资源的援助，否则依赖他们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应付法国人调动整个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的资源进行镇压的。
所以，想要让法属印度支那联邦脱离法国的殖民统治独立，就需要把整个联邦的资源集中起来对抗法国殖民者，在这种情况下，亚洲联盟就可以以维护亚洲安全的名义介入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的事务。
而想要集中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所有资源对抗法国殖民者，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能够让大家都接受的政治理念，我认为这个理念不是民族主义，而应当是民主主义。
如果讲民族主义，那么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的各个民族就很难联合起来，从而被法国人分化击破，但是以民主主义作为号召，就能获得该地区各民族最大的公约数。
所以，我们应当推动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境内的民族区域自治和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的自治领化运动，以此对抗法国对于该地区的殖民统治。当法国殖民者在该地区的统治基础被动摇，该地区陷入不断地混乱时，亚洲联盟即可向法国人提出调停意见，防止法属印度支那地区的混乱向周边地区扩散。
以目前欧洲的紧张局势来看，法国人会对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的民主化运动让步，而这又将刺激到缅甸及东南亚地区的民族独立及民主运动
，联盟将会因此获得亚洲各民族的支持，从而真正变成亚洲民主主义者的同盟。”
田均一听明白了林信义的想法，当中国革命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他也意识到了民族主义的局限性，在刺激反帝反殖民主义的运动中，民族意识确实容易激发本民族的反抗意识，但是随着革命获得了初步的胜利，民族主义就开始倾向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就使得民族主义失去了革命性。
所以现在中国革命需要一个新的政治路线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民主主义显然要比民族主义进步的多。当然，现在的亚洲实际上能够落实的只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想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是不够成熟的，但即便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也比封建王朝和殖民统治进步多了。
因此林信义的主张他认为确实可行，印度支那联邦虽然是法国人用武力拼凑起来的，但是那里的人民对于追求自身利益的需求是不可能消失的，而民族自治和民主化运动，显然是契合了印度支那联邦各民族人民的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