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风云录 第247章

作者:富春山居

亚洲联合舰队虽然以日本、中国、太平洋联邦、大韩帝国、赤塔共和国这五个国家的军舰组成,但实际上的主力是太平洋联邦舰队和日本海军,这两支舰队各有2艘一级巡洋舰和2艘二级巡洋舰作为主力战舰加入了亚洲联合舰队,而其他各国几乎都是辅助舰。

名义上,联席参谋会议调动整个联合舰队,但实际上各国海军代表如果不达成一致,就只能调动本国派出的舰队,而想要以联盟的名义行使自卫权,还得先获得联盟会议的授权。

这样的权力架构固然极大的削弱了亚洲联合舰队的战斗力,但却也极大的降低了某些人员独走带给联盟的战争风险。联席参谋会议的规格不算高,德国的路德维希.萨克塞上校出任参谋长,林信义出任第一副参谋长,第二副参谋长是林葆怿上校,也就是上校级别的参谋会议。

不过联合舰队的活动区域却相当的广泛,日本面向太平洋港口:函馆、横须贺、佐世保、普天间、基隆、高雄、三宝颜;中国港口:青岛、榆林;太平洋联邦港口:阿皮亚;都向联合舰队授权开放。也就是说,联合舰队的巡视区域北到日本列岛,东到大陆架,西到太平洋中部,南到南洋。

而在过去,这一区域内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管辖权的,各国海军都在此地争夺势力范围,英国固然高高在上,但也不能把这片海域视为自己的后花园。日本、俄国、德国、美国、法国都有着各自的专属势力范围,中国在甲午战争之后则失去了所有海上的管辖权,只是徒有几艘军舰而已。

不过在俄国海军失败于日俄海战,德国东亚舰队加入联合舰队,英国海军退守马六甲,美国海军无力在该区域对抗日德海军之联合,所以该区域的海上管辖权自然就落入了亚洲联盟手中。法国海军、美国海军和荷兰海军,压根不能在东亚和联盟进行对抗,他们也没法联合起来,因为缺乏政治和经济上的共同利益。

于是原本被各国势力争夺的西太平洋地区,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统一管辖权的海上势力。虽然在亚洲联盟内部还存在着分歧,但是联盟对外的共同利益却超过了内部的分歧,使得这一新的海上合作组织开始趋向于稳定。

日本海军通过亚洲联盟的名义极大的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也是林信义再一次提前晋升的原因,海军需要林信义继续推动联合舰队的建设工作,实现海军的南下战略。

此时海军的南下战略已经比从前的画饼要清晰多了,就是海军要和英国以马六甲海峡为界,英国人控制印度洋,但马六甲海峡以东及澳大利亚以北地区,则应当属于日本海军的地盘。在这个基础上,日本就可以向东和美国争夺太平洋的控制权了。

日本海军的高层依然不敢把英国皇家海军视为敌人,他们认为印度洋是皇家海军不可能让出的核心利益,因此只要日本海军不染指印度洋,那么英日就能和平共处了,他们的目标还是放在了和美国争夺太平洋上。

林信义没有去纠正这些海军高层的想法,虽然他认为随着英国的衰弱,实际上和英国人争夺印度洋比和美国争夺太平洋要安全的多,但是和美国对抗会进一步加强日本对亚洲一体化的需要,因为日本个体的力量是没法对付美国这种大陆工业国的战争潜力的。

12月初,林信义前往了青岛,他需要在青岛安顿下来之后,再把木子母子接去。他并没有直接跑去青岛上任,而是先去了武汉,参加了武汉长江大桥的开通典礼。经过了三年的施工,如果加上前期准备工作则将近五年,总投资超过2500万美元,这座长江上第一座大桥终于建成。

田均一看到林信义的时候非常的开心,他在汉口码头上就指着远处的大桥对林信义说道:“你当初说修建长江大桥把武汉三镇联为一体,从而让武汉变成中国的革命心脏,我当时觉得这得几十年后才能完成,没想到十年后我们就做到了。明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那么从最北面的海参崴到最南面的广州,就可以做火车直达了,中国的内陆交通格局完全变了,就算海上再出现什么威胁,我们也不至于处处挨打了。”

林信义看着长江上的大桥也觉得气势非凡,虽然和后世的长江大桥相比,其实这座公路、铁路两用桥梁并不出色,可是在这个时代的长江上就显得宏伟壮观了起来,因为长江两岸还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即便是汉口、汉阳有了点现代化的影子,但是最高的大楼也没有越过长江大桥的高度。

他颇为感慨的说道:“一座长江大桥还是不够,长江绵延上千里,至少也得有十几座大桥才能沟通两地商业的交流。一条南北大动脉也是不够的,靠近沿海地区还得再修一条南北铁路,这样沿海地区的经济和国防都能获得保障。”

田均一等劳工党的领导人大为赞同林信义的说法,此时他们已经不再怀疑,林信义所描绘的中国工业的发展计划是一种过于美好的想象,当武汉工业的体系逐渐成型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工业化本身就是对中国社会变革最大的推动力。

过去那些试图把农业放在优先地位的党员,现在也不断的放弃了自己的主张,转向了工业优先的思路。去年大水灾对工农业的冲击是很大的,但是工业区的迅速恢复和农业区的难以自救,都表明了工业化的城市才是对抗天灾的最好武器。

林信义跑来武汉,显然不是为了参加一个长江大桥的通车典礼,他其实也是来了解一下工人国际的东方会议的讨论和决议的。

应该来说,此次工人国际在武汉召开的东方会议还是成功的,会议上各国工人代表都承认了亚洲各民族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正义性,同时也认同了各国无产阶级不为本国的帝国主义服务的主张。

不过让田均一感到困惑的是,他向林信义请教道:“工人国际的各国代表在会议上都声称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但是他们对于摩洛哥危机的问题上却又表现了和自己主张相反的立场。

法国的无产阶级代表认为,法国在摩洛哥的行动是在维持秩序,而不是镇压摩洛哥的革命,并指责德国所谓的保护侨民声明不过是谎言,是想要借机获得摩洛哥的领土。

德国的无产阶级代表也在为德国政府的行动进行辩护,他们都主张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不能成为否定祖国的借口。这实在是让人困惑不已,他们爱的那个祖国,难道不正在亚洲、非洲、美洲压迫其他民族吗?假如他们支持这个祖国,那么岂不是就是在支持本国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我觉得只有俄国布尔什维克派的主张才是正确的,无产阶级应当把帝国主义的对外战争变成国内革命战争,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林信义倒是能够理解田均一这些劳工党成员为何会反对欧洲的爱国主义,倒不是他们真的反对爱国主义,而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欧洲人的爱国主义,实际上就是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所以他们才难以接受。如果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那么劳工党大部分人还是会觉得爱国主义应当是高于一切的。

本章完

第777章

在田均一和不少劳工党的中央委员看来,欧洲的社会民主工党真正能够理解中国革命环境的,其实只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真正愿意把无产阶级利益放在民族和国家利益之上的,只有少数个人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

所以劳工党也就天然的倾向于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联合,而不是如日本社民党那样倾向于英国工党的议会斗争理论。幸德秋水在游历欧洲期间倒是和英国工党建立起了较为深厚的联系,毕竟英日关系当时正处于蜜月期,英国工党作为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党团,也很乐意和日本的工人阶级代表取得联系。

幸德秋水对于费边主义颇为赞同,不过他认为这是在英国这种民主国家才能实现的政治理你,在日本的天皇体制下,想要实现费边主义则颇为困难,因此他也不是全然反对暴力革命。

不过田均一领导的劳工党本身就是在武装暴动中夺取的地方政权,然后一步步的和封建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因此劳工党中央自然是不相信什么社会改良主义的,俄国革命的情况和中国类似,同样有一个专制的集权政府,俄国无产阶级在不打倒这个专制集团之前,就不可能实施任何的社会变革,因此只能选择暴力革命。

当然,对于俄国革命的本质,眼下只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最为清醒,一些改良主义者还在梦想着沙皇专制政府能够学习英国的光荣革命,主动的交出自己的权力,然后让全俄人民走上共同幸福的道路。所以劳工党自然较为接受列宁的阶级斗争学说,因为双方面对的社会环境类似,反动的统治阶级始终都想要用暴力扼杀自己,根本就没有和平共处的可能性。

工人国际的东方会议,其实也没有获得欧洲各国社民党的重视,因此前来参加会议的重要人物并不多,这就使得俄国社民党的列宁、托洛茨基、日本社民党的幸德秋水和作为东道主的中国劳工党成为了这场会议的主角。

这场会议因此对去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做了一个补充。一个是提出了要在群众中宣传反军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战争的运动,以反对帝国主义所宣扬的爱国战争宣传;一个是决定在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下设立三个洲分局,来指导全球工人运动。

在群众中宣传反军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战争,主要是东方各国无产阶级和俄布尔什维克的主张,欧洲各社民党代表因为国内群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去年大会上都不敢提出发动本国群众反对军国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是对于东方各国和俄布尔什维克来说,却并无这种烦恼。

在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下设立三个洲分局以指导全球工人运动,这个主要是中日无产阶级代表的意见。去年哥本哈根大会上虽然提出了要统一分裂的国际各支部,但是该决议没有提出如何统一的办法,因此变成了一纸空文。

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只是一个联络机构,职责在于同各国社会党和工人组织保持联系,筹备召开代表大会和确定代表大会议事日程,建立第二国际档案,以及负责就有关无产阶级利益的重大问题发表宣言、公告、呼吁书等。她不能强制各国社民党服从自己的决议。

不过作为亚洲地区无产阶级力量的核心,中国劳工党已经通过亚洲民主同盟对各国进步力量进行了整合,在亚洲联盟成立之后,中日社会主义力量获得了进一步的加强,中日的无产阶级需要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以对亚洲各国的无产阶级进行指导和提供帮助,同时亚洲民主革命也需要获得欧美工人阶级的支持,因此一个统一的全球社会主义力量的领导机构就比较重要了。

在这种形势下,劳工党自然就要求实现统一各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国际机构,并主张建立欧洲、美洲和亚洲三个分局领导三大地区的工人运动。虽然欧洲和美洲的无产阶级力量要比亚洲大的多,但现实是亚洲的无产阶级反而是最有组织的,因为亚洲无产阶级数量较少,且工业化也较为落后,这就使得亚洲的无产阶级理论不丰富,当中国劳工党这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后,各国的无产阶级就自动的向劳工党的理论靠拢了,因此没啥大的分歧。

日本的社会主义理论虽然要早于中国出现,不过日本人本身就是从欧洲的社会主义理论翻译而来,在强大的专制政府打击下,日本的无产阶级就没能实践成功过,因此在劳工党建立了武汉政权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要么放弃了无产阶级斗争理论,要么就倾向于劳工党的理论,因为劳工党在中国获得了成功。

而印度的无产阶级比之中日更加的涣散,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是殖民主义加上本地的封建传统,因此印度的无产阶级始终没能建立起自己的领导力量,在英国入侵西藏时,中国军队进入印度地区后,面对的最大的阶级矛盾,其实是小农和地主之间矛盾,其次则是地主阶级和英国资本之间的矛盾,印度当时还不存在彻底的无产阶级,只有季节性工人,他们的本业还是农民。

所以在亚洲民主同盟中,印度代表是社会主义色彩最淡薄的,他们虽然认同土地公有制度,但并不主张用暴力剥夺地主的财产。大多数人对农业极为重视,把工业视为改善农业的技术需要,而不是真正的改变印度社会的技术革命。

除了中日印三国的无产阶级组织外,其他各国几乎就没有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最多也就是一些民族独立分子和社会改良主义者,他们在本国都没有获得基层力量的支持。因此,当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亚洲分局成立后,劳工党自然就成为了该执行局的核心力量。

不过布尔什维克也在亚洲分局占据了一席之地,因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正处于激烈的党内斗争中,而布尔什维克力量此时开始集中于赤塔共和国,这就使得布尔什维克派在亚洲无产阶级联合中获得了支持。

这一支持极大的增强了布尔什维克派在党内的力量,列宁此次前来东方参加会议,不仅仅是因为劳工党的积极邀请,他也想要借助这个机会,和党内的反对派进行决战,从而纯洁党的组织。

俄社会民主工党的内部分裂,实际上是俄国革命失败造成的。革命失败后,一部分社民党被专制政府的白色恐怖给吓住了,他们认为俄国无产阶级没法对抗沙皇的专制国家机器,因此倾向于和资产阶级联合,走立宪道路。

这些人就是被列宁批评的取消派,他们要求取消党的组织,然后加入到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去,然后在资产阶级的带领下走立宪道路,然后再逐步进行社会主义的改良,把社会主义变成了一种个人信仰,而不是政治力量。

取消派的投降主义,甚至令孟什维克都难以接受,孟什维克虽然在革命失败后主张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但也还要求保留党的组织,并争取在议会中的合法席位。因此俄社会民主工党在革命失败后,就日趋分裂为两大对立团体,按照列宁的说法,取消派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单独的政党,而不是党内的一派。

不过在初期的党内斗争中列宁一派始终处于下风,因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中的一部分人,都认为列宁在分裂党,而不是取消派在反对党,毕竟取消派一开始提出的是取消党内一切派别,而不是取消党本身。

但是随着斯托雷平发动政变,把俄国杜马中的社民党代表都判了苦役后,主张和斯托雷平合作的取消派就开始被工人和基层党员所抛弃了。在社民党国内中央委员会被斯托雷平捣毁后,取消党内各派系,实际上就是取消了党的组织,因为俄社民党从一开始就是通过各个社会主义理论小组的联合建立起来的,这些社会主义理论小组形成了党内的各个派系,取消派系也就意味着党的组织体系不存在了。

1911年4月,在杜马会议上,斯托雷平提出了一系列加强沙皇专制地位的法律,从而破坏了十月十七日宣言,这使得期待俄国走上立宪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派都对斯托雷平的改革也失去了信心。于是取消派在社民党内的影响力再一次遭到了打击,因为他们所提出的政治道路已经失去了实现的可能。

因此,列宁来中国的期间,就在准备召开社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把取消派开除出党团。在这件事上,劳工党提供了不少资源,并且促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联合。虽然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门徒们在党的发展问题上分歧很大,但是在面对取消派的立场上却终于达成了一致。

田均一在观察了列宁和取消派的斗争过程,也得到了极大的收益,因为列宁几乎是在被全党孤立的情况下,坚持斗争了三年,然后把取消派给孤立起来了,孟什维克从调和立场转向了把取消派开除出党的立场,但是就党的上层比例来看,取消派的规模实际上并不弱于布尔什维克派。

比如托洛茨基在1910年时其实还是部分支持取消派的主张的,但是在1911年4月以后也抛弃了取消派,虽然他和列宁在政治理念上有着激烈的争论,可却并没有因此就倒向列宁反对的取消派。

俄社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的论战,让田均一等劳工党高层叹为观止,田均一对林信义感慨道:“俄国同志给我们好好的上了一课,和俄国同志之间的论战相比,我们党内的争论简直就像是村头儿童的吵架,确实不值一提。”

林信义当然能够理解田均一的感受,党内政治斗争同样有高层次和低层次的斗争,而列宁显然是最高段位的选手,哪怕就是站在一边观摩,也能让劳工党的党员们接受一场思想上的洗礼了。

俄国社民党之所以没能取得俄国革命的领导权,不是他们的理论不行,而是俄国的反动势力太大,而革命实践经验不足,从而造成了这一次革命的失败。但是这场失败给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教训是深远的,列宁是最深刻的反省者,所以下一场革命中,列宁一定不会放弃对于革命的领导权力。

劳工党能够从布尔什维克的成长中学到什么,他是干涉不了的,但如果什么都学不到的话,就是这些人压根不能理解社会主义,而不是他们智力不足。田均一等人对列宁的看法,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向好的方向,这就已经足够了。

和田均一等人亲密交谈后,林信义自然就去拜会了托洛茨基和列宁,以劳工党员的身份。林信义和托洛茨基的交谈,主要在于亚洲革命对于俄国革命及欧洲革命的支援上,双方虽然在一些问题上都有着相近的看法,但是林信义却觉得自己似乎很难信任托洛茨基,因为对方的观点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改变。

和列宁的交谈就坦诚多了,列宁始终把谈话的主题扣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上,在这目标下建立起了劳工党和布尔什维克对全球社会主义发展的共识。在这一主题下,两人实际上是就党的观点发表了意见,而不是完全的个人的观点。

这场谈话让林信义觉得,即便他不是穿越者,和列宁交谈之后也会信任对方,因为个人的立场可以轻易变换,可组织的立场是不能这么迅速改变的。列宁的观点大多是建立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理念,而非个人的主张,这种表态自然是可信的。

不过列宁和托洛茨基有一个观点是相同的,就是认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首先得在欧洲的中心获得胜利,对此林信义思考良久后,还是没有附和这位革命导师,“按照您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另一个是无产阶级成熟到做好了革命的准备。

我在理论上支持您的主张,但是在实践中我认为不能指望先在欧洲这种资本主义的中心获得胜利,然后再去解放全球。我认为,无产阶级想要解放自己,首先得先解放全人类,然后才能迎来自身的解放。

社会主义虽然理论上应当在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下建立起来,但是资本主义的失败却是从自己的薄弱环节开始的,比如中国和俄国这样的资本主义薄弱地区。

所以,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的前提,应当是欧洲以外的被殖民民族先摆脱了国际资本的奴役,被孤立起来的欧洲资本主义,才能被无产阶级的大联合所粉碎…”

列宁对于林信义提出的看法很感兴趣,在两人交谈之前,他已经从田均一口中得知,这位中国劳工党成员不仅仅推动了中国革命,也推动了印度和朝鲜地区的革命发展,虽然在社会主义理论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不过对具体的革命实践则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因此他也认真的请教对方,该如何去实现非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的革命胜利。

林信义思考了许久,才谨慎的说道:“我的看法有两点,一点是应当推动资本主义的生产扩散,使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粉碎那些落后地区的生产关系;另一点是培养各地区的无产阶级组织,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没有建立之前,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权。

当然,这样的革命实践会遇到许多挫折,比如资本主义生产在全球的扩散,是否会提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从而使得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利用高福利去收买本国无产阶级,并将低利润产业转移到落后地区,从而削减本国无产阶级的力量,破坏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联合。

此外,各国的无产阶级政权虽然能够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前建立起来,但是如何保证这些无产阶级政权不会被资本主义所腐化,最终背叛尚未觉醒的本国无产阶级,从而变成腐败的官僚资本主义集团…”

列宁思考了良久,一时居然提不出什么意见,他只好对林信义说道:“你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确实很有意思,我需要认真的考虑考虑,才能试着去解答…”

本章完

第778章

林信义在拜会了托洛茨基、列宁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外,还特意去了自己最关心的军政大学和海军大学参观。此时这两所学校的前缀已经从红军变成了武汉,而两所学校的规模也和初建时有了极大的发展,其中军政大学发展的最快,在校学生人数已经超过8000,成为武汉劳工党新血的供应核心。

和后世的正规大学不同,武汉军政大学并不是从完成了普通中学教育的人群中招收人员培养,当初林信义主张建立这所大学的目的,就是为劳动阶级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

所以军政大学除了接纳普通中学毕业生的考试制度外,还有工农兵推荐制度,在完成了扫盲教育的前提下,经过所在工厂、公社部队的推荐下进入军政大学进行政治教育培养,以作为革命的储备力量。

这些工农兵学员虽然在通识教育上不及普通中学毕业生,但是当他们接受完教育再回到原先的岗位上时,却能够极大的带动当地的工作,从而提升当地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那些知识分子下放的干部相比,这些工农兵干部的优势就在于,他们被群众视为自己人,容易获得群众的信任。

而知识分子在基层当干部,虽然在知识面上更具有优势,但有一个问题是始终解决不了的,就是他们终究是上面派来的,迟早还是要回去上面,因此群众就不能指望这些知识分子完全的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劳工党通过这两种干部的使用,既稳定住了基层群众和干部之间的联系,同时又确保了中央的意志能够被基层干部所执行。

当然,这种干部培养的模式必然会形成基层组织对于上层组织的对抗,过头了就会形成地方主义,引起中央一部分委员的不满,但基层党组织过于削弱又会形成官僚主义,使群众对于基层党组织产生不满。

在劳工党尚未完成全国统一的社会环境下,当前模式还是得到了大多数党员的支持。因为地方反动势力的多变,使得中央不能搞一刀切的政策。地方必须要针对不同的社会民情采取针对性的政策才能瓦解反动势力的联合,维护劳工阶级的利益。而当前国内外的反动势力依旧占据较强的优势,各地的党组织要是不联合,就无以对抗反动势力的联合扼杀。

正因为劳工党面临的这个局面,军政大学这样培养党组织新血,并统一基层党员思想认知的教育基地,自然也就成为了劳工党重视的核心机构。田均一就担任过军政大学的校长,直到其工作实在太多,才不得不辞去该职务,但是接替他担任军政大学校长的依然是中央委员,比如现任军政大学校长就是原湖南工农兵委员会主席沈荩。

林信义来军政大学当然不仅仅只是看一看学校的发展,在参观过校园之后,在校长室内,林信义向沈荩询问起了关于自己建议设立的青年政治教育加强班的情况。

沈荩也诚恳的回道:“今年三月我们从各年级中抽调了一批优秀学生组建了第一个班级,由党内委员和受邀的日本、俄国同志上课,效果还是相当良好的,六月时组建了第二个班,本月组建了第三班…”

林信义听完后拿过了三个班的学生名单略略翻了翻,然后便对着沈荩说道:“虽说小班教育可以加强这些学生对于政治的认识,但是我认为正确的思想还需要进行广泛的传遍,才能从量变引发质变。

军政大学还是应在周末安排面对全校,甚至是不限本校旁听的讲座,请委员和工人国际的同志讲一讲政治的本质。一方面是让委员们不至于距离群众太远,另一方面参加工人国际的各国党派虽然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不一,但就理论研究而言,大多数党派在理论研究上都是高于我们的,吸取他们的智慧,至少可以让年青学生增加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

沈荩当然不会去反驳林信义的建议,他知道面前的林枫委员和田均一委员一样都是党的创建者,也是中国革命道路的计划者,当他还在考虑着排满的时候,林枫已经考虑如何建立中国的新秩序了,没有劳工党的创立,大清或者会完蛋,但是革命能否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就不好说了。

在革命前途的问题上,党内对于林枫委员的建议总是极端重视的,就算是田均一委员也数次纠正了自己的观点,和林枫委员提出的主张形成了一致。到目前为止,林枫委员做出的判断都没有出现路线上的错误,实践中或者有些小问题,但都不妨碍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这自然就加强了林枫委员在革命理论上的权威性。

在和沈荩沟通了关于教育方面的设想后,林信义也顺势要求瞧一瞧各省优秀青年的推荐名单,他想要看的还是湖南省的名单。

一直以来他都很关注湖南省的教育问题,所以他其实很清楚某人已经从湖南的山村中走了出来。对他来说,最大的担忧是,某人在这个时空真的跑去搞教育,这可就麻烦了。对于其他历史名人,他是不大在意的,他觉得这些人都是为时代所造就的,自然也就能够被时代所取代。

但是对于某人来说,他认为虽然他也是被时代所造就的一员,但这位却也有能力改变时代,让他去搞教育,那就是他的错误了。

为什么林信义担心某人去搞教育,因为湖南现在和历史上已经走上不同的道路,历史上湖南的进步势力被保守势力所扼杀,使得某人不得不放弃教育事业走上了革命道路,但是现在武汉政权牢牢压制住了周边的保守势力,加上铁路和公路的建设,湖南、湖北名义是两省,但其实却更像是一省,湖南的保守势力在铁路沿线被完全打压了下去,长沙城真正成为了革命的据点。

某人现在投入教育事业的话,几乎没有什么意外可以打断他的求学之路,这就意味着他很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教师,林信义当然不想看到这个选择。

林信义很快就找到了自己想要看到的名字,然后向沈荩询问道:“湘乡中学向军政大学推荐了三人,这个评语最优秀的怎么被打回去了?”

沈荩瞧了一眼名册后就了然的回道:“奥,李润之的古文文章确实很出色,差不多已经超过普通中学毕业生的水准了。但是我们了解了一下,他的科学课程实在太糟糕了,特别是数学成绩连小学毕业生都达不到。

湖南那边的解释是,这位同学从小接受的是私塾教育,新式小学课程只上了一年就跳级到了中学。我们研究后认为,应当让其接受完中学教育后,再对其进行考察。毕竟他是学生而不是工农兵学员,对学生的科学素养,还是需要达到一般程度要求的。”

林信义知道沈荩说的其实没啥问题,且这个主张还是他先提出的,当初设立军政大学的时候,国内都是偏重文科而轻视科学,所以军政大学对于偏文科的学生要求比较严格,对偏理科的学生则比较宽松。

林信义给出的理由是:社会主义是科学,没有基本的科学素养是难以理解的,偏向于文科的学生总会拿玄学来解释社会主义,搞不好会闹出孔子社会主义的笑话,所以应当严格控制偏文科的学生进入军政大学。

沈荩给出的解释,并没有偏离他创建军政大学对生源的要求,不过林信义还是打破了自己的观点,决定给某人开个后门,毕竟列宁不大可能在中国久待。

对于列宁来说,欧洲才是他对资本主义的战场,东方虽然安全却远离了战场,对于这样一位职业革命家而言,远离了战场就等于是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因此在召开完俄社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后,列宁还是会回去欧洲继续战斗的。

在和列宁交谈后,林信义认为这场在东方召开的俄社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会使布尔什维克真正的组织化,虽然这一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把社民党内的自由派和投降派开除出党,但实际上却是确立了布尔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工党的区别,今后俄国的工人阶级将会把布尔什维克而不是社民党视为自己的政治代表。

孟什维克虽然还掌握着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解释权,但是他们的政治路线在党内自由派和投降派被开除出党后就破产了。为什么列宁在这个时候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因为试图和沙皇政府妥协走资产阶级民主路线的议会斗争路线已经破产。

当列宁把取消派和召回派开除出党后,俄社民党实际上就剩下了暴力革命一条道路可选,而这条道路始终都是布尔什维克在坚持。也就是说,孟什维克除非放弃政治,否则就只能跟随布尔什维克前进,这也是托洛茨基开始纠正政治方向,试图和列宁和解的根源所在。

布尔什维克一旦确立了对党的政治路线的领导权力,那么列宁自然就会对国内的党组织进行改造,从而确立布尔什维克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布尔什维克也将进一步的组织化,最终变成一个独立的政党组织,而社民党也就剩下了一副躯壳而已。

既然已经看清了列宁的政治路线,林信义自然知道列宁在东方的时间不会太久,那么确保某人亲自听一听列宁的课程就是必要的。对于普通人来说,见一见列宁不过是一种可供回忆的事件,但是对于革命者来说,能否获得列宁的亲自授课,这是日后国际革命联合的基础。

另一个时空中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阵营的分裂,就在于无产阶级领导者之间的理念分歧,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的分歧,斯大林和教员之间的分歧,最终这些个人理念的分歧变成了各国党之间的分歧,然后扩大到了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分歧。

虽然让某人听一听列宁的授课未必能够避免这种分歧,但至少有了一个能够解决此种分歧的借口,在同一革命源流之下进行协商,好过变成异端之争。

而且和另一时空不同的是,列宁现在对于中国革命的了解要深刻的多,因为劳工党的组织原则大多是参照他的建党原则来建立的,除了在思想上没有和布尔什维克完全一致外,这一点列宁倒是可以接受,毕竟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也不可能比德国工人阶级更先进,而无产阶级更为弱小的中国自然也不可能比布尔什维克更进步。

不过这样一来,列宁也意识到了先锋队理论在夺取政权后遇到的不少问题,在和罗莎.卢森堡就先锋队理论进行辩论时,列宁提出的前提是先锋队是为了夺取政权而不得不建立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

所以当林信义向他提出如何防范先锋队不堕落时,列宁就谨慎多了,因为劳工党提出的不是未来,而是现实问题,劳工党已经夺取了政权,他们面临的是如何不让政权被腐化的官僚集团所夺走。这是欧洲无产阶级尚未遇到的问题,因为欧洲无产阶级还没有成功的让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活下来,活到足够让革命者腐化的时间长度。

在武汉亲自观察了劳工党的政权组织后,列宁同意了劳工党提出的新革命理论,即无产阶级可以在被资本主义破坏了旧秩序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先完成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政权。这一政权的领导者虽然是无产阶级,但政权的基本支持者其实是广大的农民阶级。

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面对的主要敌人是资本主义不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面对的主要敌人其实是封建地主和大量的小生产者,在中国革命中,资本主义都是一种可以联合的进步力量。所以林信义提出的先锋队腐化问题,其实就是大量的小生产者一旦混入党内,把党从无产阶级代表变成了小生产者的代表,革命政权还如何维持?

这种情况是不能拿欧洲的政治模式来套用的,列宁反对先锋队堕落的必然性,因为他乐观的认为,各地区党组织和党员代表大会能够遏制住中央委员会的腐化变质。但是中国劳工党面临的问题是,不是中央委员会的腐化,而是整个党从无产阶级转向了小生产者利益的代表,这就意味着党的组织是从基础开始腐蚀的。

这种情况列宁确实没有考虑过,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上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赢得胜利,但现实是,它确实出现了。这就意味着欧洲及欧洲之外的地区,出现了两种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路线,已经不能按照唯一性来解释了。

列宁需要认真考虑,其实就是表示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唯一性的重新思考,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课题,相当于要重建一条新的路线。林信义希望,某人可以接过这条东方路线的思考,从而建立起全新的世界革命进程路线。

毕竟他很清楚,除了罗莎.卢森堡和列宁之外,之后的革命领导者实际上都很难把革命实践上升为理论路线。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始终在罗莎.卢森堡和列宁划定的革命范围内兜兜转转,走不出两人的理论范围。至于教员,他获得世界无产阶级认可的时间已经太晚,没法让东方路线接替苏联路线成为世界革命的主流,最终导致无产阶级在冷战中失败。

林信义脑中滑过了这些想法,口中对着沈荩说道:“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今年是世界无产阶级对亚洲无产阶级运动认同的一年,我们需要尽可能的让年轻人和工人国际的代表接触,从而为今后的世界革命联合做好准备。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其实大多数学生的文化程度对于这些工人国际的社会主义理论家而言都是不足的。这个时候就得拿数量换取质量。我看你们的班级设置还是过于保守了,这种精英化的小班教育,不适合革命发展所需要的年轻新血的输入。

多增加几班,如李润之这样的偏才,也可以先让他接受教育,然后看成果,而不是考察后再教育…”

本章完

第779章

林信义在武汉一直待到1912年2月中旬,才乘坐火车前往青岛,虽然他在武汉逗留了2个月,不过对于亚洲联合舰队的组建工作并没有什么大碍,因为决定联合舰队建立原则的日中德代表都在武汉,林信义在武汉期间,同时也在和德国、武汉代表进行沟通,以确定今后联合舰队的一些办事规则。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三方对于法属印度支那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在远东战争爆发之前,法国一直有一个东方法兰西的梦想,就是把柬埔寨、老挝、越南、广东、广西、云南合并为法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从而建立起一个属于法国统治的印度支那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