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法国人的梦想就是，这个法属印度支那地区将会成为法兰西在东方的扩张基地和财富来源，等同于印度大陆对于大英帝国的作用。1899年中法签订的广州湾租界条约，正是东方法兰西梦最为绚烂的时刻。
不过在把软弱的中国官员赶走之后，法国人发觉自己对付不了那些乡下捍卫自己土地的中国农民，法国人试图复制自己在越南侵占土地的殖民政策，在广州湾压根行不通，不得已下法国人只能和当地农民妥协，承认他们对于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
没法从广州湾获得免费的土地，法国人就不得不花费真金白银来建设广州湾，以谋求以商业的力量来掠夺当地乡村的财富，不过法国人在这里又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控制香港岛的英国人早就占据了地利，并且利用珠江水系建立了通往内地的商业网络，本土工业不够发达的法国人，面对依赖印度廉价原料的英国工业很自然的就处在了下风。
法国人试图统合柬埔寨、老挝、越南、广东、广西、云南为一体的经济贸易政策，从一开始就失败了，而法国的军事力量，在法德矛盾上升，远东战争爆发后，也在东方陷入了不利。
1907年法国从暹罗手中获得了湄公河东岸领土后，暹罗倒向了英国，法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不得不终止。此后法国开始专心经营越南，试图把柬埔寨、老挝、广西和云南作为和周边势力的缓冲区。
而亚洲联盟成立之后，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很自然就成为了联盟试图解放的第一目标。德国人自然是乐意看到日中南下肢解法属印度支那的。这就促成了亚洲联盟对于法属印度支那民族独立势力支持的起因。
早在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建立的时候，越南的民族独立分子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中国兴起的革命力量。而当时也是越南旧勤王党失败，越南民族独立运动陷入低潮的时期，因此一些越南民族独立分子就前来武汉学习过。
这些越南知识分子在武汉的学习经历，极大的促进了越南民族独立运动向资本主义民主运动的转变。在武汉和日本东京留学过的潘佩珠，回国后改组了维新会，取消君主立宪政纲，确立民主立宪政纲，并把维新会改名为光复会。
潘佩珠虽然认为劳工党所建立的武汉政权是强大的，但是他认为越南维新会的会员们是不大可能认同土地改革政策的，因为越南维新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因为痛恨法国人侵占越南土地而产生的民族独立信念，也就是说，维新会的主要成员是地主出身。
因此潘佩珠更为认同孙文的三民主义，他在东京了解了同盟会的纲领后，又跑去广州和孙文见面，并把孙文的三民主义吸纳进了越南光复会的政治主张。
当然，孙文终究不能给与光复会以理念之外的其他支持，随着武汉的崛起，日本陆军对于满蒙独立论其实已经不报多少希望，孙文和同盟会对于日本的重要性也在不断下降，特别是在北洋和陆军靠拢之后，日本方面对于孙文的支持已经几乎流于形式。
虽然孙文领导的广东同盟会一直试图整合同盟会的力量，并在两广、福建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地盘，但是同盟会本身就不是因为政治理念一致而建立的，它是日本人以资金援助为条件，并以排满反清为共同目标而勉强联合的同盟、
随着光绪的退位，日本人对同盟会资助的削减，同盟会自然也就无法再成为一个整体。在新的共和体制下，各地同盟会的政治理念就没法再达成一致了。北方同盟会几乎已经瓦解，满清统治结束后，这些北方知识分子开始支持北洋或武汉，重点在于一个能够统一全国和能够保护自己利益的势力。
而南方同盟会没有如北方人对外敌威胁感受的那么深，他们更支持本地势力，以保障自己的利益。所以，广东同盟会总部的命令在广东、福建、广西勉强还能打个折扣落实下去，但是在东南、西南地区就几乎没啥效力了。
孙文面对国内政局尚且自顾不暇，还有什么余力去帮助越南光复会的独立？而潘佩珠在巴厘岛事件后也清醒的意识到，东南亚地区想要摆脱欧洲人的殖民，是没法绕过日本和中国，特别是在日本和中国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亚洲联盟。
于是，虽然和劳工党的政见不同，1911年越南光复会还是和武汉再一次密切的联系上了。林信义在武汉期间，潘佩珠等光复会高层也在武汉，就越南的独立问题请求劳工党及联盟的帮助。
德国人对于越南光复会的请求很感兴趣，但是德国人认为光复会应当完全接受联盟的指示来制定起义计划，德国人的真实想法是，在欧洲交战时让越南人发动起义，这显然有利于分散法国人的力量。只是德国人想要把武器运入越南就没什么能力了，没有中国的支持，德国和日本其实都很难办到这件事，因为法国人现在很提防德国和日本的商船在越南港口的行动。
法国人之所以严格控制越南的对外贸易，因为越南人的反抗还没有停止。1908年2月至5月，在潘周桢、陈季珨、黄叔抗等发动和领导下，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中圻农民反拉伕、反课税运动。这次农民运动直接促成了黄花探起义，虽然在地主的出卖下，法国人镇压了起义军的主要力量，但直到现在，黄花探依然还在越南中部地区打游击。
越南的国土面积显然是有利于法国殖民者镇压农民起义的，不过法国人封不住从广西、云南进入越南北部的陆上通道，所以越南民族独立运动想要成功，就必须依托广西、云南作为后勤基地。法国人从海上封锁了越南起义军获得外部支援的可能性，越南民族独立分子就只能指望中国人的援助了。
德国人虽然许诺了不少，但潘佩珠也知道大部分承诺是德国人没法实现的。所以，最终越南人所重视的，还是和中国劳工党的接触。
劳工党内部对于越南的民族独立虽然表示支持，但对于如何支持还是有着不同看法的，一部分人主张让越南忍耐下去，等成昆铁路和湘桂铁路完成后，再支持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湘桂铁路建成就可以让武汉和镇南关联通，那么支援越南独立就更加的方便了。
而另一部分党员则主张立刻援助越南独立，顺便也要收回广州湾和滇越铁路的经营权，他们主张革命不能等待，要趁时而动，现在欧洲局势紧张，因此支持越南独立要容易的多，等待铁路修建完成，从目前来看至少要十年时间，那么欧洲对峙局面结束，中国就有可能独立面对法国的压力，这个代价就大多了。
在林信义看来，劳工党内的争论，实际上表明这个党正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革命党只需要考虑如何打到反对派就好，而执政党则还需要考虑治下地区的民众是否能够承受战争带来的压力，毕竟不是所有民众都是革命的支持者。
而这种党内的争执，最终以林信义提出的法属印度支那地区民主革命路线最终胜出。在巴厘岛事件之前，林信义已经提出了对于法属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斗争路线，不过当时这一路线并不被越南光复会和一部分劳工党党员所接受。
越南光复会和部分劳工党党员反对的理由就是，和平斗争等于是承认了法国人在印度支那的统治权，这显然是一种妥协而不是革命路线。
不过等到林信义抵达武汉时，武汉的风向已经有所变化，因为劳工党的激进派发觉，光复会所主张的彻底打倒法国殖民者的革命路线，并不包括承认柬埔寨和老挝民族的独立。也就是说，越南光复会在赶走了法国人之后，却主张越南有权力接受法属印度支那的全部权力。
越南民族主义者的这种主张，自然激起了柬埔寨和老挝民族主义者的愤怒，虽然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比越南落后的多，以至于反法运动要轻微的多，但并不代表他们承认越南人有代表他们的权力。
事实上，即便不提历史上越南王朝对于老挝、柬埔寨的入侵战争，即便是法属印度支那的建立过程中，法国人对于柬埔寨和老挝的统治，也是引入了大量的越南人担任低级官员，从而利用越南人来镇压柬埔寨和老挝的反抗。
柬埔寨和老挝的民族独立分子愿意接受林信义的和平斗争路线，他们认为以自身的力量确实没法走暴力革命的路线，和平斗争路线不仅可以让法国人让出一些权力，也可以借此改变两国落后的面貌，从而让更多民众觉醒。
但是越南光复会的革命路线就没法让柬埔寨和老挝民族独立分子支持了，按照光复会的设想，就是柬埔寨和老挝人民应当配合越南的反法武装斗争，把法国人赶走之后，原先的法属印度支那就变为大越南共和国。
柬埔寨和老挝的民族独立分子怎么能够接受这个方案，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不如不反抗法国人，毕竟和法国人相比，那些替法国人办事的越南官员其实更可恨，没有了法国人的约束，越南人在他们国家岂不是更加为所欲为。
劳工党内的激进主义者当然也不能接受越南光复会的主张，这和他们想象的革命斗争可差远了，不过是让法官老爷变成了越南老爷。而党内的保守派就更加不认可光复会的大越南共和国的方案了，这个大共和国是不是还要继承法国对于广西和云南的野望呢？
于是，林信义在武汉的两个月中，对各方进行了协调，最终迫使潘佩珠为首的光复会代表接受了民主斗争的路线，并承认柬埔寨和老挝都有独立反法的权力，越南共和国不会强迫两国加入大越南共和国，至于三国独立后是否组建联邦，可以等日后再商议。
在劳工党和联盟的帮助下，柬埔寨和老挝的民族独立分子随即在武汉成立了独立的政党，从而解决了国内革命没有组织的局面。在林信义离开武汉之前，三国民族独立政党缔结了反法同盟的协议，认同了在反法独立运动中要互相支持。
在林信义抵达青岛不久，欧洲传来了一个新闻，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签订了反土同盟条约，林信义对此不由同身边的人说道：“南斯拉夫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战争要开始了啊，看来意大利对土耳其人的挑战，刺激了南斯拉夫人的反土情绪。”
不过此时的亚洲局势还是稳定的，天皇的病情时好时坏，使得日本对外政策都趋向于缓和，至于中国这边也致力于国内建设中，袁世凯就任国务主席后修建的津浦铁路已经接近完工，这是北洋集团为了避免南北交通干线为武汉掌握，向英德借款修建的南北铁路干线，花了900多万英镑。
不过这条铁路可谓是北洋团体执政后的第一功绩，虽然和武汉在这期间修建的铁路线长度有所不足，但却沟通了华东、华北沿海地区的交通，使得南北两条交通干线的格局初步形成。而袁世凯向四国银行团借款1600万英镑，也终于为国会所通过，按照袁世凯的规划，这笔庞大的资金将会用在华北和东北地区的交通和水利建设，并作为货币改铸的本金。
袁世凯最为关注的两个项目，一个是石景山钢铁厂、一个是黄淮地区的水利建设。在其看来。这两个项目一旦建成，那么北洋在工业和粮食问题上，就都有了和武汉对抗的本钱。双方在山东统治权力的争夺上依旧没有决出胜负，但是武汉在青岛及胶澳铁路沿线占据了优势，这给北洋团体造成了很大压力。
林信义抵达青岛之后，就主要在推动青岛的港口和工业基础的建设。在他看来，此前在九江设立石油炼化厂完全是迫不得已，因为武汉在沿海地区就没有一个能够确保安全的地盘，但是随着亚洲联盟的建立，山东实际上已经开始变成适合于工业建设的半安全区，只要日中不爆发战争，那么山东半岛就是安全的，英国人也不可能在日中和平没有打破前来山东挑起冲突。
而山东的工业基础一旦建成，那么中日之间就会变得更加和平，因为日本没法进攻一个已经建立起工业基地的山东半岛，特别是在航空工业还没有成熟的时代。所以，林信义的主要责任虽然是推动联合舰队的建设，但他却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了整合山东资源和工业规划上。
随着德国政府交还了胶澳，德国资本对于青岛的投资反而积极了起来，因为他们现在不需要接受德国政府的行政命令，而只需要考虑经济利益就可以了。特别是随着摩洛哥危机的爆发，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矛盾剧增，这种冲突不仅仅体现在欧洲舆论的互相攻击上，还体现在了远东。
原本在上海投资的德国商人们，很快就感受到了英法商人对自己的排挤，上海总会拒绝德国侨民申请，完全体现了英国人对德国人的恶意。因此，德国商人开始把上海租界的投资转入中国内地或青岛，从而规避欧洲战争爆发的风险。
本章完
第780章
1912年6月21日，一队舰队停靠在了青岛港外，其中包括了日本海军出售给中国的四艘军舰。原俄国波尔塔瓦号战舰，排水量11,685吨，现为中国海军命名为山东舰；原俄舰列特维赞号，排水量12708吨,现命名为山南号。
除了这两艘一级巡洋舰外，还有原俄舰瓦良格号、帕拉达号，排水量在七八千吨，改名为武汉号和成都号。随着这四艘主力舰的加入，中国海军终于摆脱了靠海天和海圻舰撑场面的窘境。
联合舰队主要有三支分舰队组成，日本、中国及太平洋，其他国家只能作为这三只分舰队的附属，不过和德日分舰队相比，中国分舰队的主力舰就未免太跌份了些。
德国的“沙恩霍斯特号”、“格奈森瑙号”两舰在无畏舰面前固然不算什么，但是作为07、08年才完成的新舰，在远东地区已经可以排在头等战舰的位置了。
日本海军为了不弱于太平洋分舰队，甚至把香取号战列舰派出作为了日本分舰队的旗舰。当然香取号战列舰作为前无畏舰的设计，虽然是新舰，但在日本海军眼中的地位也大大下降，所以才会拿出来压一压德国人。
于是在中国的家门口，联盟的三支分舰队却以中国分舰队最弱，这种情况自然是大伤中国人的颜面的。这里指的是武汉方面，北洋及其领导的海军，倒是已经习惯了自己非列强的身份，认为海军不如人是理所当然的。
北洋团体和海军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北洋已经躺平不想去争夺什么海权了，而海军还想着添置几艘军舰，然后夺回一些家门口的话语权。不过袁世凯是不大相信海军的勇气的，毕竟义和团事变的时候，陆军不过是保持了局外中立，而海军则是直接向英国人、日本人投降了。
在袁世凯看来，花点小钱养着海军这个编制没啥，毕竟中国这么长的海岸线，没海军显然是不行的，但是大力发展海军也没这个必要。一方面海军在甲午之后已经没了胆气，只会朝着政府要钱买舰，对于如何维护中国的海权毫无计划；另一方面就是海军中的福建人太排外，他想安排一些北方人进入海军都被排挤了。
北洋团体对于海军的看法和袁世凯差不多，他们认为海军的主要对手其实是列强，而中国内部尚未统一，有什么资格去和列强对抗？且北洋在陆上面对武汉已经居于弱势，再把资源分到海军手里，陆军获得的资源就更少了。
和另一个时空北洋在陆上对南方占有优势，但缺乏快速调动兵力南下的处境不同，现在的局势是北洋只想守住华北、华东和南满地区，海军反而成了鸡肋，因此袁世凯自然不肯再给海军什么资源来发展。
但是武汉这边则不同，随着武汉控制住了长江中上游航道，武汉迫切的希望把长江流域及海岸线的控制权完全收回，这也是武汉对国民经济建设的一个安全保证，没有国防安全就不可能大规模的往不受保护的沿海地区投资，这要是被列强用军舰给破坏一次，那么国家经济得倒退好几年。
所以，最终愿意为海军扩建计划买单的还是武汉，而日本海军在无畏舰的性能公布后，也对缴获自俄国的落后军舰失去了兴趣。正如林信义在海军会议上所主张的，全重炮战列舰和石油燃料才是现代军舰的核心技术。
今次陪同这几艘维修好的俄舰前来的筑摩号巡洋舰，正是日本海军新下水的试验舰，其采用了大量的新技术，特别是在动力和通讯上，表现了和旧军舰完全不同的布置，这也是日本自己设计的第一艘煤油兼用的动力军舰。
从日本海军的角度来看，中国海军不过是在试图恢复一些纸面数据，而自己则真正走向了和先进海军国家对抗的道路。中国海军拥有这几艘军舰对于日本海军来说，只是在纸面上造成了威胁，双方要是真正对抗起来，没有后备力量的中国海军将会在一两次战斗后丧失作战能力。
而把这些老旧军舰甩给中国人之后，这些军舰依旧可以在亚洲联盟的名义下配合日本海军扩张势力，但他们又不必为这些军舰支付额外的费用了，这也算是大大的节省了海军的军费。且在国内争取预算时，海军也可以拿中国海军的规模来要求建造新一代的战列舰，这就是一举两得。
武汉既然付了钱，自然不会由海军完全控制这几艘军舰，黎元洪被调任海军，领导这支分舰队，武汉还派出了长江舰队的党代表罗兆生担任这支分舰队的党代表，其实也就是表明了一件事，就是该分舰队虽然编制上属于中国海军，但实际上是由劳工党领导的。
黎元洪愿意接受这个任命，也是因为武汉政权日渐成熟，过去军民不分的情况已经被纠正过来。南京地区已经不再需要一个军政、民政兼管的旧清总督式人物了。徐锡麟领导的华东局，在去年安徽大水中稳定住了地方，并顺势控制了江苏、浙江地区的政府体系，黎元洪在政府事务上的发言权大大减少。
武汉也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辞去军职，从事政府工作，要么辞去政府职位，专心军务。黎元洪最终选择了后者，因为徐锡麟领导的华东局是以大通学校作为班底的，大通学校的师生正将浙江、江苏的地方行政权控制在手里。
大通学校原本是光复会的班底，但是光复会有两个分支，一个是徐锡麟、秋瑾为首的大通系，主要走教育路线，一个陶成章领导的会党路线，劳工党建立武汉政权，革命走向高潮的时期，徐锡麟、秋瑾认为应当加入劳工党推动革命胜利，而陶成章则倾向于保留光复会的独立地位。
陶成章的支持者主要是一些党内的江浙开明士绅，其中就有蔡元培这样的名人，他们之所以反对加入劳工党，不是想要和劳工党争夺什么天下，而是反对劳工党提出的许多革命主张，认为这些革命主张并不符合自己的意愿。
不过大通学堂毕竟是一所学校，虽然教授革命道理，但终究是想要在革命之后建立新秩序的，而光复会只谈革命，不讲革命后的新秩序如何建立，本身就很难凝聚人心，连孙文领导的广东同盟会都比光复会有凝聚力些。
面对劳工党成体系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大通学堂的师生很快就倒向了加入劳工党的一方，而有了这些江浙地区的年青学生的加入，劳工党在东南的影响力就大大的提升了。过去东南士绅认为劳工党只是在军事上较强，在理政和经济上未必出色，但是随着武汉经济的发展和1910年长江大水的救援行动，这些地区的百姓开始倾向于武汉的行政管理。
1910年大水带来的后遗症是，北洋团体在安徽的权威大受打击，因为北洋无力救援安徽灾民，为了维持在安徽的驻军开销，北洋军将领还对灾区的救援物资进行了拦截变卖，这就使得安徽人对北洋团体大失所望，此前还担心武汉统治会夺走自己的田地，但是在北洋的治下他们连活路都没了，于是安徽百姓开始转向支持武汉完全接管安徽省政。
北洋失去对安徽的控制，实际上就等于是放弃了南京，因为此前北洋至少还能依赖安徽的驻军遏制武汉在南京的活动，现在安徽一失，南京自然也就完全落入了武汉的军事控制下。在武汉能够直接控制的地区，黎元洪自然知道是做不成什么军阀的，他也看不懂武汉的工业布局，自然也就选择了继续留在军队工作，并很快接受了海军的新职务，至少这方面他还是有专长的。
当这四艘军舰进入中国海军的序列，中国海军的实力顿时就出现了质的飞跃。对于英国和法国来说，拥有了三支分舰队的亚洲联合舰队已经极大的破坏了远东的海上势力平衡。法国的远东舰队虽然在吨位上并不比中国海军低，但远东舰队的头等战舰也就相当于二级巡洋舰，且属于上个世纪的老旧军舰设计，仅仅从性能上来比较，法国远东舰队已经逊色于中国分舰队。
至于英国皇家海军，其在东方的海上力量虽然超过了德国东亚舰队的力量，但是和日本海军的主力相比还是有所不如。英国在远东的秩序，实际上已经不是由皇家海军，而是由英日同盟来维持。但是亚洲联盟又打破了英国在远东的地区秩序。
虽然日本在日俄战争后没有再继续扩大自己的舰队规模，但是亚洲联合舰队实力的上升，对于英国皇家海军来说，同样是一个大、麻烦。英国皇家海军中国舰队司令官就对中国海军的扩建表示了担忧，他对伦敦的报告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着漫长海岸线的国家，一旦他们试图维护自己在海上的权利，那么皇家海军就会陷入麻烦之中。”
这位英国人的用词也相当的有趣，中国人试图保卫自己海岸线的想法，在他看来就是对皇家海军的威胁，也就是说，他知道皇家海军出现在了中国人的地方，当中国人的实力上升时，自然就会要求皇家海军离开。
不管英法对于亚洲联合舰队的建立目的有多么担忧，当亚洲联合舰队成立之后，英法在东亚的活动范围就受到了限制。法国人不再试图声索长江内河及长江口以北的航行自由权，英国人也开始强调长江到吕宋岛这条直线以南海域是公共海域，不能视为某国或某个联盟的势力范围。
荷属东印度政府开始向美国和日本开放石油租借地的权限，此前荷兰人一直试图将英荷资本外的其他石油资本排除出东印度群岛。
7月30日早上，林信义刚刚起床洗漱，结果丰田贞次郎冲到了他的房间，对他失态的大声喊道：“陛下，陛下去了。”
林信义冷静的放下了毛巾，沉默的看了丰田一眼，等他稍稍镇定了一些，方才说道：“你的消息是哪来的？陛下是什么时候去的？”
丰田说：“是东京发来的电报，是今天凌晨去的，柴山大将命令大家去会议室集合，他要宣布东京发来的电报内容。”
林信义整了整衬衣，对着丰田说道：“其他人都通知了吗？那就去会议室。告诉大家都保持冷静，不要失态。”
丰田贞次郎惊慌失措的心情终于慢慢平息了下来，他照着林信义的吩咐继续去通知了其他人。林信义走出房间，瞧了一眼窗外的太阳，轻轻的自言自语道：“明治的时代终于结束了啊。”
明治的病情对于国民来说不是一个秘密，去年秋天阅兵后的病情突然恶化，其实已经给了国民一些暗示，而今年春季又出现了并发尿毒症，实际上高层已经知道明治的寿命无多，在7月20日时，宫内省隐晦的发布公报，暗示了天皇身体的状况，今天的消息不过是最终的确认而已。
不过对于那些远离天皇的的普通民众来说，天皇的去世确实和晴天霹雳差不多，在他们看来，明治时代就是和天皇密不可分的，随着天皇的去世，这个时代也就宣告结束了，那么日本该怎么办呢？
和普通国民的忧心忡忡不同，对于陆军的高层来说，明治天皇的去世带来了政治上重新洗牌的可能性。虽然陆军中也有乃木这种对天皇愚忠之人，但更多的还是如山县这种只站在陆军立场上考虑问题的军人。
在大正天皇即位后，山县即在元老会议上提出要给桂太郎和大山岩以元老身份，试图扩大陆军在元老会议上的话语权。伊东祐亨衡量之后，立刻表示山本权兵卫也有资格成为元老，伊藤、井上两人也提出了现任首相西园寺公望的名字。
伊藤和伊东两人的坚持，使得山县不得不接受了同时增加四位元老的提议。于是在8月13日，刚刚践祚的大正天皇向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馨、伊东祐亨、桂太郎、大山岩、山本权兵卫、西园寺公望下敕说:"卿多年事奉先皇，亲承圣旨，今当朕昭先皇之遗业，复多须卿之匡辅"。
不过山县虽然在元老问题上没有取得自己想要的结果，但却试图劝说西园寺公望加入自己这方，即修正限制军备的国策，山县的请求被西园寺拒绝了。
山县于是授意桂太郎和田村倒阁，此时的日本国内建设虽然稳步发展，在东亚事务上也逐渐提升了话语权，但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却加深了。
日美之间本就因为夏威夷群岛的问题埋下了心结，日本因为筹备日清战争而错过了吞并夏威夷群岛的机会，日本人一直都认为美国人破坏了双方的协定，单方面破坏了夏威夷群岛的现状。美国人一开始主张夏威夷群岛并入美国是民主的结果，他们表示不会干涉日本对夏威夷移民，但随着美国控制住夏威夷群岛的内政后，又立刻出台了限制日本移民的法律，这自然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满。
除了夏威夷群岛问题外，日本往美国西海岸的移民，也令美国人感到了警惕，1910年加利福尼亚人口为2377549人，其中日裔人口为41356人。面对日本移民的快速增长，1907年罗斯福总统颁布了第589号行政令，禁止日本侨民通过非法手段移民美国，从而引发了日美危机，第二年双方才达成绅士协定，勉强解决了问题。
不过，之后日本外交开始转向，不仅仅要捍卫日本移民在美洲的权利，还表示有色人种也和白人有着一样的权利，并开始对美洲事务进行了干涉，墨西哥革命更是引发了亚洲联盟对亚洲移民在美洲的生活环境问题，因此美国人再一次激起了排日行动。
在美国白人种族主义的支配下，一些美国议员开始主张废弃日美绅士协定，要求把日本人归为不受欢迎的亚洲人进行管理。西园寺内阁在这一事件上采取了妥协立场，试图维护日美绅士协定，桂太郎认为这显然是有辱国格。
本章完
第781章
林信义于11月底返回东京，一是回海军省汇报联合舰队的建设情况，二就是顺便回国休个年假。此时海军高层都把精力放在了国内政治上，一时间连南下战略都有些顾不上了。
这种情况其实也好理解，明治天皇在时，陆海军上面还有一个能够决断的人，所以大家还不敢过于破坏规则，但是大正天皇年轻尚无威严不说，智力也不足以分清是非，如果不是伊藤博文还能稳住大局，陆海军早就撕破脸皮了。
伊东祐亨、山本权兵卫、河原要一、斋藤实，这些之前关系算不上融洽的海军高层，在山县有朋的逼迫下，也变得团结起来了。就如山本权兵卫所言，“陆军在国内的根基太过深厚，就连宫内省也有着亲近山县的力量，没有了天皇镇压局面，陆军就试图打着天皇的名义对其他人发号施令了。”
山本权兵卫对于山县和陆军的怨念，使得他不得不放下了对伊东、河原的反感，而伊东和河原也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选择了和山本合作对抗陆军。毕竟山县的资格太老，虽然元老们看起来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元老中能够不顾及其他元老意见独断的，只有山县和伊藤两人。
也幸亏还有一个伊藤能够否决山县的独断意见，否则元老会议就会变成山县的一言堂了，就算是长州派出身的井上元老，也只能遏制一下山县侵犯政府权力的行为，而不是阻止山县的陆军扩权行动。
在林信义回到东京见到伊东祐亨时，这位海军元老就对他说道：“陆军现在就是想要改变国策，提升国防建设的财政比例，西园寺公望终究还是公卿做派，不能断然拒绝陆军的要求，使得山县在元老会议上步步进逼啊。”
林信义知道伊东为何抱怨，因为西园寺公望在政府层面上犹豫的话，那么在元老会议中本就强势的山县自然就会更加的激进，这样元老之间的斗争就会激烈起来，这显然是不利于日本政局的稳定的，毕竟元老会议是各派妥协的地方，不是交战的地方。
而在他和山本权兵卫见面时，这位前首相也被陆军的行为刺激的跃跃欲试了起来，认为与其让陆军获得利益倒不如让海军把财政盈余给花了先，免得陆军喋喋不休的要求增加国防预算，现在日本最大的国防自然是海军而不是陆军。
山本权兵卫显然还没有放弃自己的大舰队设想，在觉得政府阻止不了陆军增加国防预算的要求下，开始打算恢复海军的大舰队计划了，而这也是斋藤一系的执念，毕竟在当前的海军路线下，斋藤一系实际上已经被海军权力边缘化，他们想要回到海军的核心就不得不让海军回到舰队扩张路线上来。
在政治上，陆军也开始了一些小动作，桂太郎拉拢了国、民党改革派，在三菱财阀的资助下成立了新党，以对抗政友会在议会中的影响力。明治天皇去世后，此前政治上的高压状态开始结束，因为没有人愿意为高压政治背书了，所以政党政治迎来了宽松期。
不仅仅桂太郎试图组建新党，这一时期自由党也迎来了大发展，这两个新成立的党派甚至还发生了人才争夺战，不过本质上还是关东财阀和关西财阀的竞争，也是大资本对中小资本的斗争。
比如若槻礼次郎就被桂太郎给拉了过去，不过向来亲近陆军的后藤新平却没有加入桂太郎的新党，而是继续支持了自由党。
小川平吉和原嘉道对东京政局的变化也颇感头疼，在林信义回国的期间，和其多次碰面讨论时局。两人的意见是，应当和桂太郎的新党保持合作，而不是一味的对抗，毕竟他们这个派系中有不少人被桂太郎给拉过去了，主要原因就是自由党的政治理念过于激进，让这些政治人物难以接受。
如果小川平吉和原嘉道不是知道自由党背后是林信义和海军的支持，他们都忍不住要同自由党划清界线了。就如小川所言，“自由党的安部矶雄、大井宪太郎提出的政党政策，实在是过于得罪财阀了。”
小川平吉说自由党的政党理念得罪财阀，倒也不是无稽之谈，自由党本就存在着许多社会主义者转变过来的社会改良主义者，虽然他们放弃了暴力革命，但是却认为对劳工的保护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之路，而这也是英国费边社、美国进步主义者的主张。
千叶县农地改革和千叶县工业基地的规划，极大的推动了千叶县及东京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1912年林信义回到东京时，东京郊区的人口已经赶上城市地区的人口，而千叶县也出现了三个市，这都标志着工业化带来了人口聚集效应。
不过这种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背后，是贫富差距的不断增大。在1912年，日本的资本家依然还是认为，尽可能的迫使工人延长时间工作才能获得超额的利润，棉纺织工厂的两班制，一班为12小时，其中的夜班制度最让人诟病。
纺织女工上五天夜班，体重能减轻5斤，然后上五个白班，也不过补回一半夜班损失的体重，所以纺织女工的身体都很差，特别是三年以上的女工得肺结核病的几率是普通人的三倍。
至于钢铁工人每日工作时长往往超过12小时，而这种重体力活又容易出事故，所以官办钢铁厂比私人钢铁厂规模大，就是因为官办钢铁厂比较守规则，工人事故死亡率比较低，技术工人不愿意去私人钢铁厂上班。
所以从日清战争之后，随着日本工业化程度的上升，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次数一直在上升，只不过因为工人数量较少，所以明治政府反而更关心农村问题，毕竟农民起来暴动的次数太多了。
自由党组建之后，就一直在推动劳工工作条件的改善和薪资水平的上升，此前流于形式的社会改良主张，现在则变成了有组织的为劳工阶层争取利益的政治行动，特别是松方幸次郎对于自由党采取了积极支持的立场，这位川崎造船所的总裁不仅在川崎造船所内首先推动了八小时工作制，还以工商大臣的身份制定了一系列劳工保护法律。
自由党和工商大臣松方幸次郎之间的合作，自然对大财阀们造成了冲击，三菱、三井、安田、住友等财阀认为自由党的政治主张是在制造劳资冲突，煽动工人们破坏正常的工厂秩序。这些财阀主张维持旧秩序，毕竟这是他们从维新时代转型壮大起来的成功路线，他们一点都不想冒险去尝试提高工人福利和薪金的水平，从而制造经营上的困难。
安田善次郎就对松方幸次郎在川崎造船厂推动的八小时工作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这样强调道：“日本资源贫瘠，技术上又不如欧美，日本的产品在国际上要和欧美的产品展开竞争，一个是依赖日本人的勤劳奋斗，一个是仰赖帝国军队的保护。”
只是安田善次郎对松方幸次郎的批评，只能得到三井、三菱这些大财阀的认同，就算是反对工人运动和国民过度自由化的“爱国主义者”，对于安田的这些话都产生不了共鸣，他们批评安田这样的大资本家依靠放高利贷获得了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都变成了私人享受的资本，完全没有回馈给社会，有什么资格谈工人勤劳奉公就是爱国主义？
支持松方幸次郎的，只有涩泽财团领导的东京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在日俄战争中是发了一笔小财，但是战争景气结束之后，他们就陷入了经营上的困境，产品没有销路，银行贷款的利息难以偿付，还要面对大资本的挤压政策。
松方幸次郎主导的亚洲贸易合作为他们打开了亚洲市场，提高工人福利和降低工人工作时间虽然带来了经营成本的上涨，但是却降低了市场竞争的烈度和工人的流动性，而自由党推动的反垄断行动又遏制了大资本对这些中小企业的恶意收购行动。
所以，日本国内就出现了两种经济模式，一种是大财阀的垄断市场经济，一种是国家法令保护下的自由市场竞争。相比之下后者要有活力的多，也在新兴市场中逐渐打破了财阀的垄断行为。
面对这种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对于习惯于依赖权力和资本进行垄断的大财阀来说，显然是一种威胁。他们也就从支持国内经济建设的立场开始调整，变成了支持财阀们领导下的国内经济建设，反对限制垄断资本的国家法令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