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于是，原先的东京-长野政治派系，就在这种垄断资本和自由资本的对抗中发生了分裂，而垄断资本自然的就向着拥有暴力工具的陆军靠拢了。其实垄断资本对于陆海军的立场是一样的，都希望利用军队来镇压资本扩张的敌人，只不过海军内部的斗争，使得倾向于大资本的海军势力衰落下去了，这才令垄断资本更接近于陆军。
不过，面对小川平吉和原嘉道时，林信义的表态是坚决的，他对两人主张道：“中国人有句俗语：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些人想要去拥抱陆军，那就让他们去拥抱陆军吧。我不会改变自由党的政治主张，为了迁就这些人而去抛弃真正支持我们的群体，这是一种极为愚蠢的做法。”
当然，仅仅这样表态是不能打消小川平吉和原嘉道心中的犹豫的，林信义也向两人分析道：“国内的这些财阀虽然积累了一些财富和技术，但是他们这种垄断市场的经营模式，也只能在一个封闭的市场下才能维持，而想要封闭市场就得用暴力去扩张日本的领土，这就意味着国家需要把大量的财富花费在军队上。
也就是说，国民不仅仅要满足垄断资本的利润需要，还要为垄断资本的扩张去进行战争，帝国的对外扩张一旦停下，垄断资本就没法维持经营，国家财政就会破产，帝国也就破灭了。
为了眼前的这点蝇头小利去附和垄断资本，对于我们和日本来说都是一个糟糕至极的选择。我们只需要坚持下去，看着陆军对外扩张行动的失败，自然就能赢得国民的支持，何必去吃这些垄断资本的嗟来之食。”
小川平吉和原嘉道最终还是被林信义说服了，倒不是林信义的这番言论折服了他们，而是林信义这几年的行动证明了，自由市场的建立确实给了日本另一条出路。
虽然林信义表示，陆军的对外军事扩张不可能持续，但是在小川平吉、原嘉道这些人的眼中，林信义主导的亚洲联盟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对外扩张。只不过陆军的对外扩张对象是弱小的亚洲民族，主要是未被列强瓜分的朝鲜、中国，而林信义的扩张目标则是列强在亚洲的势力范围。
和陆军主张的大陆政策、海军主张的海洋政策相比，林信义的亚洲联盟实际上更有操作性，此时的小川等人已经不认为亚洲联盟是海军的主张，而认为这是林信义所提出的政治理念，因为亚洲联盟实际上不是一个军事策略，而是一个政治策略，自然和海军没啥关系。
而亚洲联盟、亚洲贸易经济体在实践操作中已经出现了成果，满洲地区的大豆产业和日本的资本进行了深度的结合，大豆三品正极大的促进了日本农业方面的变革，给生丝带来了增产，又实现了对欧美出口换取外汇，提升了本国的榨油机械设备生产能力。
大豆贸易只是一个开始，钢铁制造业在千叶县已经打下了基础，并推动了一系列农业机械的制造，这些农业机械不仅仅应用于千叶县，也开拓了中国和印度市场。这也是自由党提出的自由市场理念能够获得中小资本支持的缘由，因为日本的工业品在自由竞争下确实比中国、印度的工业品强，只要能够限制欧美工业品的输入，而亚洲联盟的反殖民主义又满足了这一点。
当然，林信义虽然稳定住了自由党和政界的基本盘，对于当前日本国内政治的局势，也依然没有插手的余地，毕竟现在是群龙五首，政治上的斗争明显已经失去秩序，完全是依赖几位元老的威望勉强镇压局面而已。
所以在国内过了新年后，林信义就带着老婆儿子前往了青岛，避开了国内的混乱政局。他的这种低调行为，也使得政治斗争没有蔓延到自己身上来。海军高层倒是想通过他去影响大正天皇，毕竟大正天皇对于海军中有印象的也就林信义这个给他送过卡牌游戏的军官了。
不过林信义拒绝了这个要求，他认为自己调回国内去当大正的侍从压根就没有意义，因为海军就不可能发动政变，也就是说，海军需要的只是一个能够在天皇身边抗衡陆军影响力的人，那么现在陆军在天皇身边安插的人是谁？是桂太郎。他可不觉得自己能够在宫内和桂太郎掰手腕。
木子倒是很开心和林信义去中国，她也觉得国内的情况没有从前那么安稳了，能够去中国待上一段时间，自然是不错的。
当林信义回到青岛时，从欧洲传来了奥斯曼帝国发生政变的消息。去年巴尔干同盟的缔结，最终引发了巴尔干半岛各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摆脱奥斯曼帝国对于巴尔干半岛的宗主权，它实际上也是俄罗斯帝国恢复对巴尔干地区攻略的一次宣告。
也就是说，俄罗斯帝国在远东扩张失败后，再一次把扩张方向放在了巴尔干地区，以追求进入地中海的通道。大俄罗斯主义者在巴尔干地区推动的泛斯拉夫主义，在对付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中建立起了巴尔干同盟。
陷入同意大利战争的奥斯曼帝国再一次遭到了战场上的失败，这次的失败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不亚于甲午战争，毕竟打败奥斯曼帝国的不是欧洲列强，而是过去匍匐在苏丹脚下的斯拉夫附庸小国。
连续的对外战争的失败，引发了奥斯曼帝国内部的革命，政变后上台的青年土耳其党三雄获得了德国的支持，对巴尔干同盟发起了反击，但终究没能取得什么战果。土耳其人开始和英国沟通，在英国人的支持下进行了谈判，最终保住了伊斯坦布尔及海峡地区。
本章完
第782章
堀悌吉拿着公文前往林信义的办公室，发觉他的办公室又是没人，便去了隔壁的大办公室向着房间内丰田贞次郎问道：“林参谋长去哪了？”
丰田贞次郎起身对着堀悌吉回道：“大佐去参加本省的政府会议去了，关于商议青岛海军基地建设及海岸公路线的建设问题。”
堀悌吉听了也不由皱起了眉头道；“这不应当是柴山大将的工作吗？”
丰田贞次郎无奈的回道：“柴山大将的属下和中国人沟通不了，让他们去同中国人、德国人沟通，每次会议都会变成吵架。只有大佐才能和中国人、德国人良好的沟通，把我们的意思正确的传达给他们，事情也能顺利的办下来。”
堀悌吉听了这个回答也顿时没了脾气，包括他在内的海军军官在同外人打交道上都是不行的，这个外人不单单是外国人的意思，而是军队以外的人。这种缺陷在国内会压缩到最无害的程度，毕竟有很多事可以让政府出面去解决，但是到了海外进行联合各国时就会被放大了。
当然，海军也可以把交涉事务推给外务省，只要求一个结果，但这样一来海军就会受制于外务省，毕竟联合舰队是没有自由行动权的，和国内相比，亚洲联合舰队的一举一动都要获得联盟的授权，否则就不被联盟所认可。
如果是国内的话，海军当然不会鸟这种破规定，政府不授权，难道海军在外面的行动就不被看做是日本的官方行动了吗？陆军在朝鲜弄出闵妃案，政府也想不承认，但还是得给陆军背黑锅，因为他们不能把陆军开除日本国籍。但是联盟真能把海军的行动宣布为日本海军的个人行为，从而给海军带来巨大的政治压力。
海军推动亚洲联盟的建立，目的是为了让联盟分担海军在亚洲地区行动的政治压力，就是为了让海军在海外的行动正当化，如果撇开了联盟行事，那么海军还支持联盟做什么？所以，在亚洲联合舰队内的日本海军，反而要比在国内时更加守规矩了。
不过这样一来，海军对于掌握联盟的主导权就相当迫切了，虽然理论上联盟应当由各国政府代表参加，毕竟联盟的授权是来自于各国政府的政治宣言。但是，除了中国之外，日本和德国都是海军主导的支持联盟，而不是单纯的政府行为。
于是在亚洲联盟这个地区秩序真的创建成功后，海军自然不会想把功劳交给政府，也不愿意让政府借助联盟决议来压制自己的行动。考虑到这一原因，日本海军自然极力主张自己亲自和联盟各方沟通，而不是通过外务省来沟通。
不过，海军内部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却只有林信义，柴山大将虽然在专业上经验丰富，但是在人际交往上真的有些死板，这也是他一直被山本大臣压制的原因，因为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而林信义还是佐官时就已经能够统合海军各派系和山本大臣对抗了，双方在人际关系上的运营就不是一个层次的。
此前在学校时堀悌吉觉得林信义这么做是歪门邪道，毕竟海军是一门集合了大量技术的职业，不专心于技术而沉迷于人际关系，最多也就是当一个省部官僚罢了。不过毕业后的舰上生涯让堀悌吉意识到，人际关系和人际关系之间也是有差别的，林信义经营的不能叫人际关系，而是人和人的沟通关系。
海军作为一个高度协作的技术军种，组织和协调人的关系确实很重要。比如巴厘岛事件，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弄出来的，而这一事件却极大的促进了亚洲联盟的建设进程。在巴厘岛事件之前，外界普遍把亚洲联盟视为了日中德三方结盟的一个伪装，但是在此事件之后，亚洲各民族开始认可了联盟所主张的民族自治原则。
于是原本被各国视为三国自娱自乐的游戏之举，现在则真正被视为了亚洲地区的一种新秩序。海军也借此突破了英法等欧洲国家给日本制定的势力边界，从而对南洋事务有了一定的发言权。
而作为联合舰队联合参谋部的副参谋长，林信义虽然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了和中国人、德国人进行沟通上，但堀悌吉也感受到了联合舰队正在这种沟通过程中逐渐化解了各方的独立性，而开始变得具有组织性了。
此前德国人压根瞧不上亚洲人，认为联合舰队理所当然的应当听从自己的指挥。德国人的底气在于德国海军的财大气粗，德国海军把青岛的设施出售后并没有把钱转回德国，而是投入在了山东及太平洋岛屿上。
联盟的经费支出，德国人出了40%，日本30%，中国20%，其他各国出10%。不过其他各国的10%，实际上能有一半经费到位就不错了，毕竟真正具有财政基础的只有三国而已。出资最高的德国人自然觉得自己的话语权应当是最大的，且就海军组织上来说，德国显然也更先进一些。
不过德国海军的政治能力也不比日本海军强多少，最终被林信义联合了德国政府及资本的力量，压制住了德国海军试图在远东挑起战争的想法。而中国人也因此站在了日本海军这方，毕竟中国方面参加亚洲联盟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国商船的海上航行自由，不是为了参加英法和德国的对抗。
堀悌吉只能放下公文，对着丰田贞次郎交代了几句就离开了，他知道林信义的道路不是自己可以复制的，他只能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至于林信义会怎么利用亚洲联盟这个组织做什么，就不是他能给出建议的了。
被堀悌吉念叨的林信义，此时正坐在沂水路东端的山东省政府大院内和山东省政府的官员开会。沂水路就是过去的地利街，收回青岛之后，青岛各德国街名都改成了中国名称。
这条街的西头就是原总督府，位于葫芦埠的正南方，正对着进出胶州湾口的主航道，所以风景相当的好，而作为最早进行城市建设的街道，这里的公共设施也相当的现代化，几乎和柏林的城市大道没啥区别。因此山东省政府确定搬到青岛后，就购下了一处德国商人的别墅，作为了政府大院。
在1910年之前，山东地区的政府系统依然保持着前清时的模样，不过是县令、知府、巡抚改成了县长、市长和都督。1910年之后，民主共和的理念开始扩散到了平民阶层，前清时期的官员体制已经难以维持，主要是科举制度废除后，旧官员体制也就失去了新血，虽然北洋团体吸纳了留学生作为官员的后备力量，但是这种吸纳并不具备普遍性，实际上北洋团体已经退回到了推荐制的人才任用方式，这就出现了大量权力私有的小团体。
按照一些北方乡绅的看法，北洋官员还不及前清时清正廉洁，毕竟前清还是一个大一统王朝，而北洋官员则几乎成了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就算是袁世凯的命令都未必管用。因为这些北洋的地方官都靠着私人维持地方秩序，他们很自然的就帮亲不帮理，连一个统一的法律都不存在了，只有权力说了算。
而袁世凯也拿这些地方官员无可奈何，离开了这些官员，袁世凯就不能控制地方，这些地方搞不好就要变红，虽然下面的百姓怨气不小，但只要局面还能稳定住，袁世凯也只能当看不到。北洋团体上下的人身依附关系于是越来越严重，甚至已经瓦解了北洋团体作为政治势力的利益统一性。
因此从1910年开始，原本反对共和民主这些新思想的北方乡村，也逐渐接受了这些新的思想，因为北方民众迫切的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来清理当下腐败混乱的社会黑暗现象。主张军民分治，也就是成为了北方地区呼声最高的政治诉求。
此前建国时武汉虽然提出了军民分治，但是其他势力都不认同，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上依旧在搞军政一体，毕竟在满清结束后能割据一方的都是军事集团，光凭借政治影响力控制地方的官员很快就被军队给驱逐了，或者和地方军队联合了起来。
比如袁世凯一度任命了文官担任山东都督，但实际上山东军政权力却在北洋第五师师长靳云鹏手中。靳云鹏是段祺瑞的老部下，就算是袁世凯任命的山东都督也指挥不动他。
靳云鹏虽然是山东人，但是他搜刮起地皮来却没顾什么同乡之情，且其人顽固守旧对满清念念不忘，一直都是反对革命的，哪怕清帝退位之后，他在山东对于革命宣传也是极力打压，并鼓吹孔孟之道和纲常礼仪。
他在山东把持政权，山东民众自然就大感痛苦，觉得还不如前清，毕竟前清时还有个朝廷能压制一下军队，而现在北洋军在山东行事已经毫无顾忌，除了外国人之外就没有害怕的，对于进步知识分子的迫害更加的变本加厉了。
周自齐任山东都督时，还想搞一搞新学教育和实业建设，但是在靳云鹏的牵制下，几乎就没有什么起色。因此山东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倾向于二次革命，他们认为清帝退位算一次革命，但这场革命没有纠正满清的统治问题，所以还需要第二次革命，真正改变社会面貌。
德国人交还胶澳和胶济铁路，北洋和武汉对山东地区进行了激烈争夺，山东的进步知识分子几乎都倒向了武汉，从而让北洋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主张山东是北洋地盘的袁世凯，最终发觉山东舆论几乎都在反对北洋接收山东民政，认为北洋官员太过腐败，北洋军人太过跋扈。
面对山东绅民要么自治要么让武汉入主的呼声，袁世凯不得不做出退让，接受了山东民政自治，改山东都督为山东督军，北洋只管理山东的军务，而武汉方面则借助海军控制了青岛地区，并在山东建立起了劳工党山东局，以领导山东的政治工作。
山东省议会虽然留在了济南，但是山东省政府成立后就搬到了青岛，因为省政府的官员几乎都是倾向于共和的革命党人，他们对于北洋军天然的不信任，所以就迁移到了认为较为安全的青岛。
林信义虽然以联合舰队方面的代表和山东省政府讨论关于海军基地等问题，但实际上他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了推动山东局领导山东的土地改革方案上。
胶澳地区之所以能够被武汉顺利的接受，因为在德国人占领的期间，这一地区的地权已经经过了确认，并被德国人购下了大部分，武汉接受胶澳后立刻推动了土地改革，从而进一步瓦解了胶澳地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把胶澳地区的乡村管理权拿到了手中。
武汉军队已经实现了义务兵役制，而此时国内其他势力还是只能搞募兵制，双方之间的这点差别就在于，武汉能够直接管理乡村，而其他势力需要依靠地主去管理乡村，所以武汉可以要求乡村实施义务兵役，但其他势力做不到。
在这个时代，义务兵役法并不是说士兵一定是心甘情愿入伍的，实际上真正拥护劳工党参军的乡村士兵占总参军人数也就百分之十一二，为了保护土地改革而参军的也有百分之十几，想要参军改善生活的大约占了20%几，至少有40%几是因为服从国家法令而不得不接受征兵令。
由此可见，义务兵役法的实施基础是对基层的严密控制，假如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义务兵役制度就没法落实下去，因为不受控制的基层会回避征兵命令。从北洋没法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实施义务兵役制度就知道，北洋团体实际上依然不是一个现代政权，而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军事组织。
林信义正是根据这一点来指导山东局推动土地改革的工作，他对山东局的委员：林圭、方常林、王喜强调道：“发展山东的工业及基础设施是为了壮大党的政治基础，党的政治基础始终都是工人阶级，没有工人阶级就不可能领导工农联盟，农民的小生产意识是没法领导革命的，他们只会把革命果实变成个人的财产。
我们只要看看北洋的那些将领就知道了。这些北洋将领大多数都是中农、贫农出身，但是他们掌握权力之后不是试图解放农民，而是转身投入了地主阶级的怀抱，让自己成为了大地主。
所以，没有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作为工农联盟的核心领导力量，那么就算我们打败了北洋和山东的地主阶级，革命果实也不会落在无产阶级手中。
但是我们也正确的认识客观环境，在山东这个几乎没什么现代工业的地区，农业人口占据了八成以上。也就是说，农民倒向反革命的一方，那么革命就会失败，而农民若是支持革命，则革命就必然胜利。决定农民立场的只有土地所有权，谁能给农民以土地，谁就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同…”
和山东局的一些委员有着极大不同的，就是林信义认为武力解决反革命力量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土地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强革命的力量，而不是试图同地主阶级和解。
这种主张其实和山东进步知识分子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异，山东省主席彭占元、高等法院院长丁惟汾、议长徐镜心、教育厅长宋绍唐，他们都是主张温和的土地改革路线的。他们对于教育和实业上抱有很大的期望，认为只要提高教育水平和壮大工业力量就能解决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
劳工党山东局和山东省政府围绕着土地改革的政策进行了多次讨论，作为联合舰队代表的林信义也参加了几次相关的会议，毕竟海军基地的扩建就涉及到土地的征用问题。
这种争论正逐渐有利于劳工党山东局，因为这些山东的进步知识分子发现，除了武汉控制的胶澳地区及周边，其他地方的土地改革几乎就没有什么进展，以至于连农民都不大愿意相信他们了。
毕竟，地主阶级是不可能在没有武力威胁下交出土地的，还有什么生意比旱涝保收的收租更好？意识到好好说话改变不了农村，这些人也就开始倾向于劳工党的强制性方案了。
本章完
第783章
当劳工党以青岛为根据地向山东扩张势力的同时，北洋一系在山东的力量也遭到了极大的挑战。督军周自齐出身官宦世家，在北洋上层有着深厚的人脉，但现在是民国了，有枪杆子的人说话才算数。
在北洋的军头眼中，武汉的崛起靠的可不是什么仁义道德和革命精神，而是实打实的用大炮和刺刀冲杀出来的威名，不管是国内的满清支持者、地主乡绅，还是列强联军、俄国入侵者，武汉都用武力维护了自己的权力。
因此北洋上下才会支持袁世凯联合武汉逼迫满清退位，不是这些北洋将领没有效忠清室的意愿，而是他们知道自己打不过武汉领导的革命势力，继续让满清站在台上，那么他们就可能和满清一起被革命军埋葬了。
在光绪退位之后，北洋上层对于这位皇帝一直都是礼遇有加，除了袁世凯知道自己不会被光绪待见没敢去拜见外，其他北洋重臣逢年过节都会给光绪送礼问候，以表示他们虽然做着民国的官，但并没有忘记大清的恩典。
当然，这些北洋将领的做派只是在演戏，好让部下和老百姓看到他们的忠义，以示自己和那些南方乱党的根本区别。为什么他们需要忠义，因为除了旧时代的道德水准外，这些北洋将领压根就拿不出有号召能力的政治理念。
即便是袁世凯也只能喊一喊保家卫国，但是在辛丑事变中，袁世凯已经丢掉了这个北洋创建时的精神旗帜，只剩下了拿饷卖命的淮军传统。于是在辛丑事变后，北洋就彻底失去了朝气，开始变得暮气沉沉，袁世凯当初在小站练兵时大言不惭的说，练兵是为了日后报甲午之仇，这个话语也随着辛丑事变中的局外中立而破产。
当袁世凯和武汉联手迫使清帝退位，北洋军实际上连拿饷卖命这一条都靠不住了，因为拿了大清军饷的北洋军出卖了清室，以此类推，那么拿了袁大人饷的士兵还有没有必要为袁大人卖命呢？北洋军的内部共识已经完全分裂，大家都很清楚，自己效忠袁世凯就是为了钱和权，其他都是狗屁。
不过越是如此，这些北洋将领越是担心下面的人也是这么看待自己的，因此他们就不得不在道德层面上和袁世凯划了一条线，把精神上的效忠对象放在了退位的光绪帝身上，虽然过去他们就没有为光绪帝的自由出过一点力，但并不妨碍他们现在表现对光绪帝的敬爱之心。
袁世凯对于这个情况也是持默认的，他压根不担心光绪帝身边的人会煽动自己这些部下搞什么复辟，因为有着武汉这个最大的敌人在边上看着，北洋就没有人敢自己找死的，现在武汉之所以不搞北伐不是实力不足，而是没有出兵的理由，满清复辟的话，那么武汉就没有什么顾忌了。
说起来，袁世凯也是觉得委屈，明明武汉和北洋一样，都是靠着清政府的新军起家的，可是天下人都说他袁世凯是背主之人，而对武汉逼迫清帝退位的行为却表示了谅解，就算是那些在土地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乡绅地主，咒骂武汉时也多以泥腿子当国不上台面云云，倒是没人拿吃里扒外来攻击武汉劳工党的。
这两种不同的待遇就造成了两边政府做事遇到的阻力差别极大，武汉为了土地改革政策镇压乡绅地主，那些乡绅地主只能跑路，而北洋稍稍想要做些改良工作，北洋团体内的人就开始为乡绅地主叫屈了，最终这些土地改良政策只能不了了之。
袁世凯原本以为，清帝退位后，国内各方势力是群雄逐鹿，北洋是较为强壮的一支势力，但现在则发觉大家压根不觉得他有资格争夺那只鹿，而是把他当成了维持局势的过渡者，等待真命天子出。如果真命天子不出，那么就算武汉都比他有资格掌握这个国家，因为武汉至少能够保全国家。
所以，袁世凯虽然当了五年的国家元首，但是发觉自己能够管得到的地方也就北京城而已，离开北京之后的地方就没人听他的了，权力并不比百日维新前的光绪帝大多少，到处都是抓着他胳膊和腿脚的无形绳索，让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过就办成了一两件细微之事。
作为北洋领袖的袁世凯尚且觉得做事艰难，作为山东督军的周自齐也同样快干不下去了。鸦片战争后山东烟台是最先开发的一批口岸，因此现代工业进入山东的时间不能算晚，不过欧洲人在烟台搞的都是农产品加工厂，所以对提升山东的工业水平几乎没啥贡献。
洋务运动开始，山东巡抚丁宝桢奏请批准，在省城创设了一个中型的军事工业—山东机器局。接着又在
峄县设立山东中兴矿局，在淄川开发铅矿、煤矿，算是真正开启了山东的工业建设，不过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山东的产业工人也就五千人上下，且因为经营不善都在亏本中。
德国人强租胶澳，开办潍县坊子煤矿，一次雇用华工三千人。接着，又在张店驿车站附近建黉山煤矿，雇用华工三千五百人。在青岛的四方和济南的大槐树建立起规模较大的铁路机车工厂，职工都在千人以上。之后创办的一系列电灯及现代企业，总算是为山东打下了一个工业体系的基本框架。在不到十年里为山东增加了一万两千多产业工人。
北洋地盘下，最适合于建立一个类似于武汉工业基地的地方就在山东，因为这里资源丰富且人口众多，还有着一定的工业基础。所以周自齐作为一个留学归来的前清官僚，他一开始也是希望能够效仿美国在山东建立起北洋的工业体系的。
只不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阻碍他发展山东实业的不是德国人和武汉劳工党，反而是山东本地的乡绅和买办商人。本地的乡绅之所以支持北洋，就是希望利用北洋的力量组织德国人的力量进入自己的地盘，德国的工业确实带给了山东民众不少便利，但是德国的殖民体系不仅压迫了普通民众，还侵犯了地主们的权力。
面对有可能失去对于土地的控制，山东乡绅们自然反对一切现代化的工业建设，铁路、电线和工厂都打破了乡绅地主在乡村的权威唯一性，自然是败坏了人心的西洋巫术。义和团的发源地，其实就是在山东，只不过被袁世凯军队驱赶到了河北，才掀起了华北地区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
不过袁世凯之所以反对义和团，不是因为他知道义和团愚昧无知，而是认为不能因为义和团激怒列强，毕竟国家压根打不过列强中的前几位，更别提是把所有列强都视为敌人。
在这种功利主义的驱使下，当袁世凯需要获得山东乡绅地主支持的时候，自然又会站在维护地方乡绅的立场上反对德国在山东的工业建设。光是胶济铁路的建设，双方就斗了几个回合。
只是，袁世凯自己可以反复横跳，在工业化和反工业化的问题上不断改变立场，但是他下面的那些水平不高的将领们就没有这个能力了，这些人在家乡购置了大量的土地后本身利益就和乡绅趋同，而为了获得乡绅对自己的支持，他们都积极的反对任何新思想和新事物，其实就是学袁世凯发家的初始阶段。
这样一来，北洋团体内的洋务派官僚和守旧派军头就出现了分歧，前者主张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后者则主张道德至上，宁可让百姓刀耕火种，也不能让百姓被西洋玩意坏了人心。
周自齐和靳云鹏之间的冲突就在于，周自齐主张可以和劳工党方面合作推动山东工业的建设，甚至在土地改革问题上也可以妥协，而靳云鹏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武汉劳工党就是北洋的敌人，他们怎么能够和北洋的敌人合作，且土地改革得罪乡绅，也会令北洋失去山东地方的支持。
北洋在山东的势力主要在济南、青州，也就是山东半岛的北部地区，而劳工党则接收了原德国人在山东的势力范围，及山东半岛南部。不过和德国人不同，劳工党的陇海铁路建设，使得青岛地区获得了来自河南内陆的支援，徐州-峄县-日照-青岛一线，被劳工党打通，北洋和东南地区的联系其实已经相当薄弱了，只是依赖于新建立的津浦铁路维持而已。
而这一格局的形成，就在于1910年的安徽大水，北洋没有能力救援淮河下游的民众，结果被武汉以救灾的名义掌握了淮河中下游两岸，顺手把徐州也纳入了控制。在德国人交还胶澳租借地时，武汉又进一步深入鲁西南地区，最终和胶澳地区、淮河下游联成了一片。
武汉的扩张如此之迅猛，但北洋偏偏无可奈何，因为武汉的扩张是以经济建设为先导，其次再推动社会治安改良，然后再转而控制当地行政，最终迫使北洋驻军在当地变成孤子。
北洋和武汉的斗争，都是现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治安上遭遇失败，然后就失去了地方行政、司法和财政权力，虽然北洋军的力量还在，但已经没法发挥镇压地方的作用了，因为北洋没有借口动用武力，真的引发内战，北洋也必定会失败。
这也是袁世凯积极向四国银行团借款的原因，就算不能用来扩军，拿来建设地方至少可以延缓武汉对地方侵蚀的速度。当然，北洋并不是没钱搞建设，只不过北洋的钱都落入了各级官员手中，靳云鹏加入北洋之前不过是个两手空空的染布匠人，但是当上了第五师师长后，在家乡就成了大地主，个人家产已经突破百万大洋。
靳云鹏这样贫寒出身的北洋将领不在少数，但就算是北洋军中最清廉的段祺瑞，其人以不蓄家私而闻名，即便如此也有十几万大洋的家产，所谓不蓄家私指的就是不在地方上购置土地。而北京巡警的月薪只有八元，这就意味着北洋的财政收入大多用来喂养这些高官了。
周自齐和靳云鹏之所以会斗起来，就因为后者的主要投资方向在土地上，而前者已经从土地投资转向了现代企业，所以周自齐觉得可以和劳工党合作，毕竟在劳工党的强势下，继续当地主显然是没啥前途的，倒不如早点转型现代工业。
可是没有出国留学经验的靳云鹏玩不来现代工业，他只知道投资土地才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所以自然不肯和劳工党合作，而是要坚决对抗下去。
周自齐和靳云鹏之间的对抗并不是孤例，事实上在四国银行团贷款下来之后，北洋内部的文官和军头已经开始撕破脸了。
文官们试图把钱放在建设上，从而建立起一个基本的工业体系，以对抗武汉的工业扩张，顺便和列强的工业体系配合起来，让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列强的工业体系内，从而获得列强的保护。军头们则试图把这些钱用来扩军，实际上是为了掌握这些金钱的支配方式，虽然段、冯等军头表示扩军后要和武汉决一胜负，但下面的军官们大多没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们觉得打不过。
张绍曾就曾经向上司曹锟吐槽，“段总长说要练兵和武汉决一胜负，但是段总长总说我们北洋和日军差距甚远，能够达到日军一半的战力就算优等部队了。可日本顾问却认为，武汉军队和日军大致五五分，在满洲地区日军或者占有优势，在中原地区则武汉军队占有优势。段总长对日本人不敢轻视，却觉得北洋能够胜过武汉，这不是自欺欺人么？”
张绍曾的看法代表了一大批北洋中坚军官的立场，他们不主张和武汉搞什么决战，而主张维护共和体制，大家在国会里决定中国的前途。试图和武汉搞决战的，大多是北洋上层，他们都有着大量的土地，所以不甘心向武汉认输。
这些北洋团体内的大地主的利益代表，自然就引发了代表工商者利益的文官们的反感，他们同四国银行团谈下这样大数额的贷款，目的是为了加强文官政府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体现在对贷款的支配上，现在军头们要拿走贷款的支配权，他们自然是不乐意的。
周自齐在劳工党和山东省政府联合提出了山东电力网、公路网建设及山东土地改革办法后，终于还是和靳云鹏摊牌了。在督军府内，周自齐向靳云鹏坦诚的说道：“从山东各界对山东省政府公布的国民经济建设规划的反应来看，我们不支持山东的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路线，显然是要失去山东的民心的…”
但是靳云鹏依然顽固的表示，“南方人都是无君无父的禽兽，我们退一步，他们只会进两步。我山东乃是孔孟之乡，父老们怎么会跟着这些南方人瞎胡闹。什么土地改革，不就是强抢么？良善乡绅的家产也是辛苦所得，不能他们一句话就被夺了去。
所谓分地给穷苦人，这种鬼话我是不信的，湖北、河南那边，分出的土地最后不是又被公社收了回去。就连南方的民党都说，武汉的土地改革是把百姓变成了国家的奴隶，然后让国家变成了劳工党的私产，压根就没有民主可言。
我是绝不会和这些禽兽妥协的，而且山东的父老们也不会毫无廉耻的投向这些南方人。办工厂不是不行，但不能和南方人合办，更不能赞成什么土地改革的乱政，否则山东才会真正动乱。我们现在要严防死守劳工党越界，要求省政府迁回济南来…”
周自齐难以说服靳云鹏，而没有北洋军队的支持，下面的乡绅也不会鸟他这个督军，他自觉的向北京提出了辞呈，表示自己才疏德薄，无力担任山东督军一职。
袁世凯虽然知道这不是周自齐的问题，但是面对军队给与自己的压力，他也不得不把周自齐调动到北京来，而委任了靳云鹏为山东督军。
靳云鹏担任山东督军一职，代表着北洋内部的和平派开始失势，武力派开始逐渐掌握北洋团体的领导权，袁世凯对于北洋这条船也有些失去控制力了。而劳工党在林信义的推动下，也从和平竞争转向了武力保卫土地改革的路线。
本章完
第784章
城市建设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交通方式的变革需要，19世纪最伟大的短途交通工具的发明自然非自行车莫属。自1890年自行车完成真正实用化和工业化制造后，自行车就从上流社会的玩物变成了工薪阶层的出行工具。
1904年英国一辆普通自行车价值4.5英镑，出口到上海则售价为150大洋，差不多等于15英镑，也就是300%的利润。汉口自行车厂是1904年从德国引入的技术成立的，虽然当时大部分零部件是从德国进口，汉口只是一个装配厂而已，但是廉价的人工和流水线的发明，使得德国人开始把汉口产的自行车整车向亚洲地区销售，甚至还运回了欧洲。
1911年汉口自行车厂已经达到了年产100万辆，零部件完全国产化，只是进口了部分钢材，整车的成本被压缩到了25大洋，在欧洲市场上中国自行车的价格不超过70马克，而欧洲自行车的普遍价格是80-90马克。
自行车的成功是德国资本看好中德贸易的一大范例，过去欧洲人把东方国家视为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贸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贵金属，这一点在英法美等国的对外贸易上最为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