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美国的对外贸易之所以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较低，就是因为美国在海外殖民地不多，而本土的农业又太过发达，除了蔗糖和橡胶外，美国人几乎没什么对外的需求，所以美国的对外贸易一直以来都是要求黄金结算，而不想采购贸易国的农产品。
美国和欧洲的贸易，因为美国需要从欧洲进口机器设备、化学制品及科技，所以美欧贸易维持着逆差，靠着大量的美国农产品的出口和来自欧洲的投资，保持了双边贸易的平衡。但是美国和其他地区的贸易就大量的顺差，除了美洲国家用蔗糖、橡胶和咖啡来填补这种逆差外，亚洲国家几乎都不得不拿出现金来填补这一缺口，这就使得美国产品在亚洲地区始终是受到无形限制的。
应该来说，德国的对外贸易困境和美国其实差不多，作为后发工业国家，因为没有广阔的海外殖民地，所以德国工业始终处于原料不足、市场不足和资金不足的问题，至少美国还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以维持国内经济的循环，但德国工业受对外贸易的影响很大。
英国在普法战争之后开始限制德国资本，转而扶持俄国资本，使得德国资本同英国资本的矛盾不断上升，事实上法国资本和德国资本之间的矛盾反而要小的多，因为法国资本主要投资在金融业，而德国资本则主要在工业上，法国资本在普法战争前后一直是德国工业的主要投资者。
英国资本更具有全面性，它一边控制着国际金融业，一边又试图压制各国的工业规模，以此来维持英国在全球的霸主地位，不过就如法国人无法预计到蒸汽机给英国带来的巨大生产力突破，从而输掉了统一欧洲的梦想，英国人也同样没有预料到电力革命和新的炼钢技术使得各后进工业国开始追上了刻意压制海外殖民地工业发展的大英帝国。
于是看起来幅员辽阔且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英帝国也陷入了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时的困境，在历史中维系着帝国荣光的老大帝国，面对工业革命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显露出了力不从心的衰老姿态。
英法协约、英俄协约，就是英国资本在贸易手段和金融手段失去对挑战者压制后，采取的最后的解决办法-武力摧毁德国的国力。
德国资本在英国资本的国际围剿中发现了新的贸易模式，就是不再追求和落后农业国进行掠夺式的贸易，落后农业国压根吃不下先进工业国的生产力，即便是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英国工业为什么会落后于德国工业的发展，就是因为英国人感受到了印度市场的上限，所以采取了减少对工业技术的投入和更新，以维持英国本土和印度大陆之间的贸易平衡。
而后进工业国之所以更喜欢在新技术上投资，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和老牌资本竞争，所以需要更低成本的工业品，至于这种新技术的投入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突破对原先市场的破坏效果，后发工业国是不会在意的，毕竟他们可不是需要维持世界秩序的霸主。
中德贸易的新模式，其实就是当初英国扶持德国资本的复制，只不过英国资本当初不是为了扩大英国工业品的销售，而是为了阻止法俄瓜分中欧，所以没有形成英德工业之间的互补性。
而中德贸易在武汉劳工党的引导和管控下，逐渐形成了中德产业互补的贸易模式，在日本加入之后，德国资本对于这种国际贸易的新形式就更有兴趣了。
比如，一个自行车产业，中国的自行车产业在1904年几乎就不存在，但是六年之后已经超过了欧洲小国，但是获得了较高利润的却是德国资本。德国资本用专利费用及贷款利息划走了最大的蛋糕，不过中国人却避开了紧缺的现金支付问题，向欧洲出口的自行车变成了外汇支付了德国资本的利润，而工厂的运营费用则使用了本币支付。
这是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贸易方式，却要比封建时代的手工业作坊模式进步了许多。武汉工人阶级通过这种德国密集劳动行业的转移，正以一种超乎寻常的速度快速增长起来。
而现代工业的发展对于武汉这座城市的改变也是显而易见的，在1911年时，武汉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拥有了自行车，其城市人口和自行车数量的比例已经超过了伦敦，和巴黎持平。武汉工人的中等月薪收入是25大洋，自行车的市价是45大洋，不过先进工人获得自行车票后，可以以35大洋购入，且能够分六个月付款。
武汉能够发展出分期付款的支付模式，一方面是劳工党对于工人阶级利益的保护，使得工人地位和福利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工人职业的稳定性已经超过了普通的公务员；另一方面则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使得武汉工人在国有银行内都建立了个人账户，小额贷款和贷款归还的技术难度和成本被极大的削弱了。
这种个人金融支付模式其实是法国人的杰作，德国银行业其实更注重产业资本的投资和保护，对于个人的贷款和投资则放在了次要地位，但是法国自拿破仑法典确立后就进入了个人财产保护优先的时代，这也使得法国成为了高利贷帝国主义，不过也说明了法国对于个人财产的保护的完善，使得个人投资者敢于投资。
武汉劳工党通过对工人阶级权利的保护，完成了对无产阶级个人财产的保护，而国有银行的建立又确保了对于产业资本的保护，当这两者结合起来之后，一种可行的分期支付手段就实现了。
在欧美，这种分期支付手段最大的问题在于银行和个人的信用问题，在社会信用体系没有完成之前，接受分期支付的资本其实是要做好坏账的准备的。不过在武汉，银行和个人的信用则由国家进行了担保，在另一个时空里中国和俄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就在于俄国彻底消灭了苏联时代的国家信用体系，而完全采用了西方的个人信用体系，而中国保留了前三十年建立的国家信用体系。
当然，前三十年的遗产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信用体系终于崩溃瓦解，这一点在股市上就能看得出来，国家既不想为资本担保，却又指望资本能够保证自己的信用，结果就是股市的全面崩溃。
全面实施个人征信体系和戈尔巴乔夫的新经济政策没啥本质的区别，但是个人征信体系的根本在于对个人行为法律责任的追责，而在封建王朝是不可能追究权力者的法律责任的。
权力者以国家作为挡箭牌免去了滥用权力的法律责任，却要求普通人为自己的个人行为负责，所以普通人只好无视了个人征信，资本则捞上一笔就逃离这个独裁者的地盘，于是社会经济秩序就全面破坏了。独裁者最终以不断强化暴力机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于是国民除了热爱国家鼓吹战争外，将彻底抛弃个人生活，因为所有的个人生活在权力之下都是不存在的。
林信义向列宁提出的问题，就在于限定先锋队和国家的权力和责任的边界，以确定个人的基本权利，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先锋队和无产阶级建立的国家要如何走向消亡，因为在共产主义实现的障碍里，先锋队和国家机器也是其中之一。
林信义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革命的导师，他不会以为自己是穿越者就能超过列宁，就如同一个物理系毕业的博士穿越后面对牛顿，也不能觉得自己可以和牛顿一样开创一个物理体系了，这样有能力的人，不穿越都能建立一个新时代了。
武汉的成功固然是工业和先进社会制度创造的奇迹，但这种奇迹是可以复制的，它不是小农时代的奇迹，那种奇迹是倾国之力制造的奇观，只是为了帝王的虚荣而无法被复制。所以泰姬陵虽然伟大，但挡不住东印度公司的步枪和大炮。
青岛正是劳工党对武汉的复制品，而青岛的城市建设已经为工业发展打好了基础。青岛自行车厂是一座真正的流水线工厂，它的自动装配线达成了一分钟内下线一辆自行车的成就，这是1895年哥伦比亚自行车公司，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工厂最先达成的，直到1912年欧洲人还没有完成，但是青岛自行车厂却实现了它。
欧洲人当然不是完不成它，而是欧洲的自行车公司面对的是一个需求多样的市场，欧洲各国和各个地区的不同文化传统，使得欧洲自行车市场并不统一。这一点在欧洲汽车的发展上也是如此，法国和德国的汽车公司还在考虑车型的设计问题，美国人已经开始考虑标准型号汽车，以利于大规模生产了。
亚洲市场更接近于美国而非欧洲，作为一个统一的东亚文化圈子，其实东亚各国的生活习惯极为类似，特别是日本、中国、朝鲜这三个国家，上流社会所追求的物质和精神消费几乎一致。所以，类似美国的大工业生产模式反而更加适合东亚地区，东亚地区的市场更加青睐统一的标准，也更追求性价比。
于是德国工业在中国市场上的产品设计就简单了，在确定型号之后，就是不断的削减成本，以确保东亚地区的民众购买的起。青岛自行车厂就是在这种理念下，由德国工程师设计出来的，极大的借鉴了美国工业生产的模式，但却整合了德国的技术和标准。
光是山东地区的人口就有3000万，也就是德国人口的一半，按照每千人150辆的比例，山东就需要450万辆自行车，而青岛自行车厂的年产量也就50万辆，至少需要九年才能满足山东市场的需要。
为什么每千人需要150辆自行车，因为根据武汉劳工委员会的研究，这一比例满足了工业化发展中城乡生产生活的最低需要，没有这个比例的自行车，城乡之间的交流就不能满足工业化的需要。
以此类推，当中国全面推动工业化，那么中国一年就至少需要500万辆自行车，而加上青岛自行车的产能，中国自行车产量也就不到200万辆，也就是出现了近六成的缺口，一个年价值2.5亿的新市场就出现在了德国资本面前。
这还仅仅是一个自行车行业，如果再加上德国普通人家居所需的那些个人消费品，那么一个正在工业化的中国带给德国资本的是一个近乎没有上限的市场。而如果再加上日本，则这个东方的市场规模将会更加的庞大。
所以，在欧洲局势越来越严峻的时候，德国资本在远东的投入却进入了加速期，为了避免欧洲战争造成中德贸易的被切断，德国资本甚至已经开始偷偷的把一些高技术工厂转移到了青岛和千叶，以作为一种防备措施。
于是，在林信义待在青岛的日子里，看到了后世那种城市快速变化的时代速度。德国人把青岛交还给中国时，电力也只普及到青岛的核心街道，在城市的边缘地带还没有通电，但是到了1913年十月，青岛全城都已经实现通电，并开始向城市郊区的乡村蔓延。
1914年2月，青岛的广播塔在太平山上树起，青岛广播电台成立，开始了山东地区的无线广播历史。这要比武汉广播电台晚了3年，比东京广播电台晚了2年，但是青岛的广播电台技术却是最先进的，因为这是德国西门子公司的试验产品。
自1880年俄国人U.奥霍罗维奇研制成功用导线把剧院里的音乐节目传输出去的播音设备。1893年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连接了700多条电话线，定时广播新闻，形成正式的有线广播后。欧洲在广播事业上进展甚微，因为有产者不屑在广播里听歌剧，而无产者承受不起这种消费。
武汉政权成立之后，为了更好的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工农兵委员会的法令，在林信义的主张下和西门子就广播技术展开了合作，并先于广播系统成熟之前建立了专门的宣传部门，从而为广播技术突破后进行大规模的应用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
东京广播电台是日本人看到了武汉的成功后进行的效仿，毕竟对于一个天皇制国家而言，宣传富有着极大的政治意义。反倒是欧洲国家在这方面处于落后，因为欧洲工业国对于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得他们更加注重报纸这种传统舆论宣传工具，
无线广播电台比有线广播更为有利的一点在于成本更加低廉，一台矿石收音机可比有线广播需要的收听设备便宜多了，特别是其在野外也能使用的特性，特别令工人阶级喜爱。广播事业的发展，正推动中国、日本在通讯产业上的发展，而此时距离美国通讯事业的爆发，还有将近十年的时间。
本章完
第785章
木子看着身边的樱花树林，情不自禁的赞叹道：“这里真像上野公园啊。”
林信义拿着一根草逗着儿子在棉毯上爬，口中回应道：“我觉得这里比上野的风景更好，上野可看不到这么漂亮的大海。”
木子转头看了看山下的海湾，也点头承认道：“这里的海可比东京湾漂亮，绿的就像块宝石。难怪中国人把青岛拿回去后，就把这里改名叫太平山了，要是能够永远和平下去就太好了。”
林信义也觉得木子说的不错，对于青岛来说，和平时期就是最适宜居住的地方，德国人对于青岛的投入不是英国那种掠夺者的心态，不要看英国在印度建立的最早几座港口城市现在都建设的很好，但实际上那些港口城市一开始都是从要塞仓库发展起来的。
如果不是对印度的征服和印度所具有的财富，英国人压根就不会去开展什么城市建设，在印度大起义之前，英国在印度修建最多的就是驻军要塞，和日本侵略中国时的炮楼差不多。大起义之后，英国政府从东印度公司收回了对印度的管理权，这才有了经营印度的规划。
而德国人占领青岛时主要是想在东方建立一个海军基地，虽然对中国的财富也是垂涎三尺，但是德国人知道自己在海上力量的薄弱，因此就没打算走东印度公司那种海盗路线，而是采取了类似法国对北非的殖民模式，把青岛当成了本土来建设。
当然，德国人对青岛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山东培养出一批亲德的知识分子，因此德国在山东开办的学校和其国内学校的课程并无差异，以至于青岛的高等中学甚至加入了军训项目，将德国人于本土推行的军国民教育理念也输入给了中国学生。
不过，德国在青岛推动的普通中学教育并没有培养出多少亲德人士，到是培养出了不少反帝反封建意识强烈的中学生。劳工党在青岛通过这批中学生建立起了青年团，并和青岛的工人阶级结合在一起，于是很顺利的就接收了青岛的全部权力。
也因为德国对青岛的城市规划并无问题，在拿回了青岛的管理权后，德国对青岛的城市规划大部分都被保留了下来，比如这个太平山被德国人当成了城市公园来建设，中国收回之后保留了这一点，并进一步将太平山南麓规划成了植物园，毕竟德国人从世界各地移植了许多植物来这里，想要找出几种适合青岛气候的植物用来绿化城市，这个理念倒是得到了林信义和劳工党的认可。
对于农业时代的人来说，城市绿化还是一种奢侈的浪费行为，但是对于一个正在领导工业化的政党来说，无产阶级的生活也是需要进行保护的。为了多种几颗粮食把山上的树木砍光开发出梯田来，这是农民为了生存而放弃生活的朴素理念，毕竟农业时代解决温饱问题是第一位的。
但是对于工业时代的城市居民而言，在工作之外也是需要休息的，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至少能够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的，而不是把工作视为一种奴役。大多数农民之所以不在意生活，因为他们不仅仅承受剥削和压迫，当有机会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放过剥削和压迫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家人。
不要看儒家提倡了数千年的道德，但是封建社会中人吃人是常态，所谓的孝道就是无条件的奉养长者和尊者，和印度的种姓制度没什么区别。印度人喜欢烧死寡妇，中国的宗族喜欢吃绝户，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就是瓜分没有家长的家庭的财产。
在这种所谓的道德礼仪下哪来的生活可言，不过是吃人或被吃而已。所以吃人者特别喜欢吹捧孔子，因为孔子能够让被吃者心甘情愿的被吃，避免了吃人者被反抗受伤的危险。
林信义一直都认为，中国近代史上只有两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一个是鲁迅，他揭破了中国封建传统道德吃人的本质；另一个是教员，他曾经打破了这种吃人的习俗。那些吃人者对于两人恨之入骨，不惜让两人对立起来，说什么只要鲁迅活到建国后也要被文、革打倒，试图让中国人忘记两人而继续被吃。
这些吃人者彰显自己吃人的权力来自于何处时，必然会声明两点，一个是尊孔，一个是自己祖上是开国功臣，以此构建了他们现在吃人的合理性。所以吃人者试图保留下来的东西都不会让普通人感受到生活，比如那些古城墙。
老实说，纳粹的集中营也是历史遗迹，为什么他们不让犹太人继续住在里面？人民为了解放自己，摧毁了代表皇权的古城墙，代表神权的庙宇，在吃人者眼中倒是成了暴徒的行为，而吃人者持续数千年的吃人历史反而成为了贵族精神，这种颠倒黑白的言论居然出自无产阶级先锋队之口，真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最大的讽刺。
所以，满清王朝没有给青岛留下什么可以让人怀念的东西，倒是德国殖民者还给青岛留下了一个现代城市规划的理念，这就是资本主义比封建王朝先进的最好证明了。
林信义悠闲的坐在樱花树下休息时，在这处城市公园内还有着许多家庭在聚会，而这些家庭大多是普通的工人家庭，这又说明了劳工党领导下的青岛比德国殖民者进步多了，至少这座太平山的风景不再为德国人所专享。
而木子也很喜欢青岛的生活，虽然这里的生活和东京相去甚远，旧的朋友圈子完全被距离给切断了，但是木子依然是喜欢青岛的生活的，因为东京虽然有着相熟的朋友，可是东京的交际圈中等级实在是太过森严了，让她有些喘不过气来。
对于她来说，应该说对于所有日本女性来说，婚前和婚后的交际圈子都是不同的，婚前她还有个人的生活，婚后则需要完全融入到夫家的社会交际中去。
和其他人相比，木子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因为林信义出身长野乡下，所以她不需要应付太多夫家亲戚的交际，而林信义虽然是海军中层军官，但是其在海军中的核心地位，却让她不必过于迁就其他海军将官的夫人。
但即便是这样，木子也感受到了所谓上流社会的交际应酬是多么的势力，比她在料亭里接待那些权贵还累人。青岛的生活虽然毕竟平静，但是却不必应酬那些高傲的夫人和小姐，让木子舒心了不少，毕竟日本海军军官夫人来青岛的并不多，因此她在青岛不必局限在日本人的圈子，反而和德国人、中国人有了不少交集，和这些人打交道反而让她获得了平等交往的乐趣。
不过木子的美好愿望终究还是落空了，青岛的安宁不代表世界也是安宁的。在她享受着家庭聚会快乐的时候，一名海军军官出现在了她的视野，她就知道这次的家庭聚会算是结束了。
丰田贞次郎找到林信义后，林信义只好抱歉的和木子告了别，一会他会让司机过来接她。林信义之所以要离开，因为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爆发了大规模对法国殖民者的抗议游行活动，他需要回去联合舰队的参谋部，就法属印度支那的局势展开讨论。
在劳工党和亚洲联盟的调解下，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反殖民主义者终于联合了起来，决定和法国殖民者展开斗争，夺回国家和民族失去的权利。
过去三国的民族独立分子虽然都发起过武装抗法运动，但由于没有联合的意识，所以每一次都被法国人联合地主势力扑灭了。法国人和德国人一样，由于海上不具备优势，所以其在远东的力量都显得很薄弱，不过法国人的殖民经验要比德国人丰富，所以很快就在越南建立起了法国军官和士官领导的东京步枪团，以作为法军在安南的辅助力量。
虽然法国人认为这些土著部队不可靠，因此始终没有超过五个团的编制，但是这些土著部队在镇压地方农民暴动事件中却成为了主力，因为他们熟悉本地地理和人群，所以能够轻易的把暴动民众和普通人区分开来，从而在起义初期就把暴动农民给镇压下去了。
法国殖民者在越南、老挝、柬埔寨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殖民策略，也使得这些土著军队镇压起外人来毫无心理障碍。这也是老挝和柬埔寨民族主义者对越南人充满警惕的原因，因为两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几乎都是越南部队过来镇压的。
而在联盟的要求下，三国的民族主义者开始联合，他们都展开了对于法军中本民族的士兵进行革命宣传教育的工作，从而瓦解了法国人对这些士兵的洗脑教育。法国人对这些土著士兵的洗脑教育，无非是金钱利诱和制造民族歧视，当三国民族主义者开始联合之后，首先就瓦解了各民族之间的歧视问题。
对于法国人所谓的忠诚和奖励，三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也提出了土地改革的主张，即表示民族独立后要给每个人分地，这就吸引了一批贫苦农民出身士兵的支持。虽然这让一部分地主家庭的子弟远离了革命，但是三国的中下阶层民众都开始接受了革命和独立的主张。
由于法国人在远东力量不足，所以在远东还是建立了印度支那联邦议会以给与当地权势人物参与政治的渠道，但实际上印度支那联邦议会对总督没有任何约束权，而是总督向当地权势家族下达命令的场所。且法国人在印度支那联邦议会中设立了交趾支那、安南、东京、柬埔寨、老挝五个地区，这就等于是把越南一分为三，进一步削弱了越南人的反抗力量。
法国人对于印度支那联邦的严密控制，还在于对其对外贸易上的偏向性政策，法国对印度支那的关税被减少到了2.5%，而其他国家的商品关税却比从前上升了一倍，这就使得过去三国的传统贸易模式被打破，法国资本在三国的控制不断深入。
在法国这种军事、政治、经济全面压制的殖民秩序下，三国零星的自发反抗自然是难以打破法国的殖民同志的。比如安世抗法农民起义军从1887年持续到了1909年，但终究还是在法国人和越南地主阶级的联合下给镇压了。
残余的农民军虽然还在黄花探的领导下继续斗争，但已经无力再威胁法国人的统治了。起义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地主阶级把土地私有视为了自己生存下去的根本，不管是法国人或是农民军，谁要是威胁了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他们都会采取武力抗拒。
因为土地私有，所以法国人只要不侵害自己的权利，那么地主就会支持法国人的统治，而法国人也就能够拉拢一部分地主打击另一批地主。殖民主义者的分而治之也就成功了。
所以，在一个农业国家，如果不先打倒地主阶级，就不可能赢得什么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胜利，因为地主阶级天然就会站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一方，只要他们能够加入其中。
此前三国抗击法国侵略的失败，就在于那些抗击法军的起义军领导者都是地主，他们除了少数人真的转变成了民族革命者外，大多数地主反对的只是法国人要侵占自己的土地的行为，而不是要真的去解放整个民族。
所以，当法国殖民者愿意承认地主们的自治权时，这些起义军的领导人多半都会接受，黄花探也同样因此和法国人进行了谈判，等到黄花探觉得自己受骗时，周边的农民已经不大相信他会继续和法国人斗争下去了。
而现在，联盟指导下的三国民族独立组织提出了土地革命获得了农民的支持，在联盟的居中调解下，三国独立分子又达成了合作，于是在1913年这一年中，三国的民族独立支持者就快速上升了。
1911年阿尔贝特·萨罗就任法属印度支那总督，虽然法国人称他是开明的东方总督，但实际上阿尔贝特·萨罗对法属印度支那采取了更进一步的同化政策，比如加强法语教育、废弃汉字、加强了天主教的传播，并开始着手打击控制越南稻米生意的华人。
阿尔贝特·萨罗的开明政策其实就是一个核心，那就是打击在印度支那经济中占据主导的华人经济，打压了华人经济后，华人空出的位置除了交给法国资本外，还能用来收买一部分本地人。
阿尔贝特·萨罗的政治手腕还是出色的，在他的统治期间，华人在印度支那的地位不断被削弱，并被一些本地商人、地主所敌视。但是他的开明统治也进一步加强了进步主义者的力量，这些接受了法国教育的年轻人对本国的地主阶级产生了厌恶。
1914年1月阿尔贝特·萨罗卸任，约斯特·范夫伦霍芬代理总督，不过这个人没有萨罗的政治手腕，他对于萨罗拉拢殖民地土著上层势力的手段也不以为然，认为当地土著软弱无能，无需给与他们太多的优待，因此开始偏袒法国资本对越南土地的扩张行为。
阿尔贝特·萨罗执政时已经意识到法国资本对越南土地的掠夺是造成越南农民不断起义的根源，因此在他上任后就限制法国资本侵占越南人的土地，转而打击华人经济，引诱越南地主种植橡胶等经济作物，从而和法国经济展开联系。
约斯特·范夫伦霍芬放开对法国资本的限制，固然让法国人获得了好处，但却再一次激化了法国人和越南上层之间的矛盾。在此前，法国已经废除了试图反法的成泰帝，而立其子维新帝。现在双方的矛盾激化，越南上层反法的情绪又高涨了起来。
1914年四月，越南民族主义者要求加强印度支那联邦中本地议员的比例，并且要和法国本土议会一样，获得审核财政预算的权力。这一要求得到了老挝和柬埔寨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但被约斯特·范夫伦霍芬否决。于是三国民族主义者提出了限制总督权力的要求，并开始上街游行。
本章完
第786章
约斯特·范夫伦霍芬和阿尔贝特·萨罗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只是一个殖民地军官，而后者则是法国的政治家，所以阿尔贝特·萨罗在制定印度支那的统治政策时会考虑欧洲局势的变化，他的开明有一大半是建立在，如果法国本土无法支援印度支那，那么印度支那政府需要依赖本地土著势力维持统治。
而约斯特·范夫伦霍芬迷信于法国伟大的文明力量，认为印度支那的土著没有能力挑战法国的尊严，而他也需要交好那些法国资本，才能让他回国时获得一个较好的安置，殖民地的资历在法国本土的作用不大，甚至还会被本土官僚所轻视，只有阿尔贝特·萨罗这种本土政治人物，才可以把担任印度支那总督当成一种政治经验。
两人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待印度支那于法国，看待印度支那人民于法国的观点自然也是大不相同的。和阿尔贝特·萨罗相比，约斯特·范夫伦霍芬更为看重印度支那的土地和财富，认为只有为法国进一步获得这些土地和财富，他才能够成为法国的英雄。
于是在阿尔贝特·萨罗离开后的2个月内，那些有利于印度支那上层的政策都被废除了，约斯特·范夫伦霍芬利用总督的无限权力，试图把印度支那每一点利益都收纳进法国的口袋。代理总督的这种行为，自然引起了和法国人合作最为密切的越南上层，他们也就顺势放开了对于民族独立势力的压制，从而引发了扩大议会权力的民众示威活动。
民众示威活动虽然是殖民地法律所禁止的，但却又构不成武力镇压的条件，自从印度和中国的示威游行遭到武力镇压后变成大规模的武装反抗后，列强在东方的殖民手段就稍稍缓和了下来，没有上个世纪那种强势了。
荷兰人试图继续用武力镇压东印度群岛的土著反抗，结果却陷入了和日本正面对抗的局面，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上的统治力量大大的收缩，只能维持爪哇和苏门答腊岛的统治秩序，而这两处根本之地的反抗运动也越来越多，这实际上已经开始宣告19世纪之前流行的那套武力殖民秩序已经接近破产，如荷兰这样的小国，压根支付不起这种武力殖民的成本。
英国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期间被东北三邦的人民军连续击败，不得不承认东北三邦的自治地位，就说明了即便是世界头号霸主的大英帝国，也接受不了无休止的对全球殖民地平乱的人力和物资消耗。
这也是法国人对海外殖民地采取同化政策的原因之一，因为法国人知道自己的海外力量没有英国人那么雄厚，毕竟英国人凭借对全球海权的控制，能够轻易的把力量集中在一个地区，而法国人是做不到这点的，他们在海外的殖民地几乎是不能自由移动武装力量的，只能采取重点经营的原则。
约斯特·范夫伦霍芬虽然认为法国的武力不是印度支那的土著能够反抗的，可是他也清楚对于民众的示威游行需要慎重对待，毕竟他在广州湾待过，知道当初法军对和平反抗的农民开枪引发了什么后果，因此他一开始还是采取了克制，只是动用了宪兵和警察对示威群众进行驱散。
不过，无组织的示威游行和有组织的示威游行是两码事，在印度支那政府驱散了东京街头的示威游行后，反而激起了整个越南地区的反法示威游行，这个时候宪兵和警察就不够看了，在东京终于还是有宪兵忍不住开了枪。
于是抗议法国人的游行就从越南扩散到了老挝和柬埔寨，形成了整个法属印度支那的反殖民主义运动，这也是第一次三国民族独立运动的联合，于是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开始陷入了危机。
林信义参加的紧急会议，实际上就是如何插手法属印度支那的事件。对于亚洲联合舰队参谋部来说，日方参谋人员实际上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反法民族运动给与相当大的行动指导，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法国人从东南亚挤出，从而把联盟的势力进一步扩大。
在联盟成立一年多之后，这些参加了联盟的日本参谋人员已经从日本本位转向了联盟本位，毕竟在他们看来，联盟利益和日本的利益是高度统一的，通过联盟他们可以掌握更多的权力，那么保留日本本位就毫无必要了。
比如法属印度支那问题，如果站在日本的立场上，日本和法国展开直接对抗是不明智的，这将会引发其他列强对于日本的反感。但是，站在联盟的立场和法国人进行对抗，就算列强想要把矛头指向日本，也要考虑一下和整个联盟对抗的后果。
亚洲联盟的核心虽然是日本和中国，但是太平洋联邦背后的德国，地位不明确的赤塔共和国-斯托雷平一直想要和平解决赤塔共和国的问题，因此默认了赤塔共和国签署的对外协议是有效的。这就代表着，指责联盟的行动必然会和日本、中国产生对抗，而德国和俄国都借口站在联盟的一方。
就算是英国，在巴厘岛事件中也还是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妥协政策，就是担心远东彻底倒向德国，并改变了俄国的立场。斯托雷平的东方政策就是，不和中国敌对，拉拢日本对抗中国，从而寻找返回远东的机会。
所以在巴厘岛事件中俄国保持了中立，但私下则表示不会为此和联盟进行对抗，这其实就是斯托雷平对英法的警告，如果战争在东方开启，那么俄国是不会加入的。
斯托雷平的决定得到了不少俄国高层的支持，远东战争带给俄国人最大的教训就是，东方人的人力优势比俄国更明显，而俄国的工业力量并没有高出中日太多，双方打成消耗战只会让俄国失去对于欧洲部分的控制。
俄国对于远东战争当然是想要报复的，但绝不是再跑去远东和中日打一场，俄国人的主张是先破坏中日联盟，然后再乘虚而入的返回远东。因此，巴厘岛事件引发协约国和亚洲联盟的对抗，俄国反而处在了德国和中日的夹击之下，俄国当然不肯当这个冤大头。
通过巴厘岛事件，日本海军的参谋们都意识到了亚洲联盟的好处，即日本的实力通过联盟这个放大器放大了威慑力，列强考虑和日本展开对抗时，还得把联盟的实力考虑进去，中国的战争实力虽然并不能让人畏惧，但是中国的战争潜力却可以通过日本释放出来，这个就不能不让人心生畏惧了。
堀悌吉是最先领悟了这一点的人，作为32期的首席，堀悌吉的眼光其实在中上水准，林信义就认为他比高野五十六更适宜领导海军，高野五十六虽然有军事才能但缺乏坚定的信念，大部分的海军军官们都有着这样的缺陷，就是他们明明知道上面的决策是错误的，但却依然以服从军令是军人的天职为理由，试图在计划上避开决策错误带来的失败。
堀悌吉和高野五十六的不同就在于，前者对于正确的观点会坚持，即便决策已经下达，而后者的反抗在决策下达后就消失了。堀悌吉在学校时就认为，美国是日本的下一个对手，这是建立在日英同盟上的判断，他对于林信义提出的英国是日本的第一对手始终持反对意见。
在学校时期，日本海军上下都把矛头指向了俄国、德国和法国，对于美国人虽然警惕，但还是做不到下一个对手是美国的定论。因此学校中认同堀悌吉看法的不多，至于林信义的英国是日本的第一对手，压根就没人认同，因为两国实力差的太远，一只蚂蚁说大象是自己真正的对手，旁人听了自然是觉得可笑的。
日俄海战之后，欧洲对立局势的出现，日本海军才开始真正确认美国海军是自己下一对手，而认为英国海军是未来对手的人也开始出现了。只是把美国海军视为对手的日本海军，在对待美国海军的方式上也只有军事计划，但是这种军事计划其实都是以现在的美国海军实力作为目标，压根没法想象今后美国海军的实力，而美国海军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工业国。
在林信义主导的海军研讨会的研究下，堀悌吉对于工业实力和海军实力的联系是认可的，从而也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任何以当前美国海军实力为目标的军事计划都是不可行的，因为在日本海军扩张的同时，美国海军也会根据日本海军的规模进行扩建，而日本的国力压根拼不过美国。
一些人主张维持英日同盟以对抗美国海军，但很快就被英美仲裁协议打脸，这一协议的签署意味着英美之间的冲突几率大大的下降，而随之修改的英日同盟也证明了这一点，英国对于日美争端不再承担同盟义务。
在这一国际关系的变化下，海军内部的亲英派也开始转变立场，堀悌吉这才意识到亚洲联盟成立的最大受益者其实是日本，虽然看起来亚洲联盟令中国获得了和平发展的时间，但是却使得日本摆脱了战略上的困境，有了一个坚实的立足点。
只要中日结盟的状态不改变，那么日本海军就可以不必担心自己的后方，并且可以通过联盟源源不断的获得中国的资源和人力，从而形成和美国对抗的物质基础。从这一点来说，林信义认为陆军才是海军的头号敌人，确实一点都没说错。
如果按照陆军所坚持的大陆政策，那么日本不仅没法保证后方的安全，在和欧美对抗的同时，还得把大部分资源用于镇压大陆上的敌对势力，也没法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地区秩序。朝鲜半岛上的对抗事件已经证明了，武力征服压根建立不起什么秩序，只能得到仇恨而已。
他们对于法属印度支那的民族独立运动的策划，实际上是借鉴了朝鲜民众的反日运动，事实证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殖民地反抗运动方式，法国人现在和陆军一样都陷入了困境，武力镇压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武装反抗，而息事宁人又不得不放弃大量的殖民者特权，从而引发法国资本的不满。
堀悌吉除了对进一步推动法属印度支那的独立运动充满信心之外，就是对陆军的大陆政策进一步失望，认为陆军如果不尽早放弃吞并朝鲜的念头，那么只会让日本在亚洲陷入进退两难的政治困境。简单的说，海军需要联盟这面旗帜，而陆军正在破坏联盟的存在基础，陆军如果坚持自己的大陆政策，那么联盟很可能就会落入中国人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