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当前的亚洲联盟实际上是日本占据了主导地位，因为当前的亚洲局势是由海权而非陆权决定的，虽然德国的海上力量超过日本，但德国无法把本土海军弄到亚洲来，因此只能成为日本海军的副手，而中国海军还在恢复期，更加不能和日本海军争夺领导权了，再加上林信义在政治上压制住了联盟各方，从而树立了日本海军在联盟中的领导地位。
因此，威胁日本海军对于亚洲联盟领导权的不是联盟各方的挑战，而是陆军的大陆政策对海军的亚洲联盟政治路线的否定。如果海军的政治信用不被各方承认，中国就会顺理成章的接过联盟的领导权，虽然中国在海上缺乏力量，但是作为天然的东亚陆权领导者，中国获得联盟的领导权其实并不困难，只要日本失去了政治信用。
而，越是担心什么，什么也就出现了。就在联盟舰队参谋部商议如何应对印度支那民族民主运动的问题时，日本国内也传来了让日本海军军官们焦虑的消息，桂太郎内阁正式提出了增师案，还主张要削减日本对亚洲联盟的经费支出。
1913年5月，为了让山县有朋支持西园寺内阁和美国政府关于日本移民问题的妥协案，伊藤博文接受了山县的提议，西园寺内阁宣布辞职，桂太郎组阁但承认美日协议有效。
伊藤博文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让步，是因为他认为日美关系在欧洲紧张局势下不能破裂，在这个时候爆发冲突将会让日本在之后的欧洲变化中难以选择有利的立场。伊藤的立场也是根据英国政府的立场而确定的，英国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在移民问题上支持日本，并要求日本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伊藤博文比其他日本人更加清楚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看起来英日同盟是为了对付俄国，但实际上也令日本卷入了英美之间的对抗，这是伊藤之前一直不想要英日同盟的原因，因为他知道美国的国力比日本超出太多，英日同盟会使美国把注意力放在日本身上，对日本来说就是得不偿失。
而那些留学归来的外交精英们却盲目的相信英国的契约精神和大英帝国的强大，因此绕开了伊藤完成了英日同盟的所有工作，直到快签字了才通知他，迫使伊藤不得不接受了英日同盟。
现在英国抛弃日本和美国妥协，而美国对日本的警惕却没有消除，可以说就是英日同盟带来的恶果。陆军现在拿着移民问题不断在美日关系上上纲上线，显然是拿日本的国运在赌了，海军都不肯和美国撕破脸，而陆军却一直在跳，伊藤只好安抚陆军。
只是，就算西园寺公望宣布辞职，陆军也组不了阁，因为陆军拿不到元老中一半以上的票数，海军和财界都不想陆军上台，他们都想要继续维持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国策，伊藤博文只是承诺不阻扰陆军组阁，但没表示要支持陆军。
于是山县和桂太郎就出了幺蛾子，桂太郎直接向天皇求取了组阁的诏书，从而破坏了天皇在政治上中立的地位，伊藤博文也很生气，但山县有朋表示，伊藤过去就是这么干的，没理由陆军就不能干了。
为了维持政治上的稳定，大正天皇的智力问题已经令国民对于天皇制的神圣性产生了怀疑，伊藤不能进一步加剧天皇权威的破坏，只能认可诏书有效。
不过桂太郎内阁的合法性严重不足，所以桂太郎组阁后对于陆军的依赖加深，他不得不接受陆军内部提出的增师要求，田村对增师案表示反对，认为在大陆政策没有找到出路之前，盲目扩军会让陆军成为社会各界的讨伐目标，田村因此辞去了陆军大臣的职位。
1914年5月，桂太郎内阁正式提出增师案，预告着国策上的重大变化。这对于联盟中的日本海军人员来说，显然不是什么好消息。
第787章
1914年确实是个多事之秋，摩洛哥危机、意土战争、巴尔干战争，这一系列欧洲地区的冲突使得列强从结盟对抗更进了一步，开始扩军备战了。在1912年之前，欧洲各国的舆论还有为如何避免战争进行的讨论，但是到了1913年后，各国舆论已经开始讨论战争何时才会开始了。
地区间的对抗使得民族主义情绪极度高涨，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开始在帝国主义战争和爱国主义的卫国战争中摇摆不定，法国和德国的无产阶级因此开始分裂，他们都指责对方试图侵略自己的国家。试图保卫和平的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被法国爱国主义者称之为“德国代理人”。
1913年阿尔萨斯爆发的德国军人和平民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德国和法国民间的对抗，法国民众认为这是德国占领军对法国人民的压迫，而德国报纸则宣称是一小撮法国间谍在破坏德国对于阿尔萨斯的合法统治。
就在1913年底，列宁返回了欧洲，在整合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意识统一问题后，他认为应当继续回去欧洲展开战斗了。不过，在林信义看来，这场战争未必会如他的时空历史上那样如期爆发，因为英国和俄国都没有做好战争准备。
英国人还没有完成对印度地区的政治整理工作。1911年英属印度政府宣布迁都，从加尔各答迁往德里，虽然这一行动遭到了孟加拉地区的阻扰，但是英国人却坚定的实施了迁都计划。
英国人之所以要迁都德里，就是因为加尔各答已经成为了印度民族主义者聚集的中心，英国人在加尔各答的长期直接统治，使得这个首都区变得非常的英国化，旧的印度地主被大量的消灭，小资产阶级成为了加尔各答市民的主流。
当中国人从西藏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印度平原后，加尔各答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没有站在英国人的一方，而是成为了中国人的支持者，这使得孟加拉地区完全变成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先导者，而在中国人的组织下，印度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联合了起来，从而击败了英属印度政府能够动用的最大力量。
大英帝国虽然还能动员起更大的力量，但是伦敦担心会引发欧洲局势的大变，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承认了山南地区归属中国，承认尼泊尔王国的独立，承认东北三邦的自治权力。和平虽然达成了，但是英国人也开始认为加尔各答已经不适宜作为印度的首都了。
英国人迁都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降低孟加拉地区在印度的地位，德里是古印度的首都，而孟加拉只是古印度的边缘地区，迁都德里就是表明北印度平原才是印度的中心，而孟加拉地区并不是，所以孟加拉的民族独立运动不能代表印度民族。
另一方面，迁都将会极大的降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府中的比例，中央政府大部分的低级官员和办事员只能在当地招募，首都在加尔各答就必然会以加尔各答的居民为主。德里虽然是古印度的首都，不过因为一直没有发展，所以这一地区主要还是地主阶级和穆斯林的聚集区，孟加拉地区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关系不错，不代表其他地区的宗教矛盾不激烈，而地主阶级又天生亲近英国统治者。
英国人试图用北印度平原占据优势的地主阶级和宗教矛盾来遏制印度民族独立意识在政府中的蔓延，只要英属印度政府能够正常运转起来，那么英国人认为对于印度地区的统治至少还能持续上三五十年。也就是说，英国人已经认识到对于印度的统治不能永远维持下去，他们现在做的一切手段不过是为了延缓被印度人赶出印度。
应该来说，英国上层的明智确实给印度的民族主义传播以很大的打击，和加尔各答的小资产阶级不赞成土地革命但能理解不同，北印度平原上的地主阶级是坚定的反对东北三邦的土地革命政策的，且北印度地区的土邦统治者更是反对印度民族的说法，他们认为自己是穆斯林而非印度教信徒，因此极力反对把印度教和印度人联系起来的说法，并视印度民族主义为破坏自己统治权力的敌人。
英国人的迁都计划确实获得了不错的效果，20世纪最初十年的全印反英浪潮开始退潮，在英国人抛出了一部分政治权利后，土邦土王、地主、穆斯林和一些资产阶级开始为英国的殖民统治辩解，认为英国对于印度的统治并非只有痛苦，也给印度带来了文明和法律。
于是在政治版图上，印度组建分成了三个区域。孟加拉地区为人民党和国大党左翼所控制，主张恢复印度的独立，但接受和平的移交权力；南印度地区为国大党右翼所控制，虽然认为印度独立是光荣的，但反对用破坏印度传统的革命来取代英国人的统治；北印度地区则是以印度保守势力和英国文官政治为主，他们主张保持现状，支持大英帝国。
因为人民党的出现，使得国大党左翼的力量获得了极大的增强，这就使得国大党右翼不得不尊重印度民族主义者的立场，而不能继续坚持过去向英国人祈求自由的政治把戏了。
人民党是坚决反对为了大英帝国而去侵略其他国家，并支持大英帝国对于其他民族的侵略行为的，这一主张获得了印度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支持，迫使国大党不能继续用印度也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为大英帝国效忠有利于提升印度民族在大英帝国内地位的借口。
英国人想要在印度征兵就在政治上遇到了抵抗，为了防止孟加拉地区的人民党借助反战情绪掀起民族解放战争，英国人不得不现在政治上获得印度国大党的支持，这就使得英国在印度的备战工作大大的受到了影响，毕竟伦敦的议会还没有彻底的下定决心和德国开战，因此现在英国政府的备战行动是非法的。
而另一方的俄国，因为远东战争的滞后，使得斯托雷平上台被拖延了，这也就使得大斯拉夫主义者被从彼得堡驱逐出政治中枢的时间推后了。历史上正是大斯拉夫主义者在彼得堡政治斗争的失败，才全力去扶植南斯拉夫的统一意识，试图通过一场斯拉夫民族战争夺回自己的政治权力。
斯托雷平虽然靠着维护沙皇制度上的台，但他和大斯拉夫主义还真没多少共同点，虽然他借助这些大斯拉夫主义者发动了六三政变，但很快就把这些大斯拉夫主义者扫地出门了，因为这些大斯拉夫主义者的背后是英法的支持。
在斯托雷平看来，俄罗斯帝国最大的问题不是对外战争的失败，而是对外战争已经无法解决俄罗斯帝国的内部矛盾了，所以只有一场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改革才能让俄罗斯帝国焕发新生。
但是大斯拉夫主义者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俄国现在的一系列国内问题都是俄国对外扩张的失败导致的，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让俄罗斯失去了夺取巴尔干半岛的机会，远东战争又令俄罗斯失去了进入太平洋的不冻港，这些对外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俄罗斯民族失去了进取心，从而开始了内部的斗争。
想要消灭国内革命的最好办法就是唤醒俄罗斯民族的荣誉感，比如把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纳入帝国，从而打开通往地中海的通道。这种大斯拉夫主义获得了法国和英国的支持，虽然英法是克里米亚战争中阻止俄国夺取巴尔干半岛的主要力量，但是在进入20世纪后，英法已经意识到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势力的快速扩张，他们已经无力保卫巴尔干半岛的独立，所以英法又开始拉拢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对抗德奥。
塞尔维亚王国是俄罗斯帝国对抗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桥头堡，也是所谓的南部斯拉夫人的核心。1903年试图在政治上中立的国王亚历山大一世一家被杀，于是亲俄国的彼得一世继位，斯拉夫主义者开始掌握这个国家。
波斯尼亚危机令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陷入了直接的对抗，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因为德奥对于奥斯曼帝国的保护，使得塞尔维亚失去了进入地中海的港口，这就更加引起了大斯拉夫主义者的不满。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则属于巴尔干同盟的内部分赃不均引发的斯拉夫人的内讧，从而也说明了所谓的大斯拉夫主义就是个谎言，塞尔维亚联合希腊进攻保加利亚的时候，可没看出什么斯拉夫同胞的情谊，于是战后的塞尔维亚虽然确定了南斯拉夫人的核心地位，但却也令保加利亚投入了德奥同盟。
斯托雷平正是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前被暗杀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的时候，斯托雷平就对大斯拉夫主义者进行了严厉的指责，认为这些人不是在保卫俄罗斯帝国，而是在毁灭帝国。
斯托雷平在乡村土地改革中已经得罪了村社中的贫农，其对死刑权的下放也令无产阶级对其痛恨不已，然后在对外扩张问题上又得罪了大斯拉夫主义者，在国际关系上认为俄国应当保持和平而不是开战，又令英法政府感到恼火不已。
所以斯托雷平从1909年开始就遇到了各种暗杀事件，只不过在这个时空里他要比另一个时空中的自己运气好一些，坚持到了1913年春。
斯托雷平的去世令德国政府失去了和俄国政府政治和谈的可能性，斯托雷平虽然借了大量的英法贷款来发展俄国的工业和基础建设，但是他也尽量保持着和德国之间的贸易联系，以平衡俄国在德国和英法之间的位置，避免德国把俄国视为战争对手而非谈判对手。
斯托雷平在世时通过一系列手段加强了帝国政府的集权，这种权力的集中甚至令其压制住了沙皇的专制权力。但是在他去世后，并没有一位帝国官僚能够维持住这一政府集权，反而使得沙皇的专制权力获得了极大的扩张，因为政治上的反对派已经被斯托雷平所打倒，而政府内的官员无人敢违抗沙皇的命令。
首相科科夫佐夫首先就遇到了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和外交大臣萨佐诺夫的挑战，这两位沙俄官员在沙皇的支持下，开始扭转斯托雷平时期的对外和平战略，转向“实权”战略，即外交依靠武力威胁得以实现。
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对1914年军事增加预算提出的贷款问题，迫使首相科科夫佐夫将该信件交给尼古拉二世裁决，从而形成了首相无权否决由外交大臣和陆军大臣提出、由沙皇在幕后支持的提议的潜规则。
事实上首相科科夫佐夫虽然软弱，但还是在尽力为此斯托雷平留下的改革体制，但是陆军大臣、外交大臣和沙皇本人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好战倾向，正使得俄罗斯帝国在外交上不断和德奥对立，使得德国和俄国之间的互信关系被破坏。
要知道在远东战争期间，虽然德国民间舆论是支持中国的，但是德皇还是通过和俄皇之间的私人外交，为俄国舰队远征东方提供了方便，并一度差点缔结了德俄同盟。可以说德俄关系在远东战争之后，主要依赖两位皇帝的私交而不是政府外交关系在维持。
但是尼古拉二世在巴尔干问题上的不断反复，不仅让德国军方感到了不满，也令德皇对沙皇产生了不信任。不过此时俄国的大斯拉夫主义者还没有彻底夺得发动战争的权力，所以在1914年并没有爆发引发战争的暗杀事件，但是俄国对于战争准备工作确实开始加速了。
相比起欧洲在暴风雨的前夜，中国反而先爆发了内部的冲突。1914年六月，由广东同盟会改组的中华革命党发起了驱岑运动，理由是岑春煊和张鸣岐对法国对越南华侨的迫害采取了妥协，有损国格。
岑春煊是前清两广总督，民国后成为广东广西都督，张鸣岐是广西巡抚，民国后为广西省省主席。岑春煊、张鸣岐和云贵总督赵尔巽原本是抱团取暖的，在光绪退位后，三人以维持地方秩序为要旨，不过岑春煊已经看到满清不可能复活，所以和孙文领导的同盟会联合，将一部分政府官员的职位交给了同盟会，来消除广东的革命危机。
张鸣岐和赵尔巽都是坚定的反革命派，不过和赵尔巽不同，张鸣岐没有什么家世背景，所以不需要态度鲜明的反对革命，在表态支持岑春煊的主张下，他在广西依然执行着排斥革命的地方政策。而赵尔巽没法含糊其辞，毕竟劳工党可不是同盟会，只要听几句好话和交出几个官职就能蒙混过去的，在表明政治立场之后，劳工党必然是要云南实施土地改革的，这也是贵州巡抚宣布支持武汉后的实践。
所以，赵尔巽凭借云南的封闭地理和武汉劳工党对抗三年后，终于还是辞职走人了，因为云南新军压根不肯再效忠大清了，云南的地方势力和进步势力都觉得赵尔巽该下台，毕竟大清已经亡了。赵尔巽离开云南后，云南就出现了军人执政的局面，罗佩金、唐继尧割据一方，代表劳工党的李根源则主持着一部分的政府工作。
1912年，有鉴于同盟会的组织涣散，孙文和朱执信推动了政党改组，改组为了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制定了明确的纲领：规定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统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
不过，中华革命党的主要支持者实际是海外华侨，法国人在法属印度支那对华人经济的打压自然引发了中华革命党的普遍不满，因此中华革命党一直试图和法国人交涉，要求法国人停止对华侨的迫害。孙文更是提出了要收复广州湾，以表示和法国决裂。
孙文的主张遭到了岑春煊、张鸣岐、龙济光的反对。他们一方面表示这是中央政府负责的外交事务；一方面也主张孙文不过是广东议会的一名普通议员，不能随意干涉政府行事。
问题的实质其实是，中华革命党已经不满足与和代表旧清上层开明官僚的联合，而想要完全拿下两广地区作为本党的发展基地。特别是张鸣岐、龙济光在广西反对革命党扩张组织不说，还试图染指广东的军队指挥权，这使得革命党产生了极大的警惕。
而张鸣岐、龙济光做出这样的举动，又是因为粤汉铁路的通车，武汉势力开始进入广东，为了避免广东为武汉所控制，使广西变为孤岛，所以他们打算完成两广地区的军政一体化，以对抗武汉的入侵，而这也得到了北洋团体的支持。
第788章
只是张鸣岐、龙济光试图控制广东的行为，不仅引起了中华革命党人的不满，也引发了广东新军的不满。广东新军虽然是岑春煊一手操办起来的，其军官大多来源于岑春煊建立的广东武备学堂，后又改称两广陆军中学堂。
正是先建立了军官学校，而后才开始编练广东新军，所以广东新军中接受革命思想的官兵并不比武汉新军少，这也是清帝退位时，广东新军率先表示支持共和的原因，也迫使广州满城放下武器投降。
岑春煊虽然号称清流，但本质上终究还是开明士绅之类的人物，他虽然创建了广东新军但并没有得到新军上下的拥戴，因为他在新军中虽然教授了西方新学，但依旧试图让官兵拜孔子和维护纲常大义，这就使得倾向于革命的新军官兵难以认同岑春煊改良大清的思想。
特别是广东武备学堂二期学员中加入同盟会的人极多，比如姚雨平、李济、深等人，几乎刚毕业就加入了同盟会，试图推翻满清。而他们的运气也不错，刚加入同盟会不久，光绪就退位了，面对广东的革命风潮，岑春煊最终选择了和同盟会合作，以避免广东爆发内战。
在这种情况下，同盟会对广东新军的控制就加强了。也就是劳工党的崛起太过迅速，使得同盟会很快就陷入了瓦解。同盟会本身就不是一个具有统一政治理念的政党，他们只是在排满革命的目标上达成了一致，孙文的三民主义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全体同盟会成员的认同，只是孙文作为反清的第一人，大家需要他来当头以号召天下反满而已。
所以在武汉劳工党割据地方和清廷展开对抗的时候，激进的民族主义者选择了和劳工党合作，毕竟同盟会在大陆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除了向华侨化缘和请求日本人、英国人支持外，几乎就没有独立打倒满清政府的希望，那么想要推翻满清的民族主义者当然倾向于更有实力的劳工党了。
而那些反满但并不反对封建传统伦理的保守主义者则对劳工党的各项法令表示了不满，认为劳工党虽然打着共和旗帜，但也依然是以夷乱夏，和满人没啥区别，都是拿着外国人的思想变乱华夏，因此他们既要反满，也要反劳工党。
孙文领导的广东同盟会支部就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局面，他们在光绪退位之后就失去了革命先锋的地位，在土地政策上不如劳工党激进，其改良主义也不能得到保守派的认同，于是各省同盟会就开始了各自为战。
在这种局面下，孙文及身边人很快就发现，他们之所以在民国成立之后反而变得势力衰落了下去，主要原因还在于没有一块自己的地盘。当前中国唯一能够统一全国的势力，只有北洋和武汉，这两大势力都有着自己的地盘可以征税练兵，而其他地方上的势力几乎都属于一盘散沙的状态。
比如广东这边，中华革命党虽然在民众中获得了较多支持，但是广东的商界和士绅却更倾向于旧清官僚，就连英国人、法国人也对岑春煊表示了支持，以阻挡武汉的势力进入两广地区。
朱执信、胡汉民、廖仲恺、陈炯明等革命党骨干认为，统一广东军政是革命党能够发展的先决条件，特别是岑春煊拿广东财政去养广西的军队，本身就引起了广东新军的不满。
广西新军虽然吸纳了一批陆军小学堂的毕业生，但主体还是龙济光手下的济军，这支巡防营扩充起来的新军，思想上极端保守，即便在光绪宣布退位后，还一度不肯剪掉辫子更换新式军服，后来则投向了袁世凯。
岑春煊拿广东财政养广西军队，本质上就是对革命党较多的广东新军的不信任，此前革命党人因为自己的组织混乱，所以也没法对广东的政治局面提出统一的意见，从而形成了新旧势力的平衡。
不过随着中华革命党的改组完成，粤汉铁路的通车，广东革命势力背靠武汉底气大增，革命党的高层就不再满足于和旧势力和平共处了。倒岑，然后倒张、倒龙，统一两广军政，从而让中华革命党成为国内第三势力，就是这些革命党高层的想法。
在这个问题上武汉其实并没有认同革命党的主张，毕竟岑春煊此时并没有违背共和制度，革命党倒岑更像是争权夺利而不是为了革命。因此武汉主张把推动土地改革放在首位，先清理那些反对土地改革守旧乡绅，而不是把力气浪费在愿意和革命合作的开明势力身上。
只是，中华革命党虽然标榜自己的革命路线和劳工党接近，但实际上他们是反对土地改革路线的，孙文不断强调，自己主张的是平均地权，不是没收地主的土地，且他主张学习美国的共和制度而非没有成功先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革命党倒岑的另一目标，就是为了防止武汉在广东强行推行土地改革，他们打算统一广东军政后先实施平均地权的法令，从而阻止劳工党的激进土地革命政策。
朱执信在广东省议会上发难，指责岑春煊在法国人迫害华侨的问题上出卖了华侨，胡汉民、廖仲恺作为广东省政府的官员也领着一批官员要求岑春煊就法国人迫害华侨的问题进行说明，陈炯明等新军军官也向岑春煊提交了抗议书。
广州市民阶层普遍倾向于革命党，对于岑春煊这位前清大员并无什么好感，更何况广东人下南洋的极多，岑春煊对南洋华侨问题上的保守立场，让他们更加对其失望，于是便有了市民游行示威，要求岑春煊自行辞职。
岑春煊承受不住巨大的政治压力于6月底离开广州前往香港，其后广东各界推举孙文为广东省省主席。不过这一举动就引起了袁世凯的不满，袁世凯拒绝接受中华革命党的政变行为，他下令让张鸣岐调任广东省省长。
民国成立之后，地方上逐渐形成三种政府形势，一种是中央任命的省长负责的地区政府，例如前清的总督、巡抚；一种是武汉的委员会制度，首席委员为主席；还有一种则保留了前清时期的体制，大多为边疆地区。
袁世凯不接受广东各界的推举，就是不承认两广地区从中央直辖地区变为地方自治政府，岑春煊虽然在政见上和北洋有着冲突，但是在政治上还是主张服从于中央的。可如果让孙文以这种方式获得广东省的控制权，那么就等于福建、广东、广西都脱离了中央政府，因为这三处地方都是以广东为首的，广东一旦转为地方自治，福建和广西也不可能再对中央效忠，因为财政上没法维持。
张鸣岐自然是愿意接任广东省省长一职的，不过他也不敢孤身去上任，因此便让龙济光护送自己入粤，广西军队进入广东，这自然就引发了两省军队的冲突。而原本主张和平解决事件的劳工党也改变了立场，勒令广西军队退回广西，否则就是在挑起内战。
武汉劳工党对两广事件的公开立场又引起了北洋上下的不满，原本因为山东问题就已经让北洋团体对武汉产生焦虑，认为武汉方面是在侵吞蚕食北洋的地盘，然后再一击毙命。虽然北洋上下认为武汉的实力超出了北洋，但是武汉想要就这么侵吞自己的地盘，让自己倒台，北洋也是不甘心一战不打就认输的。
而且北洋将领认为现在开战优势在我，因为北洋和武汉虽然都约定不超过6师编制，但是北洋的地盘已经被挤压在了环渤海地区，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华北平原，而武汉的军队却分布在了从黑龙江到贵州的广大区域。
段祺瑞和冯国璋主张：以北洋主力直入中原，顺着京汉线往武汉进攻，以偏师顺着津浦路进攻山东、江苏、安徽，最终拿下南京，再联合东南势力顺长江进攻武汉，两路夹击使武汉首尾不能相顾，从而一战定胜负。
段祺瑞和冯国璋之所以有这样的强烈开战欲望，因为在英国和日本的支持下，北洋已经额外整编了三个师，战时再扩军可以立刻再扩军三师，在纸面数据上就超过了武汉兵力的一倍。而日本陆军和英国公使朱尔典都表示支持北洋和武汉开战。桂太郎内阁表示，如果北洋开战，日本将会提供一批军火，且帮助北洋获得国际贷款。
英国人和日本陆军的支持，令北洋将领确信，这个时候不和武汉一搏，以后就更加没有拼命的机会了，毕竟武汉的地盘在不断的稳固下来，等到武汉把西北和北满地区消化下来，那么北洋还拼啥命？
袁世凯一开始也是犹豫的，因为他很清楚这是一场大赌博，输了就什么都不剩了，但是广东岑春煊被赶下台一事刺激到了他，他发觉自己压根没有能力对抗劳工党和革命党煽动起来的工农兵学联合的革命浪潮，因为北洋团体没有政治理念吸引年轻人。
孙文还能拿着三民主义和劳工党争夺一下民众的支持，而北洋团体在劳工党推动的社会进步主义运动下，只能不停的后退，然后交出所有的权力。
再加上英国人和日本陆军在北洋团体内部的煽动，袁世凯也意识到，如果自己不能做出什么反应来应对北洋团体搏一搏的心态，那么北洋的人心就真的要散了。既然袁世凯这个领头人都不想和武汉对抗下去，大家还不赶紧找退路吗？
袁世凯不得已向英日提出了一个狮子大开口的借款计划，他要求英日为其筹集6000万英镑的贷款，他才能够和武汉放手一搏。袁世凯认为仗一旦打起来，每个200万英镑的军费支出只多不少，如果再加上稳定地方等开支，一年三千万英镑是少不了的，他觉得至少要筹备两年的战争费用才能开打。
英国人和日本陆军当然不可能满足袁世凯这么大的胃口，但他们也承认武汉不是什么软弱可欺的地方武力，不让北洋豁出命来，这仗也很难打赢，他们要的是彻底的打破武汉统一中国的势头，不是让北洋去送人头，因此就不能不考虑袁世凯的合理需要。
虽然英国人自己也在准备和德国开战而收缩海外投资规模，但是伦敦更加担心在欧洲开战时亚洲联盟在远东搞出什么幺蛾子来，就连法国人也表示可以对袁世凯贷款，以遏制武汉的发展势头。孙文领导中华革命党在南洋华侨问题上的强硬发言，让法国人感受到了威胁，他们很担心武汉彻底掌握了中国之后，就会对印度支那动手，而陷入欧洲战争的法国是无能为力的。
所以双方的接触非常的顺利，英日法俄四国表示可以向袁世凯贷款4000万英镑，但袁世凯必须要在九月之前发动对武汉的战争。贷款将会分为五期拨付，8月拨给500万英镑，开战后拨给1000万英镑，之后按照战争进程再给与拨款。
原本美国也是贷款银行团的一员，不过美国人拒绝参与，虽然美国对武汉劳工党没什么好感，但是美国人更警惕日本的动向，日本和北洋之间的关系太过密切，美国人自然不肯支持北洋，甚至还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了德国人。
德国人和武汉的关系之紧密，已经不可能再让他们去支持其他中国势力，因此德国人在八月中把消息透露给了武汉，林信义也是在这个时候意识到了桂太郎为何敢坚持增师案，中国要是爆发内战，那么所谓的东亚和平局面也就不存在了，日本扩军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陆军在这件事上对海军防范严密，使得海军还是从德国人口中获得了消息，他发电报回东京令文化课调查日本各财阀的动向，也确实找到了日本财阀向北洋实施秘密贷款的痕迹，甚至他还查到陆军从国内调拨了一个师的装备去朝鲜，显然是用来紧急武装北洋军的。
到了八月底时，桂太郎也正式向海军传递了消息，表示近期中国可能发生内战，日本将会采取必要的保护在华侨民的措施，到时海军应当和英、法海军一起维持长江安全。这其实就是要求海军保障北洋军从长江安全的向武汉进军的意思。
虽然长江上有江阴要塞等炮台，但这些要塞是用来对付长江内的军舰的，如果让陆军展开对这些要塞的进攻，那么其防御能力就会大大的削弱了。
林信义一边对国内发电，表示对中国内战以中立为好，这是维持亚洲联盟最好的选择；一边则以勘探长江防御力量为由，坐船前往武汉同劳工党中央委员们讨论如何应付战争的对策。
9月3日晚，林信义抵达汉口，当晚和田均一等党的中央委员们讨论对策。田均一、蔡锷等委员实际上已经有一个初步的结论，就是不会对北洋的军事行动采取妥协，委员之间的分歧在于，击败了北洋团体之后还要不要维护共和体制。
如果不维护共和体制，那么这一仗之后劳工党就必须要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了，维护共和体制又会在战后失去统一全国军政权力的机会，下一次再想统一全国军政就未必有这样好的机会了。
林信义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虽然我个人认为，现在统一全国实际上劳工党并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因为在人才、物质上，党还不能把中国代入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去，我们至多也就是完成一部分民主主义的任务。
但是现在的国内外环境需要一个统一的中国，哪怕是不完整的民主主义国家，也好过一个各自为政的混乱国家。当前的国家体制虽然名义上称之为共和，但我们真的能把它叫做共和体制吗？除了武汉统治下的城市部分乡村，许多地方不要说资本主义，甚至连封建地主的统治秩序都没有被摧毁。
现在的共和体制，不过是挂着一块共和的招牌，但实际上依然是官员和地方乡绅的独裁统治。官员和地主的共和，并不值得无产阶级去保卫…”
本章完
第789章
林信义在中央委员政治局会议上支持了统一全国的战略目标，不过他也提出了一点不同的意见，就是认为这场战争的对手虽然只是北洋和少数地方反动势力，可实际上武汉真正的对手是旁观的列强，只要战局陷入僵持，那么列强必定会下场。
他对各中央委员直白的说道：“虽然德国人对武汉的支持已经超过了对奥斯曼帝国改革派的支持力度，但德国人的目标不是为了让奥斯曼帝国和中国变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而是在找未来战争中牵制英国和法国的盟友，所以英法如果参与中国统一之战，是德国人乐于见到的，至少德国又获得了几年和平发展的时间。
对于日本来说，虽然一部分日本人认为亚洲联盟对于日本的利益很大，是日本打破欧美列强对日本限制的一个机遇，但是也有一部分日本人认为，吞噬了弱小的邻居，以大日本帝国而不是联盟去应对欧美列强显然更有利于日本人。
所以，一旦中国的统一战争出现僵持局面，日本内部倾向于出兵的意愿就会迅速提升。根据英日两国的外交策略就能判断出，我们在考虑作战对象的力量时，不能只简单的计算北洋和地方反动势力的力量，而应当把英日参战的可能性考虑进去。
想要迫使英日放弃参战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就必须表现出对北洋军摧枯拉朽般的胜利，只有让英日政府意识到，他们不能依赖北洋或地方反动势力抵挡在前线，而需要直接动员本国的基本武装来入侵中国，这场战争将会从中国的统一战争变为国家间的全面战争，我们才能遏制住英日参战的欲望。
所以，我主张在工业和经济上全面转入战时体制，在社会管理上进入人民战争的模式，把无产阶级能够动员的全部战争潜力都爆发出来，完成统一国家的目标。”
林信义说的人民战争的模式，实际上就是欧洲国家的全面动员制度，虽然德国人还没有总结出总体战的理论，但实际上欧洲各工业国已经在拿破仑战争后不断完善了国家动员作战的体系，特别是在工业革命完成后，各工业国实际上已经建立了能够实施国家总动员的物质和组织基础，只是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论去总结而已。
武汉政权从建立的第一天开始，就不得不把手中能够掌握的所有资源都用在应对战争上，武汉劳工党的军事动员制度正是借鉴了欧洲的国家动员体系，林信义作为这一动员体系的创建者，给其命名为人民战争模式。
当然，一开始武汉的军事动员体系只是组织上接近工业国家的动员体制，在物质上主要还是依赖土地革命解放出来的人力和物力来支持战争，这点和工业国家依赖工业生产部门支持全面战争又是有着区别的，不过这和另一时空的红军作战体系已经相当接近了。
在武汉政权稳固下来之后，劳工党和德国资本的合作，开始修正了以土地革命作为战争人力、物质补充的基础，土地革命的本质是重新分配利益，它并不能增加生产力，所以当土地革命分配的利益结束后，这一作战动员体系就无法维持了。
这也是历史上只有中国能够依赖土地革命纲领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原因，其他国家没有中国这样大的体量，不能仅仅依赖土地革命重新分配的利益去完成整个国家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建设。印度其实是有机会的，但是英国人用印巴分治方案瓦解了印度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最终独立后的印度只是在宪法上规定了印度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为什么说人民战争模式更加适合工业国，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人民战争的动员模式，不是一下子把普通人变成了士兵，而是通过一连串的工作分配，从而使普通人成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后世有一部电影深刻的描写了这种战争模式，虽然这部电影没有出现过战争场面，这就是万湖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