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只要看过了万湖会议，实际上也就了解了总体战的本质是什么，而人民战争的理论实际上和总体战的组织方式是没什么区别的，只不过人民战争的理论要求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工作有什么意义，而总体战的目标是禁止普通人对于战争的联想，只是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是为了国家而已。
人民战争的模式一旦开启，也就意味着经济建设被打断，整个社会都要为战争进行服务，这就是田均一等中央委员不愿一开始就使用这样战争模式的原因。虽然袁世凯的北洋团体在私下扩充了军队，但武汉劳工党并不感到畏惧。
劳工党不感到畏惧的原因是，武汉六个师至少有三个完成了骡马化，机动能力和作战延续能力是北洋一个师的三倍，且武汉军事委员会对各师已经完成了无线电通信的技术布置，也就是武汉的军事委员会可以把指令直接以无线电的形式发给各师，而不必使用有线电报。
袁世凯领导的北洋军虽然在1905年就开始建立无线电训练班，但主要用于陆地和海上军舰的联系，因为北洋没有无线电技术储备，只能从外国引进，早期的无线电设备太过笨重只能装在军舰上。而武汉和西门子合作之后，在电讯事业上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到了1912年已经开始试验野外移动的无线电通讯设备，1914年民用城市广播系统都已经商业化了。
因此，北洋的军队一旦离开驻地，北京想要得到消息得等北洋军队停下来用有线电报通知自己，在军队移动的过程中，北京很难掌握住军队的动向，这也是北洋一师师长的地位要高于国防部官员的根本原因，因为师长对于部队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几乎没人能干涉他的指挥权。
欧洲国家针对这种情况就是加强了直属军部的参谋军官的指挥权，从而保持了对于军队的控制力，而随着无线电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军部对于军队的控制力就进一步加强了。袁世凯在担任国务会议主席后就打算建立参谋体系，但是遭到了北洋各师将领的反对，至于无线电技术则又因为太贵难以普及，这就使得1914年的北洋团体和1907年的北洋团体几乎没啥变化，袁世凯和北洋各军头共治，而不是一个统一的集权系统。
反观武汉这边，红军体系已经完全取代了前清的新军和革命军，劳工党、军事委员会、军政大学，将红军构建成了一支具有统一意识形态的人民武装，原先的军官阶层已经失去了干涉政治的能力。
清末新军的政治化，实质上就是军官阶层的政治化，而这种政治化又来源于建军思想的混乱。当满清试图按照近代民族国家建立常备军，然后又公然表示大清和中国势不两立后，新军反清也就是必然的趋势了。既然朝廷不能统一大清和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那么军队就自然会选择自己想要保卫的目标。
而在武汉这边，劳工党已经很明确的指出，军队保卫的是工农联盟的利益，那么军官阶层也就失去了政治上的影响力。红军实施的是义务兵役制，前清那种脱离社会的职业军队可以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但是对实施义务兵役制的红军来说，他们更容易接受保卫自身阶级利益的建军理念。
因此现在的军事委员会是不大瞧得起北洋军的战斗力的，六七年前北洋军还能以训练和军备压武汉新军一头，但在组织上已经落后于武汉新军，那么现在的北洋军在训练和军备都不能让军事委员会瞧得上了，毕竟北洋军上层还在搞扩军战术和迷信先进武器，而军事委员会已经开始研究体系作战了。
军事委员会最多也就是称赞一声北洋的兵员不错，但是在其他方面都只能摇头，他们看待北洋军就如同英国人看待大清的军队一样，一群能够使用先进武器的民兵，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作战能力，用来作为辅助兵种倒是够格的。
军事委员会之所以会如此评价北洋军，是因为他们也已经达到了工业国军队组织的水准，工业国和农业国军队之间的巨大差距不在于武器，而在于组织和作战理念上。前清军队的作战理念是胜利后可以抢劫一把，北洋军稍稍进步一些，胜利后可以夺取一块地盘收税，所以这些旧式军队可以出一些悍匪，但是指望整支军队去完成作战规划，就比较困难了，因为支持他们作战的动力在于战后的及时回馈，没有这个回馈就不可能让他们继续下去。
所以旧式军队在打顺风仗时能发挥八九成的战斗力，但是到了下风时就会出现兵败如山倒的状况。北洋军在对俄战争中的表现就是如此，和俄国人打仗几乎不可能获得什么胜利品，所以北洋军攻，攻不动，守，守不住。只有在武汉军队作为核心的战役中，北洋军才能守住自己的阵地。
武汉军队之所以能够比北洋军更加顽强，一方面是建军思想的明确，另一方面就是劳工党对军队做出的完善保障，确保了士兵伤残或死亡都能得到妥善的后事安置。所以武汉军队在作战时也就目标明确了，完成作战目标取得胜利，然后回家过日子。
双方军队的实力差距，在军事委员会看来是极为明显的，自然就不会害怕北洋搞什么扩军，就算是真的玩扩军，北洋也是不如武汉的，因为武汉是征兵制而北洋还是募兵制，武汉在各个国有工厂和乡村公社都有着人民武装部，这也是人民战争的动员基础，北洋和武汉比扩军，在军事委员会看来是比较可笑的。
阻碍武汉扩军的不是组织问题、民众的意愿和物资上的不充分，而是劳工党的决心。就拿人口比例来说，劳工党控制下的人口实际上有2.5亿，北洋实际控制人口不过七八千万，全国总人口约五亿左右，劳工党实际掌握了中国一半人口，且至少有三分之一是被纳入武汉经济体系中的。
1913年中国的国民收入约340亿马克，国民收入这个经济核算理念是林信义和德国银行家们创造出来的，创造这一经济核算理念的目的是为了发行国债和建立信用货币体系、征税体系。
1913年日本的国民收入是84亿马克，占中国的近四分之一，而美国的国民收入是1400亿马克。中国财政收入约合13亿马克，不过武汉就占了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这还没有包括武汉国有企业和国有农场的上交利润，这部分利润达到了26亿马克，用来支付贷款利息和再投资生产。
仅仅从财政上来比较，武汉的财政收入实际上已经日本政府，只不过武汉在远东战争之后一直以基础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为中心，所以军事支出一直保持较低的水平，而日本不仅在陆军规模上和中国陆军接近，比武汉军队的规模大了2倍以上，还维持着一支庞大的海军，所以看起来武汉的军事实力似乎在战后并没有什么提高。
不过在工业规模上，武汉的钢铁产量已经突破了年150万吨，武汉之外的其他地区加起来也就十五六万吨，其中现代钢铁厂几乎都在外资手中，剩下的都是土法制钢铁的小作坊。武汉治下的煤矿开采数量为1600万吨，其他地区为1200余万吨，虽然大多在北洋的地盘上，但现代化煤矿产量的一半是外资的。至于石油提炼工厂则只有武汉有，北洋压根没有这个产业。
只要看一看武汉治下的工业发展速度，就知道英国人和日本陆军为什么要支持北洋开战了，再不开战，过几年北洋就更加没有勇气挑战武汉了。
让军事委员会诧异的其实只有一件事，就是北洋怎么敢主动挑起战争？毕竟就北洋的工业水平，一旦外购的军火用完了，也就只能束手投降了，而北洋军就想靠着莽一波打下武汉，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全国唯一一个重炮师就在武汉。日本海军、克虏伯公司和军事委员会合作，完成了钨钢火炮的设计，武汉已经有能力自行生产150-200毫米口径的加农炮。
按照德国人的要求，该新型火炮不得向其他国家出口，包括日本陆军在内，德国人掌握配方，中国人生产钨钢，日本海军则保证德国资本在战时的安全。按照林信义的看法，除非把海军战列舰开进长江，用战列舰的300毫米主炮压制，否则当前陆军的主流重炮都难以压制这种合金加农炮，这是战略炮兵而非战术炮兵。
当然，军事委员会并不打算把这种新型大炮暴露出来，毕竟这将会极大的削弱德国的战争优势，从而引发欧洲战争的变局。而红军也不可能容忍北洋军逼近武汉，毕竟河南现在已经成为了武汉工农业经济体系的核心区域，不仅是粮食产地，也是煤铁原料的主要供应地。
于是，林信义的全面动员提议获得了军事委员会的全力支持，此外林信义提出的另一个建议是，主张让年轻党员在战争中经受锻炼，不能仅仅把这场战争当成是军事任务来处理，这同时也是一场解放战争，必须要让年轻党员承担起解放民众的宣传任务，让民众了解这场战争的意义所在。
这一建议获得了田均一的认同，党的组织规模虽然不断在扩大，但过于平静的建设时期，正使得党失去革命性和先锋队属性，许多年轻人加入党组织并不是认同了党的理念，而是把入党当成了提干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理论正变成新的四书五经，有的人可以背出共产、党宣言，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觉得自己是党的干部，而不是人民的代表。
田均一也认为，党内这种理论和实践脱节的现象，正在制造一批党内的士大夫，他们在文字上遥遥领先于普通群众，但是却拒绝实践党的理念，听党的话可以，听群众的意见，不行。所以田均一认为林信义说的对，应当让这些年轻党员去经历一下解放战争的硝烟，对于那些不能和群众发生共鸣的年轻党员，就没法留在党内了。
劳工党的中央会议得出解放战争时机出现时，9月17日龙济光的济军终于无视了广东新军的警告，越过了广东新军的防线向广州进军了。广东新军虽然倾向于共和，但就战力来说确实不如老兵居多的广西济军，战争开始后就出现了节节败退的现象，孙文领导的广东省政府不得不向北京提出控诉和向武汉求援，认为广西军队挑起了内战。
本章完
第790章
俄罗斯人对于引发中国内战的积极性还要高于英国和日本，虽然俄国在远东的力量因为远东战争而几乎荡然无存，但俄罗斯的外交官试图通过列强一致的原则在给北洋贷款的同时，收回俄国在远东失去的利益。
俄罗斯驻华外交官虽然承认，北洋和劳工党合作建立的新国家正在让中国恢复大国地位，但是中国的财政制度是混乱的，北洋向各国银行团借款6000万英镑，无疑说明了北洋实际上并无能力单独统治这个国家。
为了照顾中国人的感情，过去各国银行应当从统治中国的地位转为控制中国财政的工具，帮助北洋整顿财政制度，好使其击败武汉的劳工党，而北洋也该交出一部分权利给各国银行作为抵押，为了确保债权人的利益，各国政府应当在中国问题上保持一致原则。
俄罗斯外交官试图通过英国和法国来完成自己在远东的外交布局，一如当年俄国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满清身上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在俄罗斯驻华外交官的积极推动下，英日法三国对对华贷款一事进行的非常顺利。
不过国会对这笔贷款提出了异议，国会议长秦力山和副议长王正廷于签字之前拜会了国务主席袁世凯，袁世凯却拒绝接见两人，表示国家正需要贷款不能拖延，而后两人又正告银行团，表示该借款违法，国会不会接受。
在这个时候，又爆发了广东倒岑风潮，袁世凯于是下令任命张鸣岐接任广东省长，调孙文为西藏宣慰使，并任命李纯担任江苏督军。在广西广东两军爆发冲突后，袁世凯不仅不认同广西军挑起内战说法，还指责国会偏袒中华革命党，宣布解散国会重新大选。
说是解散国会重新大选，实际上袁世凯是想要接着国会的空位期间实施独裁，他在解散国会后就下令调田均一前往北京担任国务会议副主席，并令北洋军做好了南下和进攻北满的准备。
在英国海军的支持下，9月25日三营北军在上海登陆，并开始不断运输兵力至上海，显然北洋已经做好了全取江苏的准备工作。面对北洋蓄意挑起战争的势头，武汉方面一边下令秦力山等北方要员撤离北京，一方面开始在舆论上对北洋制造内战的事实进行了揭露。
九月二十八日，面对广西济军已经攻下佛山的情况下，武汉方面终于下令驻湖南的红军第五师进入广东维持秩序，并要求济军停战，对其劫掠平民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龙济光立刻发电北京，要求袁主席阻止武汉的行动，否则他就不得不撤回广西。龙济光是识时务的，他打广东新军心理上没啥负担，因为他知道广东新军没啥作战经验，且军备人数都不如自己，在英法的支持下，他自然是不会担心自己打不过广东新军。
但是他也知道济军和武汉红军之间的差距，湖北新军当年就是在广西镇压反清武装的主力，也就是因为忠诚于朝廷的湖北新军被调到了广西，所以后来湖北新军造反时朝廷在湖北才找不到镇压新军的武力，那些在广西的湖北新军除了一部分自行返回湖北外，还有一部分则留在了广西成为了济军的重要本钱。
虽说这些留下的湖北新军并不认同劳工党，但是龙济光也知道他们不会愿意和湖北红军拼命的，一方面是大清已经完蛋了，这些湖北人在济军只是为了钱作战，所以不大可能和老乡拼命；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认为能拼的过红军，毕竟济军中抽鸦片的很多，可是红军却已经禁绝了鸦片，光是纪律上红军就比广西军队强了。
而新军和旧军最大的区别，就是纪律问题，广东新军确实不如广西济军能打，但是广东新军失败后不会溃散，光是这一点就不是旧军能比的，旧军打败一场就跑光了，只能等主将重新招募编练军队。龙济光很清楚，自己的济军看起来能打，但只要失败一次，他就变成光杆司令了，不能指望那些败兵会败而不溃。
袁世凯当然不能让龙济光退回广西，否则岂不是白白让武汉又多了一个省，英国人也不同意让武汉接管广东，那么对香港来说就危险了，毕竟中华革命党或之前的岑春煊，都只能仰赖英国人的支持才能维持广东的统治，他们想要威胁香港就是做梦了。但是武汉不同，武汉并不会受制于对外贸易，英国人封锁广东出海口，不会让武汉屈服，只能让英国商业彻底失去中国市场。
因此袁世凯一边用电报命令湖南驻军严禁进入广东，一边任命了安徽、江西两地的督军。武汉管制下的地区不设督军，而是设立了省级军事委员。袁世凯任命北洋将领为两地督军，显然是一种宣战的行为。
十月一日，袁世凯又宣布，王占元任东北督军，命令北满地区的军队服从政府命令。武汉当即通电全国，认为袁世凯擅自解散国会后所颁发的一系列人事任命都是违法的，要求改选国会和改选政府。
十月三日，李纯部强行进军徐州，驻徐州的红军一团在击退李纯部进攻后选择主动撤出徐州，武汉再次发电督促北京停止军事行动，勿要挑起内战。
十月五日，袁世凯以劳工党擅自进攻广东，不服从中央命令等事由，宣布劳工党为违法组织，禁止劳工党参与国会竞选，并宣布政府军将会进入武汉接手地方管理，南方军民勿要受劳工党欺骗反抗政府，内战于是爆发。
袁世凯下决心发动内战后，就决心直捣黄龙，认为只要摧毁了武汉这个劳工党的统治核心，那么各地的劳工党就失去顽抗的意志了，因此他和段、冯制定了重南轻北的作战计划。
北方以段祺瑞领导的北京地区兵力、张怀芝的察哈尔驻军牵制驻防山西、内外蒙古的红军第二师；关外以王占元的第二师和陈光远的热河巡防营进攻北满，并和日本陆军达成了秘密协议，请求日军从海参崴进攻哈尔滨，战后北洋将放弃滨海边疆区和对朝鲜北部自治区的支持。
南方分为四路：靳云鹏第五师夺取山东；施从滨的第一混成旅从上海登陆后向南京进攻；段芝贵领导的第一军进攻安徽、江苏，然后顺江而上攻取九江、大冶等地；冯国璋领导的第二军进驻徐州，保护第一军后路，并相机支持山东、河南战场；曹锟领导第三军，从保定顺京汉路直扑武汉，为南进第一主力，集结了北洋第三、第四师两支老底子作为核心。
第三军的总兵力接近10万，第二军、第一军加起来也有10万，因此北洋几乎拿出了全部的机动兵力，试图一次性解决掉武汉的劳工党。而此时武汉周边的兵力加起来还不到七万，还调动了一部分兵力南下广东去了，也就是说北洋军南下兵力达到了武汉防御兵力的三倍。
不过，在情报的收集上武汉就比北洋强多了，当北洋团体制定了内战计划后，通过不同的渠道，武汉就已经完全清楚了北洋的作战计划。这些不同的渠道，有的来自北洋上层，有的来自北洋的中下层，有的则是根据北洋后勤的调动数据做出的统计结果。
因此在十月之前，武汉劳工党军事委员会已经认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并制定了应对计划，把所有的机动力量抽调出来，组建了第一、二、三、四方面军。按照蔡锷制定的作战规划，中原方面军应对北洋第三军，华东方面军应对北洋第一、二军，北方方面军维持山西、内外蒙古及北满的秩序，南方方面军解决两广问题。
在经过了对俄作战的锻炼后，蔡锷对于大兵团作战指挥有了极大的进步，他在军事委员会上强调道：“北洋试图用第三军打开通往武汉的缺口，这实际上和前清时的作战思路没啥区别。当初清政府也试图用重兵消灭武汉的反抗力量，从而摧毁革命的火焰，但是它们失败了。
今次我们要做的，就是复制对清军的作战，摧毁北洋第三军南下的锋芒，那么北洋的南下作战计划就崩溃了，因为他们的南下作战就是围绕着第三军的进军来实施的，第三军一旦失败，北洋军就变成了无头苍蝇。
如何挫败第三军？我看要一次性围歼北洋一个师，这是最快解决北洋第三军的办法。”
蔡锷提出的这个作战设想并没有引起其他委员的质疑，北洋军虽然不断的扩军，但战力也就老底子六镇还值得一说，因为这六镇组建时是袁世凯下了力气去训练的，不仅在军纪上远胜旧军，就连士兵、军官的选拔上也颇具生气，所以北洋六镇在对俄作战中只要有一个核心，也不是不能打。
但是袁世凯搞个人效忠体系，令北洋军的军纪很快就松弛下来了，加上大量淮军旧部被改编，北洋军的核心被抽调出来组建新军，结果是新军的战力远不如北洋六镇，就连北洋六镇的老底子也因为被抽调太多基层军官而变得腐败散乱了。
虽然武汉周边只有七万不到的兵力，但这七万都是可以进行野战的机动兵力，不是什么水平参差不齐的守备师，和北洋及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在维护地方治安上，武汉还有一支武装警察部队，军队基本不参与地方治安工作。
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在于，北洋军是不能全军出动的，他还需要留守一些兵力维持地方治安，因为这关系到各师的额外收入，所以北洋军出兵时是难以全心全意的。但武汉这边，驻军就真的只是驻扎在地方，他们和地方上几乎不发生联系，命令下达后全师就可出动，只需要留下一些保卫营地的人员就好。
军事委员会很熟悉北洋军的作战体系，在战争初期其实就一个前锋是有战斗力的，其后续部队至少在战争中期才能进入作战状态，因为前锋是抽调出来的精干，而后续部队则是预备队，没有一两次战斗很难进入战争状态。
蔡锷说要吃掉北洋一个师，实际上他们要解决的也就是一个师中抽调出来的前锋混成旅，只要把这个能打的混成旅给吃掉，那么整个师也就崩溃了。大家当然不会觉得这是个问题，只要能够集中一个师的力量，消灭一个北洋混成旅是肯定问题不大的，围剿一个师的问题在于如何切断北洋军的后路，不能让他逃回去。
军事委员会经过讨论后认为，应当把北洋第三军放过黄河，在郑县和新郑之间寻找战机吃掉北洋前锋，然后再夺回徐州，截断北洋第一军的后路，只要把北洋军的有生力量歼灭了，就可以向北京进军了。
林信义几乎没有参与军事委员会的作战讨论，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战争鼓动宣传部门的建立上，并大胆的启用了大量的年轻人担任地方上的宣传委员，改变了有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党的宣传部门。
这些年轻人多以两湖籍贯的共青团员为主，恽代英、李润之、邓中夏、向警予等，以至于一些党员都对其提出了抗议，认为林信义过于倾向于两湖地区的共青团员，没有对全国的政治宣传工作做出通盘的考虑。
对于这些党员的抗议，林信义表示接受，但依然坚持自己的决定，他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是这么表示的，“在选拔年轻党团员时过于强调两湖籍贯，确实在政治上有些坏的影响，但目前的情况是，两湖地区是最早完成土地革命的，党的创建者也主要是两湖地区。
假如革命失败的话，两湖地区的进步势力是必然要遭到反动势力的强势迫害的，其他地区的党员反而能够获得宽大处理。在革命和反革命势力决战的时刻，我们只能选择最可靠的接班人，而不是一碗水端平的原则。
无产阶级政权的首要任务是维持自身的生存，其次才是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公平原则是革命成功之后的目标，不是当前的目标。
我们现在当然可以挑选其他地区的年轻党团员进行领导工作，那么我们如何确保他们和党的路线一致，而不是为地方主义所裹挟？不要忘记，现在许多地方的土地革命尚未完成，许多党员在土地革命的立场上并不和党的路线一致，只在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中，这些党团员才经历过了一次考验。
那些没有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的党团员需要先证明自己的立场，才能要求和经历过考验的党团员获得相等的权利。我是坚决反对把入党当成科举考试的，只要入了党就能立刻变成革命者，这显然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人的思想转变是需要过程的，这种过程和物质基础是分不开的。
列宁同志说过，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联合那些中立派去打倒反动势力，我认为列宁同志说的很对，但要说明一点，统一战线的重点在于战线而不是统一，为了统一放弃战线是错误的，假如没有一个战线，我们到底统一了什么？难道去统一反革命吗？那么就不是我们统一了别人，而是反动派统一了我们。
党内的思想问题也是如此，不能入党的时候严格考察，入党之后就放任自流，结果某些党员比党外群众的政治觉悟还低，群众还知道保家卫国，而某些党员却开始主张没有党就没有国家和人民了，这和满清的首崇满洲有什么区别？
试图把党凌驾于国家之上，试图让国家凌驾于人民之上，这不是无产阶级想要的社会主义，这是新时代的八旗，还不如资本主义…”
林信义最终还是压制住了党内的异议，推动了一批两湖地区的年轻党团员走上了党的基层组织领导岗位，而很快这批年轻人在宣传工作上表现的能力，也让异议者偃旗息鼓了。
广东地区的民众一直对劳工党的土地改革抱有疑虑，担心是另一种搜刮民众财产的手段，毕竟广东人在满清统治下已经见多了这种巧取豪夺的手段。不过龙济光领导的广西军进入广东后，反对劳工党进入广东的民间舆论终于消失，而随着军队进入广东的宣传队也很快把土地改革政策解释给了民众，从而获得了农民的认可，李润之表现的尤为出色。
本章完
第791章
10月14日李纯部夺取了蚌埠，第二天倪嗣冲就迫不及待的带着卫队坐火车赶到蚌埠接收，按照战前的商议，安徽是他领导的安武军的地盘。
安武军以武卫右军左翼、张勋部为基础组建而成，并吸纳了被红军赶出安徽的地主民团武力。张勋在武汉眼中属于死硬的反革命分子，北洋诸人也只能保住其性命，然后让其回家养老，而他的部队也就交给了倪嗣冲带领。
倪嗣冲的安武军本来是驻守安徽的，但是在武汉军事和政治的压力下，一直没能控制安徽全省，到了1910年淮河大水时，倪嗣冲所部更是被武汉的救灾部队给挤出了安徽，一直退到了徐州北面。
之所以退的这么远，就是倪嗣冲知道自己不是武汉军的对手，他剿灭一下民党组建的革命军或土匪倒是次次取胜，但是和武汉这种正规军对抗，就是多抵抗些时日而已，没有整个北洋团体在身后，是不可能击败武汉军的。
而当时整个北洋并没有意思和武汉全面开战，因为对俄战争刚刚结束，武汉军队的规模还高于北洋，北洋只想着缩减武汉的军队编制而不是开战。所以倪嗣冲也只能让出安徽退往山东，不退就要被武汉隔离在安徽东部的几个城市里，在津浦铁路没有建设之前，安武军就等于是被武汉军给围困住了。
这一次和武汉开战，倪嗣冲也是最积极的，因为他想要拿回安徽的地盘，没有了地盘就不可能养私军，靠着中央拨款能养几个团？在津浦铁路建成之前，安徽富裕的地方在西部长江边上和中部的庐州地区，西部凤阳地区是出了名的穷地方。
蚌埠虽然在铁路线上，但此时却还是一片河滩地，虽然依托铁路，蚌埠的商业和军事价值都大大提升了，但想要获得安徽的税源，还是得先把合肥、安庆拿回来。李纯对安徽没兴趣，因为更富裕的江苏就在前面，所以很是爽快的就把蚌埠交给了倪嗣冲。
对于如何夺取的蚌埠，李纯给自己的部下贴了金，表示是击溃了武汉军队夺下的城市。不过事实上，这里依然是武汉军队主动撤离的，在蔡锷看来，依托津浦铁路移动的北洋军占据了机动优势，武汉军队分散防御这么广大的地区，损失会非常大，倒不如把铁路线让给北洋，让其尽快南下，然后好引诱第三军越过黄河向武汉进攻。
而夺取了蚌埠也确实给了北洋军以极大的信心，原本在黄河北岸迟疑的曹锟，终于下令卢永祥带第三混成旅越过黄河夺取郑县。
卢永祥部下辖步兵两团，机关枪炮队各一营，马兵两连，其步枪已经统一为日本三十一年式步枪，是第三师的精锐部队。其部携带马克沁机关枪4架，机枪子弹50万发，山炮12门，炮弹2万发。如果不考虑红军，那么这支部队在火力上已经接近日军的常备师团的水准了，毕竟北洋军中有着大量的日本顾问，这些顾问正是参照日本陆军的标准来规划北洋军的。
卢永祥部于10月16日过河，用了三天时间拿下了郑县。郑县在京汉铁路建成之前，和蚌埠没啥区别，这座小县城内最繁华的街道上都有着茅草屋。京汉铁路和洛郑铁路完成后，郑州才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也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和武汉倾斜了大量资源建设的洛阳、舞阳难以比拟，这两处都是武汉的工业规划重点城市。
不过拿下了郑县之后，团长吴佩孚还是找到了旅长卢永祥道：“我看这仗打的有问题，南军并不是守不住才走的，而是主动放弃了郑县。我看过南军放弃的阵地，打扫的非常干净，一点废弃的军火都没给我们留下，也没有看到有大规模销毁军火的痕迹。
我看，我们应当先在郑州设防，夺取了洛阳再考虑南下较为安全。如果洛阳的南军对郑县展开反击，我们的后路就断了。”
卢永祥觉得吴佩孚说的很有道理，他给曹锟发电报认为应当谨慎南下，因为光是在郑县打的这一仗，就消耗了五万多发机枪子弹和2000多发炮弹，他在电报中叫苦道，“我部所携弹药原本预计是打到武汉城下的，但是现在刚过黄河就去了十分之一，若是照着原计划进军，恐怕河南都没出就该消耗殆尽了。”
前线部队认为应当持重，曹锟不想驳部下的面子，但是他知道作战计划是段总长布置的，如果不能按照计划行事，那么整个南下作战计划失败，板子就会落在他头上，因此他试探着给北京发电汇报了前线部队的反应。
只是他的电报甚至都没能送到段祺瑞手中，就被小徐打了回来，小徐在回电中表示，“第三军必须严格按照计划南下，若是贻误军机则必要拿曹锟是问。”
小徐者，徐树铮是也，作为段祺瑞的智囊，现在已经高升陆军部次长，南下作战计划实际上就出自他之手。曹锟在北洋团体内亲近冯国璋等北方人，也就是所谓的直系，这些北方将领其实主张和南军以淮河、秦岭为界，大家相安无事最好。
而段祺瑞代表的南方人则要求统一全国，主要是这些北洋团体内的南方人家乡在淮河两岸，相对于民党来说他们是北方人，但是相对于直系来说他们又是南方人，他们自然是不肯让家乡变成南北割据的缓冲地区的。
小徐不仅仅反驳了曹锟的电报，还以陆军部的名义直接对第三军的各部下令，要求他们越过黄河。这让曹锟气的破口大骂，认为小徐是在搞门户之争。但曹锟也依然拿小徐无可奈何，因为袁世凯现在更信任主张开战的段祺瑞，他只能再打报告要求增加弹药供给。
不过这个要求还是被小徐给挡了回来，这次倒不是小徐刁难曹锟，实在是没有补充。北洋虽然有一个小规模的兵工厂，位于济南的山东机器制造局，但是只能补充一部分弹药，对于这种大规模战争，北洋的弹药补给只能依赖外购。
远东战争结束之后，北洋军也在搞武器装备的统一标准，但奈何德国人不愿意支持北洋，而英国和法国的陆军武器都不大适合北洋军的使用习惯，最终北洋军还是选择了日本的制式武器。
然后，问题就出现了，日本本身的工业能力也不强，还要把大量的产能用于更换本国陆军的装备，因此能够提供给北洋军的，不是已经被淘汰的库存，就是不断拖延交货的订单。小徐想要给第三军补充弹药，也得看日本的生产能力，不是他能决定下来的，而日本商人的精明，使得北洋催的越急，日本人开的单价越高。
所以小徐认为，应当按照计划补充军需，不能听由前线部队随意要价，毕竟北洋上层压根就不认为，国内战争的弹药消耗量能够和对俄战争相比，那样的战争他们也打不起。
于是，开战还不到一个月，北洋前线部队和掌握全局的陆军部之间已经产生了矛盾。郑县到新郑约70里，
卢永祥部于10月21日离开郑县南下新郑，但到了10月27日也还没到新郑，平均每日行军不到10里。
之所以行军如此缓慢，因为这一地区西高东地，属于丘陵和平原交错地区，前锋吴佩孚部行军极为谨慎，每次都撒开了大范围的侦查网，早上九点出发，下午两三点就停止扎营了。负责中原方面军的汪镕都觉得，北洋军中倒也不乏将才，以至于他们都不能等着北洋军自己钻入包围圈里来了。
10月25日时，中原方面军已经把各部队调动到位，新郑方面四个团作为围歼卢永祥部的主力，洛阳方向两团进攻郑县以切断其后路，中牟一个团阻止郑县救援卢永祥部。所以在10月27日，中原方面军的第二、四团离开了新郑北面的防御阵地，对着吴佩孚部主动发起了进攻。
在对俄战争中，红军的作战体系实际上主要围绕防御作战展开的，也因此让北洋极度重视南军的防线，就连吴佩孚也认为，红军的主力必然在某条固定的防线上等着自己，这也是他越来越谨慎行军的原因。
此时的吴佩孚已经被视为第三师最会练兵的团长，至于能不能打还有待证明，不过吴在战前对南军的分析倒是为第三师高层所认同，就是南军的战术都建立在用防御挫敌锐气，然后展开大举反攻，从而奠定胜利。
面对这种战术，吴主张应当以防御对防御，毕竟当前的防御战术要比进攻战术更多样化，且杀伤效果惊人。至少没有重炮的北洋军是没法攻破南军设施完善的壕沟防御体系的，除非用大量的人命去填补，毕竟俄国人都没攻破过南军的壕沟体系。
所以吴佩孚行军时前轻后重，一旦发现了南军的防线就立刻转入防御，建立了一个稳固的出发阵地后，再试图绕道侧后攻击。在吴佩孚看来，这场南北之战的重点，实际上是夺取京汉铁路的控制权，谁控制了京汉铁路，谁也就对周边地区形成了优势，依托铁路进行高速移动的军队，将能用较少的兵力牵制大量的敌人，从而找到围歼敌军一部的机会。
吴佩孚的军事理念也不能说是错误的，在铁路出现之后，这就是大陆国家陆军的常规战术，任你再怎么计谋惊人，也弥补不了铁路交通带来的巨大物资优势，最后都会变成弱势的一方破坏交通线，从而把双方的交通差距拉平，战争才能进行的下去。
只是在汽车出现后，依托铁路线路的阵地战开始让位给了更加灵活的运动战，红军在越过外蒙古戈壁滩切断了西伯利亚铁路线后，迫使俄国人放弃了继续战争，军事委员会也开始把精力放在了高速机动的运动战上，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开敌军设置的防御阵地，打击敌军的后方，从而令敌军失去坚守的意志。
简单来说，就是军事委员会对于自己所建立起来的防御作战体系也深感头疼，他们认为如果敌军用这种防御体系来对付自己，那么红军也会陷入为难的状态。德国人的思路是，利用重炮摧毁防御体系，然后用步兵夺取阵地。
但是这种想法被林信义否定了，他认为防御体系可以进一步发展，比如设置多条防线以躲避重炮的轰击，并通过多个机枪火力点来减少防御步兵的数量，从而把阵地争夺战变成人员杀伤战术。德国人认为东方人不了解重炮的威力，所以才会想出这样无用的防御理念。
毕竟武汉视为珍宝的重炮师，在德国人眼中也只是一个军级单位的火炮配置，而欧洲战争动员起来的力量，绝不可能是一两个军就能结束战争的。中国人认为多层壕沟防御体系可以抵达重炮的轰击，德国人觉得这是火炮投放的密度不够，德国军队是不用担心这个的。
不过军事委员会终究还是倾向了林信义的运动战争理念，在高速机动下打击敌军阵地后侧，从而破坏敌军的指挥和防御体系，从而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主力部队。毕竟东亚大陆的地形实际上更适合大兵团的运动作战，因为大陆的面积够大，有着足够的迂回空间。
对部队的骡马化，正是为了适应这种运动战的理念。而此次作战开始时，中原方面军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就从师布置到了团级单位，确保了各团在移动中能够接到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从而适应运动作战的快速调整目标和路线。
卢永祥部于是就成为了红军试验运动战理念的实践目标。
吴佩孚治军甚严，因此在发现红军向自己进攻时立刻收缩部队，建立起了一个防御阵地，这种由进军转为防御状态的转换速度，使得路过的红军将领都表示了钦佩，但也只是如此而已。
这些路过的红军将领，实际上就是越过吴佩孚部向其后方纵深进军的红军部队，毕竟这不是吴佩孚一部和红军一部的单挑，而是北洋军和红军的全面对抗，吴佩孚部能做到的就地防御转换，不代表卢永祥带领的后卫部队能做到，更不代表更后面的辎重部队也能办到。
于是吴佩孚只能站在防御阵地中看着红军从自己的侧翼绕过进攻后方部队去了，这一场面顿时把原本士气甚高的吴部官兵给泼了一盆凉水，如果后路没了，他们守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吴佩孚也不能做出什么拦截的举动，因为红军就等着他放弃阵地，一旦他离开阵地去拦截，就必然会被留下监视的红军所攻击，到时周边红军再回头攻击，他们就得先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