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吴佩孚只能期待卢永祥不要被红军击溃，虽然这个希望比较渺茫，他知道后卫部队的军纪可没有自己这一团好，指望他们在袭击中完成就地防御，多半要完。毕竟北洋军是没有考虑过这样的作战方式的，前面的部队都没有被歼灭，怎么能够去打后面的部队，这要是两下夹击，不就完蛋了么。
但是红军部队中的大量骡马，使得一些重武器能够跟得上步兵的行军速度了，这就意味着红军在运动后的攻击力并没有被削弱，而行军中的北洋军抵抗一下步兵的冲击还行，面对有着重武器加持的步兵攻击，必然是要完。
吴佩孚期待的奇迹没有出现，卢永祥身边的部队在红军的这种快速进攻下，顿时失去了指挥，在被红军分割包围后，很快就出现了成建制的投降，于是到了天黑之前，吴佩孚看到了红军派来劝说投降的后方同僚。
吴佩孚不甘心就这么认输，因为他觉得自己都没有和红军交过手就这么败了，实在是太可笑了。他拖延着红军，然后指望郑县的救援，毕竟第四师已经渡过黄河了。只是，吴佩孚等了三天都没有等到什么援军，而红军的炮兵已经抵达前线，面对红军决定发起进攻的情况下，吴佩孚只好下令投降。
吴佩孚投降后的第三天，曹锟带着第三师余部和第四师的大部逃回了黄河北岸，虽然红军没能歼灭北洋一个完整的师，但第三军实际上已经被打残，将近三万余兵力丢在了黄河南岸，曹锟退回黄河北岸后就一路向北，直接退到了邯郸地区。于是11月5日，北洋军的南下作战计划正式破产。
第792章
开战不到40天，结果南下的主力第三军就被武汉正面击溃了，曹锟甚至连黄河都没守住，因为北洋军不敢炸黄河铁路大桥，也来不及设置炸药。
战前北京还有些声讨南人的舆论，那些地主阶级出身的文人表示这一次的南征是以正讨逆，袁世凯作为国务会议主席等同于前清皇上，武汉不过是割据一方的泥腿子和苦力的抱团，在国策上处处和北京作对不说，还敢插手国家人事，扰乱国家安定局面，所以北洋大军南下扫平群丑，实乃是廓清国家的大政。
对此次战争，北洋将领虽然没有这些地主文人那么乐观，但也认为北洋现在是占据一定优势的，且列强中除德国之外，大多支持北洋，美国虽然表示中立，但却同意向北洋出售各种物资。所以北洋将领乐观的看法是能够直接拿下武汉，稍稍悲观一些的也觉得可以迫使武汉接受南北分治的局面。
但是第三军才过黄河没多远就被打崩，这是北洋上下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退回邯郸的曹锟第一时间就向袁世凯告状，表示此次失败并不关自己的事，都是小徐瞎几把指挥，不仅不听从自己稳打稳扎的建议，还绕过他命令第三军的下属部队过河，使得他这个第三军司令只能指挥本部第三师，难以协调全军。
段祺瑞自然是要维护自己的亲信的，何况他也不觉得小徐的指挥有什么问题，他对袁世凯表示，“布贩子领兵无能，他的第三师在前面连一天都没顶住，还让其他人如何布防？不是我陆军部指挥有误，而是布贩子尽用私人，把好好的第三师给毁了。”
袁世凯听了很是不快的反驳道：“仲珊为人忠厚，就是耳根子软了些，什么布贩子不布贩子的，这样破坏同僚感情的话还是不说为好。再说了，现在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吗？现在的问题是该怎么办。接下来陆军部还有什么计划没有？总不能就在这里打嘴仗吧，南军会等着看你们打嘴仗吗？”
段祺瑞一下子就没话了，这个情况还有什么计划能够补救回来，最强的一路被南军击溃了，而且还是以非常轻松的方式击溃的，南军几乎就没付出过什么伤亡，按照一位日本顾问的说法，“这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马拉松比赛，北洋的士兵除了跑步之外就没有战斗的时间。”
开打之前，段祺瑞虽然承认南军要比北洋军强，但他认为北洋的老底子不会比南军输多少，因此凭借数量优势，至少在战争前期是占据优势的，至于战争中后期就得看武汉能否动员出足够的后备力量了，但他认为这场战争即便没有攻下武汉，也将会把武汉的作战能力消耗到一定程度，能够保北方数年和平。
不过第三军这一败，算是把北洋军和南军的实际差距揭露出来了，南军在对俄战争之后显然有了更加迅速的进步，而北洋则依然沉迷于自己打败了俄军的光荣历史，压根就没有什么战术上的改革。两军一交手，北洋军的光荣历史就破灭了。
这样大的战力差距面前，陆军部还能制定什么补救计划，最强的第三军都被轻松击败了，那么还有什么部队能够去执行陆军部的自救计划？不过段祺瑞也不能拿这话来怼老袁，毕竟这几年军队都是他负责训练的，对于老袁提出的军事变革，也是他带头顶回去的，这个时候说打不了，岂不是笑话。
思考再三后，段祺瑞只好回道：“现在只好把第一军、第二军尽快撤回山东，然后通过德国人和武汉方面讲和。继续打下去，恐怕于我不利。”
听到这样一个回答，袁世凯自然是生气的，他发怒道：“你们开战之前是怎么说来的，列强支持我们，就算不能灭了武汉，至少也能迫使武汉接受南北分治，现在开战才多久，你又说要讲和，陆军部是把战争当儿戏了吗？”
在被袁世凯训斥了一通后，段祺瑞大感脸面无光，回去后干脆以生病为由提出了辞职。袁世凯对此都觉得无语了，只是段祺瑞可以撂担子，他撂不了，现在英国和日本都在追问他接下来怎么办。
英国和日本的外交官都因为第三军的迅速失败而惊慌失措了，英国人考虑着贷给北洋的贷款搞不好要打水漂，且武汉统一全国后，英国的在华利益也会遭到极大的损失，日本外交官担心的不只是贷款问题，还有一个陆军干涉中国内战的方案，完全成了外交上的灾难事件。
按照首相桂太郎和陆军方面的意思，中国的内战一旦爆发，就是日本彻底占领滨海边疆区，并把势力伸入北满的大好时机，而失去了北满这个朝鲜北部反日势力的支持点，朝鲜北部的反日势力也将会就此瓦解，陆军的大陆政策就有了复活的可能性。
桂太郎组阁后，外务省就换了一批亲陆军的帝国派上台，小村寿太郎和陆军共同策划日俄战争的基础就是一批欧洲留学生开始在外务省崭露头角，他们和早期的日本外交官的履历有着极大的不同，这些人新留学生从小接受了皇国教育而不是儒学教育，皇国教育和儒学教育的根本在于，江户时代的儒学至少还要讲一讲仁义，而皇国教育就只剩下忠孝了。
经过皇国教育前往欧洲留学的日本人，如果在接受了英国的实力外交和社会达尔文主义，那么就会出现小村寿太郎这样比军人还好战的外交官。小村推动日英同盟，对俄作战的实质，就是要使日本成为第二个大英帝国，他实际就是一个典型的英国帝国派外交官，和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布尔战争的英国外交官没啥区别。
而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早期日本外交官，秉持的不过是如何在列强制定的秩序下保全日本，他们的思想更类似于卑斯麦的地区秩序重建，在中华秩序崩溃的东亚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秩序，这一新秩序虽然也有向外扩张的野心，但伊藤还是很清楚日本的扩张是有着边境的，就和德意志无法把奥匈帝国容纳下去一样，伊藤也认为汉地十八省不能作为日本的吞并对象，因为这会破坏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秩序。
伊藤博文理想中的亚洲格局是，日韩合并，日俄保持和平，满洲、蒙古独立作为日中俄三国的缓冲，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东亚新秩序，类似于欧洲那样的大国主导的条约体系。所以伊藤支持陆军对朝鲜半岛的吞并，但并不支持日俄为了满洲进行战争，同样的他也不支持海军的南下政策，实际上台湾就是他能够接受的日本的南方边境。
只是伊藤博文的外交设想不能获得陆海军的支持，也不能被新一代的帝国派年轻官僚所认同，激进派认为他太保守，保守派认为他太激进。这也是伊藤自甲午战争后政治上逐渐走下坡路的原因，因为在外交上他的主张属于少数派。
也就是林信义修正了海军的发展路线，及时的提出了亚洲联盟一说，给伊藤博文找到了外交上的新支点，从而摆脱了被各方反对的困境。当然，如果要支持亚洲联盟路线，那么就必须要在东亚共荣主义上进行修正，解决以日本为中心的帝国秩序，而完全改用欧洲的条约外交作为基础的平等外交。
伊藤博文能够这种外交理念，受其影响，一部分日本官僚也能接受，但是对于深受大英帝国政治教育的留学生们，实际上很难摆脱帝国外交的思想，他们没法接受朝鲜人和越南人同日本人平等的讨论亚洲秩序，毕竟这两个民族连独立都做不到。
此次桂太郎组阁，就使得帝国派在外务省重新掌权，这些外交官试图通过引发中国内战的机会，彻底的解决朝鲜半岛和滨海地区的悬案，并确立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
但是，明治天皇去世后，陆军确实少了一大压制，可是却也失去了煽动国民支持对外战争的精神支柱，日本人会崇拜军人，但不会为了军部去冲锋，能够迫使日本人在战场上冲锋的只有天皇。大正天皇在智力上的缺陷虽然没有暴露在人前，可是其深居简出的生活方式，也就令国民没法对其产生狂热的崇拜情绪。
陆军动用天皇的诏书直接组阁，更是让国民对于天皇是否能够理智的处理国事产生了怀疑，毕竟在明治天皇的统治时期，首相是经过元老们推荐而上报给天皇请求御命，而不是直接由天皇决断的。这种方式实际上已经违背了五条誓文，虽然符合明治宪法，却不能让知识分子接受。
因此在桂太郎内阁提出增师案上，国会展开了全力阻击，政党议员认为陆军正试图建立军部独裁的体制，显然是在破坏宪法，那么他们所期待的政党政治就会完全落空。一个增师案尚且不能通过，想要干涉中国内战，自然需要更加有说服力的借口。
按照这日本外交官的看法，只有当中国南北两军陷入胶着期，日本才有理由派出军队保护侨民，从而实现对海外派兵的议案。但是现在，北洋军一触即溃，这边日本国内舆论才开始造势，连干涉中国内战的声音都没有推出呢。
面对北洋的快速溃败，日本驻华外交官自然意识到了桂太郎内阁的对华外交政策已经无限接近破产，而这种外交政策上的破产必然会带来一波对帝国派外交官的清洗，毕竟在亚洲联盟成立后，主张联盟内部合作的外交官正在逐渐增多，这一次帝国派外交官主导的外交路线的失败，自然会加强联盟派外交路线的支持者，他们自然是焦急不已的。
只是英国和日本外交官很快就发现，不管他们怎么向袁世凯施压，中国的局面都已经失控了。武汉军队在控制了黄河铁路桥后，并没有继续向邯郸方向进攻，而是调转了方向向东分三路扫荡过去了。
北路沿黄河向开封、菏泽进攻，中路则向宿州、徐州，南路则从安徽东部向津浦铁路方向，而武汉也逐渐完成了向战时生产的转变，10月底时已经有两个动员师集结完毕，接替了湖北、河南等处后勤路线的保卫工作。
按照美国人对武汉的观察报道，武汉民众对于这场战争抱着热烈支持的态度，大量的工人踊跃报名参军，至少在这位美国记者的观察记录中，仅仅半天时间就有二三千年轻男子在公开的征兵报名处完成了登记。
以他的估算，武汉三区总人口约120万，至少有40-50万青壮年，按照十分之一动员力度，就能组建2-3个师，两湖地区的人口超过6000万，接近德国人口，这样动员下去，武汉很快就会拥有一支超过60万人的陆军。
而反观北洋治下，在战争爆发之前，其招募士兵的渠道就比较单一，大多数人从军就是为了军饷，而许多人都是达不到北洋的征兵要求的，但是因为人情关系，这些不合格的士兵大量的挤占了名额，有些人连16岁都不到，他们的军饷都交给了军官，只能等过上几年才能正式参加操练，这就是所谓的喝兵血了。
战争爆发后，这些关系户是不肯报名了，可是愿意当兵的老实农民并不多，毕竟好男不当兵么，只有那些街头无赖倒是愿意领一份军饷，可是这些人在纪律上就难以管束了。第三军在前线溃败后，连街头无赖都不敢报名了，北洋的后备兵员开始陷入枯竭。
英国和日本毕竟都是现代政治制度下的国家，他们很快就从武汉的征兵能力和其作战的方式判断出，武汉这一次不仅仅是为了击败北洋，而是打算彻底的消灭北洋统一全国。这个时候他们逼迫北洋也没用了，在武汉这种进攻下，北洋要是扛不住就是真扛不住，没有什么隐藏实力的必要。
因此英国外交官向桂太郎内阁建议，日本应当尽快介入中国内战，再迟就来不及了。日本的驻华外交官看法和英国人没啥区别，他们警告东京，“如果在武汉攻下北京后才出兵，那么将会使日本的行动失去正义性，并引发日本和中国的全面战争，东亚秩序将会全面崩溃。”
同时这些日本驻华外交官还告了海军一状，认为海军并没有按照政府的指示给与北洋方便，不仅阻止了北洋控制山东的企图，还通过谈判拖延了时间，使得山东局势在北洋第三军溃败后彻底失去控制。
桂太郎和陆军大臣在焦头烂额之际，抓着驻华外交官的电报质疑海军在华行动破坏了日本的国策。桂太郎的质疑引发了海军的不满，山本权兵卫指责桂太郎上台后破坏了自己和西园寺为日本制定的国策不说，现在还试图把自己在外交上的失败推给海军，实在是无耻之尤。
陆海军之间围绕着对华政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一次连元老会议都分裂了。此前陆军积极支持北洋的行为，原本就没获得海军的认可，不过海军中一部分人对于辽东半岛和滨海地区的贪欲，使得海军还是默认了陆军的行动。
崛起的过于迅速的日本人，终究没有什么战略上的定力，对于有利可图的好处，总是忍不住想要咬上一口，完全没有去考虑过，把所有好处都吞下时，自己的胃口是否真的那么好。南下战略对日本海军的重要性，亚洲联盟对于海军南下的重要性，在可以吞下大连、旅顺和海参崴的诱惑下，让海军忘记了取舍。
所以，林信义第一时间就去了武汉，认为要迅速的击败北洋的军事力量，从而遏制住列强参战的欲望。而武汉的军事能力也确实的完成了他的设想，在他从武汉回到青岛的一周内，南北两军的交战局势就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利用了联盟名义拖延了北洋军对青岛等地攻击后，山东的劳工党也就迎来了战略上的转机。北洋第三军的失败，使得北洋第五师失去了占领青岛的欲望，要是北京都要被武汉占领了，第五师去攻打青岛岂不是等着战后被清算。
于此同时，原本还埋怨林信义不能顾及帝国利益的海军将领，在北洋第三军的快速失败后，也开始转向认同了维持联盟是有利于日本的观点。
山本权兵卫对桂太郎对华政策的批评，实际上就是觉得桂太郎可以下台了，陆军的大陆政策既然已经失败了，那么自然就该海军上台，毕竟海军主张的亚洲联盟保持了和武汉的良好关系，桂太郎下台后，日本的对华外交就可以立刻转向了。
本章完
第793章
堀悌吉作为林信义的主要副手，另一位是33期的丰田贞次郎，作为一个经常不管本职工作的联合舰队副参谋长，林信义把自己的工作分成了两部分交给这两位副手，堀悌吉主要负责参谋和联合舰队的发展规划。
此次关于中国内战的联合舰队的立场问题，大方向是林信义决定，而具体实施则是堀悌吉。虽然他对于国内的含糊命令也感到恼火，海军省因为意见不同意，因此给联合舰队发给的命令极为含糊，既想要借助中国内战的机会捞取好处，又不想和武汉的关系完全破裂。
堀悌吉等年轻将校都认为，海军省的命令完全是自行矛盾的，对于日本海军来说，东北亚地区在清除了俄国和德国海上势力之后，其实能否获得大陆港口已经居于次要地位，因为没有海军的大陆国家是无法威胁日本海军的。
在无畏舰出现的今天，就算是中国统一了，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变出一支庞大的无畏舰舰队出来，就算是提出无畏舰概念的日本和意大利，在无畏舰的设计和建造过程中也还是远远落后于英国和德国的，因为工业技术和能力不足。
和日本相比，连海军体系都被打没了的中国，更加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一支能够威胁日本海军的大舰队。因此这些年轻将校都是认同秋山和林信义的观点的，中国海军已经不是日本海军的对手，相比之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反而更加需要日本海军的维护，这就使得日中联合出现了可能性。
而日本海军的南下战略除了自身的海上实力之外，也需要一个强大的陆上势力对东南亚地区进行施压，从而迫使欧洲列强不得不考虑和平交出权力。在1910年以前，东南亚及南亚地区唯一独立的一个国家叫泰国，而泰国也依然被英法所逼迫割让领土，如果不是英法对德国的矛盾上升，需要英法做出协调，泰国实际上是要被英法所瓜分的。
所以，东南亚地区现在最大的矛盾是原居民对殖民主义的矛盾，此时代表亚洲传统秩序的中日南下，反而是这些原居民从殖民者手中获得独立的契机。至于所谓的引入欧美势力以对抗中华秩序，这就是笑话了，传统的中华秩序可比19世纪的欧洲殖民秩序要温柔多了，有人拿二战后的冷战来描绘一战前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是令人啼笑皆非，这历史估计是生理卫生老师教的。
即便在林信义之前，日本陆海军的对外扩张政策也是建立在恢复中华秩序的理论基础上的，甲午战争中朝鲜的开化派就是要从满清的统治下独立，才会选择了和日本合作，因为朝鲜人始终都不认同满清入关后代表了新的中华秩序。
朝鲜的上层打着尊明的旗帜维持了明亡后近三百年的统治，并不是李朝的统治深入人心，而是尊明思想弥补了李朝在两次倭乱、两次胡乱丢掉的威信，假如不尊明的话，李朝实际上已经没法统治下去了，他们正是靠着尊明来表明自己还是残存的中华秩序，所以才得到了统治的合法性，试图变革朝鲜制度的王子被李王毒杀也就是必然，因为效仿清朝改革就等于是抹杀了李朝最后的统治合法性。
所以在明亡后的二百多年中，李朝的上层成了彻底的保守派，任何改革都被视为胡人对中华秩序的改变，在此种情况下，李朝自然就成了一具僵尸，因为所有的传统都是对胡人秩序的抵抗，放弃传统就是放弃中华而入蛮夷。
开化派借助日本开国攘夷一事获得了启发，认为可以学习西方科技让朝鲜从满清体系下独立出来，从而打破了保守派代表中华秩序，改革派代表胡化政策的怪圈。宗方小太郎为日本军队发布的对中国人的布告，正是打着恢复中华秩序的大义。
只不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日本的资本主义没法恢复中华秩序，只能使日本成为新列强，而陆军的大陆政策也迅速的走上了帝国主义的道路，恢复中华秩序的声音就开始逐渐衰落下去了。
但日本人在甲午战争中已经意识到了，煽动原居民民族主义来协助扩张政策的好处。亚洲同盟、东亚合邦论，正是日本人试图建立新的以日本为中心的中华秩序的理论，只不过日本的帝国主义难以和这些新中华秩序进行缝合，毕竟用一个黄种人的帝国去取代白种人的帝国压迫自己，对于被殖民的民族来说到底有啥可欢迎的。
朝鲜开化派从改革派变成了卖国贼，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人民面前暴露嘴脸带来的后果。原本被朝鲜民众视为腐败无能的李朝，再一次变成了朝鲜民族的精神象征，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荒诞的喜剧。
而林信义提出并建立了亚洲联盟之后，其亚洲经济共同体的理念取代了传统的殖民经济体系，才算是奠定了亚洲联盟的政治基础。海军中的自由派和革新派开始转向联盟主义，帝国主义思想在海军中开始衰退。
并不是说堀悌吉这些海军军官们没有帝国思想的基础，而是作为海军的一员，他们更加清楚自己的对手是列强海军，而不是落后的农业国的近海防御，毕竟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航海大发现的时代，而是列强争夺世界的时代，海军的对手不是被殖民的民族的抵抗，而是争夺殖民地的列强。
相比之下，陆军就封闭多了，反正列强够得到东亚的也就是俄国，只要能够战胜俄国，那么陆军觉得自己可以通过数量来堆死列强派到东亚的陆军，至于海上防御则是海军的事和陆军无关。因此陆军中的帝国思想最为严重，在他们眼中看不到列强的威胁，只有大英帝国征服世界的壮举。
不过陆军的这种幻想主义对于已经找到正确道路的海军军官们来说自然是没啥吸引力的，所以海军省下发的命令并没有得到舰队军官的认同，而林信义顶住了海军省的命令，不仅没有试图协助北洋夺取青岛，还联合了德国人说服北洋军通过谈判来解决煽动问题。
劳工党在山东的实力远不及北洋，特别是在北洋主力南下后，劳工党在山东就变成了孤子，虽然打起来不一定会失去青岛，但是山东地区的建设肯定是大受影响的。德国资本自然不愿意山东爆发战争，他们是直接的利益受害者，因此在林信义的联合下，就向北洋军施压，要求和平解决山东的统治权问题。
北洋军自然没法忽略德日两方给出的压力，虽然日本方面的态度有些奇怪，陆军和外交官支持北洋南下，而海军却和德国人一起反对北洋武力夺取青岛。不过，随着北洋第三军的失败，这点疑惑也就不成问题了，整个南征计划都失败了，还打什么山东战役。
而对于林信义的决定有些担忧的海军军官，随着南北两军的对战情况的急剧变化，也深切的佩服林信义的决断，要是按照海军省的命令去协助北洋控制青岛和控制长江航运，那么他们现在就得面对武汉的怒火，联盟也就破裂了。
只是在南军节节胜利的时候，回到青岛的林信义却又变得悠闲了起来，这让堀悌吉甚为不满，他于是向给自己放假钓鱼去的林信义提出了抗议道，“北洋的失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个时候联合舰队难道不应当向武汉索取更多的权利吗？这可是我们应得的报酬。这个时候你给自己放假，这是对联合舰队的不负责任。”
林信义看着他摇着头说道：“在这一点上你就不如丰田了，你对于工作过于认真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松，这是相当不合适的。军队虽然是一部机器，但是控制它的人不能是机器的附庸，我们必须要时时的告诫自己，人创造机器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的生活，而不是消灭人的生活。陆军就是搞不清这一点，所以把战争当成了军队存在的唯一意义，这就是他们会支持北洋和武汉开战的原因。”
堀悌吉不满的回道：“我可不是来听你讲大道理的，如果等武汉成功入主了北京之后，我们提出的要求就没可能那么容易获得他们的认同了，这可关系着联合舰队在南方战略中的地位问题，这也是你当初对联合舰队组建时提出的目标，你该不会忘记了吧。”
林信义只能无语的摇了摇头，然后对着他说道：“你觉得劳工党统一了中国之后，它们的首要目标是什么？”
堀悌吉不假思索的回道，“自然是收回一切失去的主权，我国不也是以此为目标而奋斗到今天的么。所以，我们才应该先和劳工党界定一下，那些是属于联合舰队的合法权利，那些才是属于中国的主权，不分清这一点，等劳工党获得了全国的统治权后，我们想要和他们谈判就艰难多了。”
林信义却还是摇着头道：“劳工党统一全国后，首先要解决的是发展问题，地主阶级可以不管农民的死活，只要自己能够按时收到地租就好。但是劳工党的支持者是工人和农民，如果他们不能解决工人和农民的温饱问题，那么他们就没法维持政权。
而中国的发展问题只有工业化才能解决，中国的工业化又需要亚洲共同经济体，南方的热带经济作物和稻米是中国工业化发展不可缺少的。所以，解放亚洲本身就是符合劳工党的执政理念的，不解放亚洲就无法建立亚洲共同市场，中国的工业化就会陷入原料和市场缺乏的麻烦。
因此，海军的南下战略不是控制联合舰队，而是支持亚洲联盟，只要亚洲联盟存在，那么亚洲经济共同体就不是一个口号，而是联盟的政治目标。
向中国索要联合舰队的权利，我认为是不必要的，因为除了联合舰队，中国并没有立刻就获得海上力量的方式。为了自身的利益，中国政府会主动的提出扩大联合舰队的权利，从而推动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建成，而打破列强在亚洲划分的势力范围，从而实现亚洲的共同市场，这就是联盟政治目标下的经济利益。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为了中国人的需要去主动提出要求？这么做的后果，除了让中国人增强了对我们的警惕心外，也会令亚洲各民族产生疑惑，究竟联合舰队是联盟的保护者，还是日本海军的分舰队？对于日本海军来说，维护联盟实际上已经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在这个利益下去争夺那些细节问题，属实是一种不必要的认真。”
堀悌吉思考了半天，也没能找到推翻这番理论的依据，毕竟联合舰队的组建正是依赖这套理念建立的。不过他还是强撑着说道：“可我们总不能就这么无所事事的看着吧？欧洲的局势如此紧张，东亚现在又开始了混乱，我们难道什么都不干吗？”
林信义转头看了看窗外的蓝天白云，微微叹了口气道：“不是什么都不干，而是等待。你不会觉得陆军就会这么认输倒台吧。桂太郎这次出了这么多血，要是一无所获的下台，今后财阀还敢支持陆军吗？他们给北洋的贷款，很可能就变成烂账了。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关心的是国内问题，而不是中国及南洋的问题。”
堀悌吉被林信义的言论给惊吓到了，他颇为怀疑的说道：“北洋已经失败了，陆军现在连增师案都没通过，他们想要介入中国内战恐怕在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国内舆论也开始转向，认为不应当干涉中国内战，否则只会让日本在华利益受损。桂首相难道还能强行发动战争吗？”
林信义思考了片刻后说道：“我不了解陆军会怎么做，但战争是解决桂太郎内阁一切麻烦的唯一办法。只有一场战争才能让陆军继续执政。当然，陆军的行动还是会受到其他政治势力牵制的，所以我也猜不到陆军到底会怎么办…”
陆军确实陷入了混乱之中，即便长期和长州派敌对的军中其他势力，这一次也不愿桂太郎就这么辞职下台，正如林信义所言，桂太郎这一次组阁实际上得罪了不少人，破坏了许多政治潜规则，如果他能够扩张陆军及财阀在大陆的利益，那么此时下台倒也不能算是完全的失败。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内战完全偏离了陆军在战前的预测，北洋军败的太快，以至于桂太郎都没能说服议会改变国策。由经济建设的国策转向对外扩张的军事国策，必然要让议会意识到扩张的军事能够比经济建设更能带来利益。
桂太郎赖以说服议员的基础，就是国内农民对于粮食价格不断降低的不满，此前日本农民通过粮食的价格不断升高才能交得起土地税，但是西园寺公望上台后解开了进口朝鲜大米的禁止令，一下就把大米的价格给打下去了，这就使得农民的收入开始入不敷出，要求进行土地改革的农民数量再次壮大了起来。
千叶县土地改革后，农民获得土地并开始了合作生产，在大米价格下降的基础上依然还是提升了收入，这一例子自然引起了其他地区农民要求土地改革的呼声，因为千叶县土地改革本身就是作为试点，既然已经成功就该向全国推广。
但是，千叶县土地改革的成功是建立在对脱产地主的强征土地上的，即便是那些在乡的小地主也依然在抱怨土地改革政策让自己的勤劳付之流水。也就是工业资本的入驻，强势镇压了千叶县的地主势力，使得他们的声音没法改变国策。
但是对于其他地区的地主们来说，千叶县的土地改革显然是激进的武断政策，因此议会中的地主代表们一直在设限防止千叶县的土地改革政策扩散到其他地区。资本家们在其他地区并没有什么重大利益，自然不会和这些地主代表们对抗，于是就形成了极为微妙的局势，议员们想要当选就会鼓吹推动土地改革，但是选上之后又食言维护了地主们的利益。
原本试图通过选票改变国策的农民，现在变得越来越暴力化，地主们自然倾向于陆军上台镇压这些攻击地主的农民。但是陆军也不能老是把农民当成敌人，毕竟陆军的主体都是农民出身的士兵，于是陆军只能提出发动大陆扩张作战，试图用大陆上的土地来分给那些无地的日本农民，从而缓和国内的社会矛盾。只是北洋失败的这么快，就让陆军有些不知所措了。
本章完
第794章
1914年11月15日，武汉华东方面军击溃安武军主力夺取了蚌埠，从而切断了第一军和第二军之间的铁路联系，在夺取南京和后撤之间犹豫不决的李纯得知消息后开始惊慌失措，他一边收拢部队，一边向徐州的冯国璋和北京的袁世凯求援，表示如果不能打通津浦路，则第一军就变成了瓮中之鳖。
仅仅在一个月前，李纯还信誓旦旦的向袁世凯保证，自己南下必然要将东南之地收归北洋所有。李纯敢向袁世凯打这样的包票，因为一个月前东南形势对劳工党确实是不利的。
劳工党自割据武汉开始就截断了长江中上游的外国商轮的通行，虽然在列强放弃了军事威胁后，武汉同意给与各国商船以有条件的航行权，但要求这些轮船公司必须被武汉入股。除了德国人之外，其他列强都拒绝接受这种条件，因此长江中上游的航行权就被中国人垄断了。
随着武汉工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铁路建设的发展，英日终于发现试图封锁武汉的海上航运显然是难以成功的，这只会把航运业务白白让给德国人，日本只是损失了航运上的利益，但是对于控制着上海的英国资本来说，却是整个在华贸易网络都被破坏了。
英国自从强迫满清开放上海作为商埠后，就把长江视为了深入中国内陆的交通命脉，类似于印度的恒河，加尔各答之所以能够成为英属印度的首都，就是因为恒河带来了北印度最富饶的印度平原上的产出，从而在加尔各答和英国的工业品形成了交换。
上海对于英国来说，就是第二个加尔各答，所以打通长江航道是英国对华战略的重要一环。1852年上海人口54万，到了1910年上海人口已经超过了128万，比武汉三镇加起来都多，而武汉三镇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化城市了。
上海的发展就是依赖于通过长江航道吸纳了长江沿岸各省的产出，在上海这个对外贸易码头完成了最终贸易，其在1909年时已经拥有了165种行业，比武汉就少了三四十种而已。
一开始武汉的工业发展其实是有利于上海的，因为武汉的初级加工业提升了上海对外出口的贸易规模，但是随着武汉重工业基础的建立，英国人发觉自己对华贸易的优势在不断削弱。
作为一个老牌的殖民帝国，英国人虽然在工业技术上保持着领先的地位，但是在新技术的应用上却不及德国和美国，因为德国的工业面对的是欧洲，美国是本国的农业，而英国则是广大的海外殖民地。殖民地的落后农业压根不需要新技术，所以英国虽然在科技上保持领先，却始终没有大规模应用的必要性。
英国对华贸易实际上一直都是被压缩的，中国传统出口的丝绸、茶叶、瓷器、棉布、白糖，在英国殖民体系的分割下，都被分配给了英国的海外殖民地，于是中英贸易开始出现了大量的逆差，大量的白银和黄金被用于填补贸易缺口。
从某个角度来看，此时英国的对华贸易实际上主要以掠夺贵金属为主，还没有对中国进行殖民地产业的规划，在其他的海外殖民地，英国人抽干了当地的贵金属后，就开始进行殖民产业的布局，然后用英镑控制该地的经济，从而完全的纳入英国的全球贸易体系。
只是中国的经济规模远比印度大的多，且中国是一个统一国家，不是印度那种被英国人征服后糅合起来的碎片型国家，所以中国的内部贸易要比印度完整的多，英国人没有那么高的效率吸干中国的流动货币，再加上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后发列强都看到了远东这块尚未被征服的土地，所以列强的互相牵制，也延缓了中国经济体系的瓦解。
劳工党用军事力量保证了长江中上游的安全后，也就有了和德国资本合作的本钱，德国人虽然渴望获得贵金属，但也同样需要原料和市场，相比之下德国人更愿意向中国做出让步，以确保中国市场向德国资本开放。
为了确保中德贸易之间的平衡，德国不得不接受了武汉的建议，把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给了中国，这对于德国来说也是好坏参半，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移出让德国工业岗位减少了许多，但是从中国进口的初级工业品极大的降低了德国工业的成本，并且为德国的机器、化工等产业扩大了市场。
中德贸易的扩张虽然没有增加德国贵金属的储备，这是旧殖民体系最为重视的财富，但是这种贸易却扩大了德国马克的发行规模，此前德国马克虽然仅次于英镑和法郎，是世界第三流通货币，但各国央行和政府的外汇储备中，英镑约占50%，法郎30%，德国马克只有15%。
英镑的价值在于英国建立的全球结算体系，保证了英镑的流通性，而法郎的价值在于法国对外的大量借款，各国的偿本付息维持了法郎的价值，而马克的价值却是依赖于黄金的兑付，所以英、法、德三国的央行中，只有德国银行需要储备大量的黄金，英法虽然重视黄金，但他们都可以通过票据进行偿付。
武汉对于德国马克的承认，使得德国马克拥有了一个海外资金储备池，但这就打击了英国的在华金融。作为国际金本位制度的创造者，英国是不能忍受远东市场上马克的流通程度越来越高的。这也是英国金融资本支持北洋发起战争的根源，因为武汉已经被英国金融资本视为了德国马克的支持者，这等于是在远东建立了一个非英镑的贸易区，英国金融资本自然是难以容忍的。
而东南地区的地主阶级和商业资本对于武汉政权都是难以认同的，地主们反对土地政策，商业资本则反对统购统销政策，劳工党的商业模式其实和垄断组织差不多，即通过联合乡村合作社垄断卖方市场，从而击破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
传统的中国商业模式实际上就是囤积居奇，即通过对于粮食和棉布的垄断，控制市场价格，压低农产品的收购价，然后高价售出手工业品。在列强打开了国门之后，更为廉价的工业品反而刺激了传统的商业资本，从而形成了买办阶层。
对于这些商业资本来说，他们并不在乎生产和消费，而只关注于销售渠道，所以本土的手工业品换成列强的工业品对他们没啥影响，农民的消费能力越来越低也和他们无关，但是武汉限制商业利润的做法就让他们大为不满了，因为在武汉的统购统销政策下，他们变成了为农民和工厂打工的伙计了，更何况武汉对于本国工业的保护，也极大的冲击了买办经营的进口消费品。
东南地区，劳工党的军事力量不占绝对优势，不过东南地区的地主和商业资本也依然无力挑战劳工党，所以他们希望北洋南下，打破劳工党在东南建立的那种强力秩序，恢复此前的地方乡绅秩序。
在李纯看来，他南下的主要对手也就是南京周边的武装力量，这个武装力量也就2个师左右，其中一个师还是倾向于当地地主和商业资本的，因此这是一场里应外合的战争，他自然是敢向袁世凯打包票的，而拿下南京后，最为富庶的江苏就落入了他的控制，这个好处也不由李纯不卖命。
只是李纯也没有预料到，曹锟带来的主力在郑县就遭到了失败，这就使得所谓合围武汉的南征方案破产了。按照这种局势的变化来说，李纯在得到郑县失败时就该撤退了，但是对于江苏的贪欲和地方势力的挽留，让李纯多坚持了几天，寄希望于拿下南京来改变南征的完全败局。
李纯的想法是好的，若是北洋真的拿下了南京，那么至少就等于控制长江下游地区，南征计划至少没有全面失败。但是武汉居然没有试图救援南京，而是展开了对黄淮地区的全面进攻，这摆明了是要把第一军完全聚歼于长江边，并试图留下第二军，这已经不是反击，而是全面战争的节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