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武汉的战争能力超乎了北洋在战前的设想，这令李纯意识到夺取南京和江苏已经成为了幻梦，他要是不尽快撤回北方，估计就得被武汉瓮中捉鳖了，所以他开始考虑撤退的问题了。
但是对于北京和徐州来说，李纯部的安全都已经顾不上了，因为现在武汉的主要目标是徐州的冯国璋部，原本居中策应的第二军，现在已经面临了被围困于徐州的危机中，袁世凯突然发觉自己手中的预备队已经不多了，驻济南的第五师要保住徐州的后路，一旦让菏泽的武汉军夺取了济南，那么黄河以北的大局就完全崩坏，河北的防御也完了。
袁世凯只能请求英日出面调停，实际上是向英日发出了最后通牒，英日再不出兵他就要投降了。11月16日晚，东京椿山庄内，陆军高层对中国问题召开了一场秘密会议。
作为军事参议官的田村怡与造毫不客气的对桂太郎、寺内正毅说道：“陆军应该认输，不能继续在必败的赌局中继续下注了。在北洋第三军失败之后，第一军、第二军的作战势态也被完全打乱，现在已经不是如何挽救南征计划，而是如何挽救北洋势力的问题。
我国除非全面动员，否则就不能干涉南军占领北京，能够保住北洋在南满的地盘，已经是目前最大的希望了。要是连南满的地盘都保不住，那么陆军就等于是丧失了日俄战争在大陆获得的一切利益，大陆政策可以正式宣告失败了。”
桂太郎和寺内正毅是挑起此次中国内战最为积极的陆军内部支持者，他们的目的就是借此恢复大陆政策的可行性。上一次试图彻底吞并朝鲜的行为，反而制造出了一个朝鲜北方自治区，这就使得朝鲜半岛成为了大陆政策实施的最大阻碍。
如果说海军的南下战略面对的是美国、英国和法国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那么陆军的大陆政策面对的难题是中国和俄国，日本在日清战争中打破了中国在东亚大陆的绝对统治权，但是接受了最大好处的却是俄国人。
日俄战争令日本人好不容易把俄国在远东的势力打成了收缩形态，但是中国的国力又开始恢复过来了，陆军试图彻底吞并朝鲜半岛，好对满洲地区形成压迫势态，却被中国支持的朝鲜反抗武装打了个灰头土脸，刚刚在日俄战争中损失巨大的陆军只能暂时选择妥协。
但是对陆军来说，大陆政策事关陆军的生死，如果大陆政策行不通，那么就意味着陆军将不断被削弱，而南下战略开始逐步成型的海军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源。
桂太郎组阁就是陆军拿回国策主导权的一次尝试，而想要恢复大陆政策就得先令大家看到大陆政策成功的可能性，如果陆军连中国支持的朝鲜北部自治区都没法消灭，怎么可能让国民支持陆军和中国开战？
但是陆军衡量了和朝鲜北部自治区作战的可能性，发觉占领朝鲜北部自治区不是不可能，但是这将令陆军难以再谋夺满洲地区，因为朝鲜北部山区的地利将会把未动员的陆军力量完全牵制住，从而耗尽陆军向满洲进攻的力量。
这种局面一旦形成，那么陆军被国民赶下台的结果也就是必然，因为朝鲜北部虽然资源丰富，可不能开发出来就不会得到任何收益，只要朝鲜的抗日武装坚持在北部山区抗争下去，那么日本就没法开发朝鲜北部的资源。
也就是说，陆军耗费了大量财富的结果，就是和朝鲜人在朝鲜北部山区捉迷藏，压根得不到满洲的财富。那么跳过朝鲜北部去进攻满洲的话，虽然是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好策略，可是陆军无法说服国民支持一场类似于日俄战争的全面战争，他们也打不了包票会击败现在的中国。
在对俄战争中，一个形式上统一的中国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动员能力，中俄之间的陆上战争并不比日俄之间的陆战轻松。虽然陆军在国内的宣传中贬低了中国军队的作用，认为是日军吸纳了俄军主力的注意力，才给了中国军队抵抗俄军和切断西伯利亚铁路线的机会。
但陆军的参谋们在内部的会议中分析结果就是，中日开战，一个统一的中国不是日本可以击败的，虽然中国的组织能力、军队训练和武器装备都不如日本，但是中国的体量太大了，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和资源被利用起来，都能够挡住日本的进攻了。
按照参谋本部最乐观的估计，陆军最大的战果就是占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从而形成对于北京的威胁，这也是日清战争的规划想定。但是中国当前的政治中心是多元的，前清时期只要进攻北京就能迫使中国投降，而现在陆军占领北京只会让武汉顺势接手中国的领导权，这就意味着陆军没法在攻下北京后结束战斗。
而陆军想要进攻武汉，这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英国人不会同意日军进攻长江流域，而陆军想要从陆上进攻武汉，五十个师团都未必够，而陆军能够武装起25个师团已经是当前国力的极限了。所以和中国的全面战争不是日本的选项，陆军要是提出这样的计划，首先就要被其他政治势力联合起来赶下台了。
促成中国南北内战，然后借助中国内战的机会，把陆军力量投放到满洲地区，把劳工党的力量从满洲驱逐出去，并切断朝鲜抗日分子的后勤支援渠道，这是参谋本部认为唯一可行的大陆战略规划。
这个计划虽然得到了前陆军大臣田村的认可，但田村也还是表示，这只是一个理论上可行的规划，并不代表实践中一定行得通，因此参谋本部应当制定备用计划，如果中国内战的局势脱离了参谋本部的预计，那么应当及时的终止规划，以避免把陆军的本钱都赔进去。
只是寺内认为，田村的说法相当的令人无语，陆军除了大陆政策之外压根就没有其他能够选择的路线，所谓的备用计划，实际上就是放弃了大陆政策，这不就是等于慢性自杀么，所以他主张不需要什么备用计划，大家应该一心一意的去保证现在的计划获得成功。
寺内的主张得到了桂太郎、山县等长州派核心的支持，但是事情的发展却被田村所料中了，现在田村要求寺内和桂太郎认输，以避免陆军在大陆辛苦得来的利益，一次性赔进去。
本章完
第795章
田村怡与造的提议其实是出于公心，他认为桂太郎宣布辞职是减少损失最好的选择，但是上原勇作中将紧跟着他发言道：“田村大将的话我不敢苟同，陆军为了此次中国战事投入了大量资源，如果现在收手，我们怎么对支持陆军的朋友交代？
且陆军在中国的主要交往对象是北洋，北洋要是垮台就意味着海军支持的武汉劳工党夺取了中国的统治权，那么今后日中之间的外交问题岂不是都得由海军说了算？
桂大将下台既不能解决大陆政策遇到的阻碍，又不能缓和同新的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认为田村大将的提议太过保守，不能保卫陆军的利益。”
桂太郎看了一眼上原，脸上毫无表情，他很清楚上原中将并不是在替自己说话，而是架着自己不让自己安然下台。上原是已故大将野津道贯的女婿，也是陆军中萨摩派的二代领袖，大山岩虽然还在但已经不再管事。
和一直同山县保持亲密关系的大山岩不同，上原勇作更加看重萨摩派而非陆军的身份，当然上原的萨摩派实际上是已自己为核心的陆军军官团体，并不是真的要重归过去的萨摩阀。就如同海军中的萨摩派搞出了新萨摩阀，摒弃了以地域、血统建立起来的旧萨摩阀体系，上原主张的萨摩派也不是为了恢复旧萨摩阀的荣光，而是根据旧萨摩派的根基建立起来的反长州派陆军军官团。
上原勇作反长州派的立场，就在于长州派对其的打压，山县有朋都搞出田中义一这样的三代目出来了，也就是说陆军都快变成长州派的世袭家业了，上原怎么可能忍得下去，按照他的功绩来说，桂太郎、寺内正毅之后就该他来领导陆军，可是长州派却想让田中义一来接手，就是一点权力都不打算让出来了。
田村怡与造、井口省吾、松川敏胤、福岛安正这些人能够在陆军上层占有一席之地，是因为儿玉倡导的长州阀扩大主义，但是儿玉去世后，长州阀再次倾向于保守主义，于是陆军中非长州地区出身的军官就只能投靠非长州系统的军中派系，这就使得萨摩派的势力开始扩张。
上原勇作在个人欲望上觉得自己的功绩足以领导陆军，而在派系的利益上，下面的人也需要他去争夺领导陆军的权力，因此上原就不得不走向了反长州的立场，这和上一代的萨摩派将领的附庸长州路线产生了激烈的改变。
所以桂太郎很清楚上原中将这番话并不是支持自己的意思，而是主张光他辞职是不足以承担陆军此次战略失败的责任的，上原则是要求长州派交出陆军的领导权呢。
原本桂太郎并不反对辞职的意见，毕竟田村分析的不错，陆军挑动的中国内战策略因为北洋的快速失败已经无法达成陆军的战略效果了，继续强撑下去只会让日本在外交上遭到更大的失败。
但桂太郎认为自己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恢复陆军的大陆政策，在吞并朝鲜的计划破产后，陆军的大陆政策实际上已经陷入了死胡同，没有朝鲜半岛在手，陆军谈什么大陆政策？
跨海攻击辽东和山东半岛，这是需要海军协助的战略，而海军显然是不会接受这一方案的，因为这将使海军变成陆军的后勤部队。更何况在政治上日中全面开战也是不合适，列强多次强调过维持中国领土的完整，实际上就是英国这个全球霸主禁止其他列强吞并中国，从而形成挑战英国远东秩序。
日俄战争的爆发原因，可不是日本反对俄国，而是英美反对俄国吞并满蒙地区，日本不过是英美所支持的一件工具而已。如果日本暴露出想要吞并中国的野心，自然就会遭到列强的反对。桂太郎又不是那些没有政治头脑的底层军官，自然知道英美对于日本在东亚的定位是什么，一个用来维持东亚秩序的力量，但不能威胁到列强在东亚制定的秩序。
严格来讲，日本在东亚的势力范围应当是朝鲜半岛，满洲地区是日本和列强之间的缓冲地带，列强无力控制该地区，但禁止日本把该地区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一次英国人之所以支持日本挑起中国内战，是因为中国内部的势力失去平衡，武汉的实力增长显然远远超过了以北洋为首的中国其他势力，如果再坐视不理，那么武汉就可能完成统一中国的实力基础，到时各国在华利益都会受到损害。
列强或者会支持日本出兵帮助北洋夺取满蒙地区，但绝不会让日本把满蒙地区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这就是列强制定的东亚平衡秩序。
北洋军队的快速失败代表了，列强许诺的战后利益已经无法弥补日本全面介入中国内战的投入，这将是又一场日俄战争，且收益将远不及日俄战争，毕竟俄国人丢掉远东领土并不心痛，那就不是俄国人的传统领土，而中国人显然是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传统领土的。
这就意味着日本不仅将会丢失朝鲜半岛之外的大陆利益，甚至朝鲜半岛是否还能在战后保住都是一个未知数，因为日中两国的战争很难达成一个僵持不下的局面。
俄日能够妥协是俄国人打不下去了，日本上层也知道打不下去了。中日开战，中国作为被入侵的一方，除非让满清重新上台，否则就不可能轻易妥协，而日本方面要是拿不到利益去谈和平，估计得被国民天诛了。
桂太郎想着就此下台并不算是最坏的结果，至少不必让局面变得更加难看，但首要前提是，责任不能让长州派来背，这个责任是陆军全体的责任。桂太郎可以接受陆军的失利，但是没法接受长州派的溃败，陆军输了长州派还可重来，但长州派输了就全完了。
和桂太郎持有相同想法的寺内正毅就对上原反驳道：“陆军对中国战事的估计并没有问题，至少我们帮助北洋军拟定的南下作战计划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北洋军的实力，在野战中北洋军如此轻易的被击溃，那么我们再怎么谋划也是无用。
海军在此次国策行动中的态度也颇为可疑，为了海军的利益没有坚定的执行军部的要求，使得北洋军没有短时间内控制山东半岛。不然，就算南军切断了津浦路，至少还能通过海路将第一军和第二军联系起来，不至于陷入现在的被动局面。”
寺内的这番言论非常符合陆军的立场，但却不符合中国战场的实际和海军的立场，海军当然不会为了陆军的大陆政策去破坏亚洲联盟，除非让陆军去当海军大臣。
田村在心里这么吐槽，但也不便在陆军高层的会议上说出来，他只能从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分析道：“就算海军不打折扣的帮助北洋拿到了青岛，从而控制住了胶济铁路和青岛港，也不过是让第一军有了一条退路，想要在战场上击败南军终究是不可能的。
北洋军在战场上的表现虽然不堪入目，但是按照我们派出的顾问估计，北洋在士兵的训练和作战的组织上和我军并无本质差异，就是训练效果和组织能力有差异，而不是日清战争时双方军队在根本上就不是同一个时代的较量。
比如第三军的前锋吴佩孚部，在遭到南军的突击时，很好的完成了行军到防御形态的转换，按照我们在吴佩孚部的顾问所言，我军的表现未必能比吴佩孚部做的更好，但是南军并没有按照常规战术，停留下来吃掉吴部，而是直接绕过吴部向其后方发起了连续突击，直接把其后卫部队给打崩溃了。
第三军的失败，都不是在正面对抗中战力不敌，而是在行军中被南军的机动部队所击溃，并被南军分隔成了孤立的各部，从而失去了军队组织能力，战线也就不存在了。
我认为，南军的战术实际上已经领先于我军，至少在大平原上的军团对战，南军已经形成了一套在运动中击溃对手的战术原则。而我军还停留在对日俄作战的经验上，片面的强调重炮战术、战线推进和白刃战冲锋。
所以，海军有没有协助北洋夺取胶济铁路和青岛港不是问题，我军在战术上落后于武汉军队才是大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武汉军队的这种高速突击作战，就算我们全面介入中国内战，难道就能扭转局面吗？现在我们还没有下场，还能保持日俄战争胜利带来的威望，要是在下场后遭到第三军这样的败绩，那就不是讨论如何同中国分割大陆势力范围的问题了。”
田村虽然没有点明最后的结果，但在场的陆军高层都清楚，如果陆军在真实的战场败给中国军队，那么陆军自日清战争以来建立起的声望就真的彻底完蛋了，陆军将完全失去对于国策制定的话语权。
不过面对这种陆军介入中国战争可能导致失败的问题，山县表示今天不讨论这个，今天的会议只是讨论陆军该如何面对中国内战带来的各方面的影响力，这实际上就是否决了田村试图用介入失败的可能性以要求长州派做出陆军路线上的调整的建议。
田村对此大失所望，他觉得山县确实是老糊涂了，为了长州派的一己之私，现在连陆军的根本利益都不顾了。而一旁的上原中将却不发一言，对他来说，陆军是否失败和自己无关，必须要借助这个机会迫使长州派承认失败，或者自己走向失败，这才是他出头的机会。
陆军的高层毕竟以长州派居多，既然大家都装聋作哑，无视了田村大将提出的问题，那么就只能考虑一个问题，如何维持长州派对于陆军的领导。
对于长州派来说，这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两难的困境，不介入中国内战会引起陆军内部对长州派的声讨，在财阀也会因为对于北洋的贷款对他们产生不满，介入则有可能出现更大的损失，陆军更加难以承担起失败的责任。
不过在这个时候，在隔壁旁听的田中义一给山县传了一张纸条过来，田中无资格出席这场会议，但是作为长州派的指定三代目和军中精英，山县还是让他在边上旁听了。田中义一给出的方案是提前实施滨海地区的公投。
在没办法直接介入中国内战的情况下，用滨海地区的公投来吸引国内舆论的视线，显然是可以掩盖陆军内阁在中国外交上的失策的，如果中国对此展开干涉的话，那就不是日本主动介入中国内战了。
山县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只要能够把滨海地区公投成日本领土，那么桂太郎再辞职就不算是一败涂地，还能够保住大陆政策的一点念想，毕竟这一次的公投肯定不会被中俄所承认，如此则体现了加强陆军的重要性。
田村觉得这个所谓的公投不过是掩耳盗铃之举，但他也不得不承认，现在这个时候推动公投，确实有利于日本把滨海地区纳入日本，而滨海地区人烟稀少，日本在这里的拓殖也不会在朝鲜半岛那样遇到那么多阻碍。
田村终究不是林信义，他的政治理念和长州派不过是大同小异，都是为了建立一个东亚强权国家，而不是搞什么亚洲新秩序。在长州派不肯让出权力的局面下，滨海地区的公投已经变成了最优的选择，上原当然不会去阻止，他挤兑长州派的目的是为了争权，不是反对陆军的大陆政策。
虽然在中国面临真正的统一局面下，之前的中国不过是政治上的统一，在经济、军事、社会共识上都没有达成一致，新的统一局面将会使劳工党把自己的政治理念推行到全国，从而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日本的大陆政策实际上已经破产。
但是在陆军没有提出能够取代大陆政策之前，大家会装作不知道这个前景，而积极的维护大陆政策，以保卫陆军的权力，因为当前陆军的权力就建立在大陆政策之上。上原勇作知道长州派不过是掩耳盗铃，但他更知道，自己戳破了这一点不会令长州派遭到打击，反而会令底层的陆军官兵对其失望，认为他背叛了陆军。
于是，陆军高层会议讨论的结果就完全改变了，之前会议讨论的是桂太郎要不要辞职以平息国内舆论的不满，现在讨论的结果却是，如何让桂太郎体面的下台。
田村回去后把会议结果告诉给了亲信永田铁山，永田铁山对于会议的结果大为吃惊，他不由对田村说道：“桂首相和长州派或者可以安然落地了，但是日本和陆军该如何应对之后出现的外交压力？
俄国虽然对于远东现在是伸手莫及，但俄国人对于远东战争的结果是耿耿于怀的，他们怎么可能接受我国彻底的封上俄国通往太平洋的通道？这将会令俄国和我国的外交关系出现恶化。
而中国既然完成统一在即，肯定也不会承认这个公投结果，看起来我国可以得到一片领土，但实际上却让我国失去了两个相邻国家的友善。
在中俄的共同敌对下，我国在大陆上将无法再有所腾挪的空间，以日本一国之力挑战中俄两个大陆国家，这显然是不可能成功的。大陆政策能够继续前进的根基在于中俄之间的互相猜忌，只有在中俄敌对的情况下，日本才有向大陆扩张的空隙。”
田村认同了永田的看法，他老实说道：“其实我认为大陆政策已经不可能实现，相比之下，通过亚洲联盟向南方扩张倒是更有可能。只是长州派不可能接受海军主导国防的现实，长州派能够领导陆军的基础就在于陆主海从的格局。这一格局动摇的话，长州派也该下台了。
所以，我们只能看着长州派走向失败，然后再谋求收拾局面，想要改变长州派的想法是不可能的了。我看，你也别在国内待着了，去欧洲留学吧，现在的国内只有斗争没有正确可言，你要是被卷入进去，对于陆军就是一个损失。林信义代表的海军新势力，不是长州派能对付的了的…”
本章完
第796章
11月13日，占据了广州没几日的广西军队被南下的武汉军驱逐出了广州，龙济光的军队自从进入广东后就对抵抗的地区采取清乡行动，即对平民杀烧淫掠，以达到威胁平民不敢和自己敌对，这正是清军的传统。
济军的残暴之举，甚至连支持北洋的地方乡绅和商人都忍受不了了，他们甚至以广东各界团体的名义发电给袁世凯，请求制止济军暴行。
可袁世凯有什么能力约束龙济光，龙济光只是臣服北洋，又不是真的北洋嫡系，更何况此时北洋自己已经焦头烂额，安抚龙济光继续和武汉对抗下去还能分担一点压力。于是袁世凯反而通令表彰龙济光"忠勇诚朴"，为他解除了"中央南顾之忧"。
袁世凯的通电直接把广东民众推向了革命党和劳工党，于是武汉军虽然南下时兵力不足，但是在得到了广东民众的支持后，迅速对龙济光和广东民团形成了压制之势，这其中武汉组织的随军宣传队表现的极为出色，借助广东的革命形势，把武汉的土地政策深入浅出的宣传给了农民，打破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欺骗。
此前广东地主污蔑武汉劳工党是要夺走大家的土地，让农民变成劳工党的奴隶，以此恐吓自耕农和自己站在一起对抗劳工党在广东的组织发展。而孙文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并没有对地主阶级的谎言进行揭露，反而把这种宣传视为了革命党占据广东的本钱。
不过事实证明，革命党所谓的平均地权也只能吸引一些革命青年，想要在乡下实施根本没有可能，因为反对农民暴力剥夺地主的土地，意味着革命党在乡村只能依赖地主阶级来推动平均地权的政策，而地主阶级怎么可能平均自己的地权，最终不是一纸空文，就是变成地主剥夺自耕农土地的借口。
所以中华革命党在乡村几乎没有支持者，就算有几个背叛了地主家庭的年轻人，他们也改变不了乡村的保守风气，你不要说平均其他人的地权，就是平均自家的地权都会引起其他地主的愤怒。
而地权不能平均的结果，就是民生也无从谈起，民主就更加不可能实现了，禁止农民分地主的土地，本质上就是地主阶级的民主和对无地农民的专政，中华革命党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地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政党。
于是
张鸣岐和龙济光向广东武装侵入时，广东的乡村对革命党的抵抗命令无动于衷，革命党在广东拥有的一块根据地实际只有广州城，而广州城都不是完全被革命党控制的，列强的驻军，亲近列强的买办商人和支持革命党的市民阶层，刚好三分广州。
这就使得济军对广州的进军可谓是势若破竹，因为打的太顺利，所以军纪也就越发败坏，一个没有威胁力的对手，自然是不能阻止济军分散抢劫的。
而武汉军进入广东之后，积极发动农民，在乡村实施了减租减息运动，根据广东革命党的意见，劳工党决定暂时不在广东实施土地改革，而是先缓和同开明地主之间的矛盾，优先打击广东、广西等地的反动地主和买办势力。
这就使得劳工党的军队在乡村立刻获得了农民的支持，比之革命党在广东乡下的举步维艰，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负责前往和武汉军队接洽的邓铿、廖仲恺观察了武汉随军宣传队对乡村的政治宣传工作后，写信给孙文、朱执信、胡汉民表示，“本党在农村的工作还停留在和地方大户的和衷共济上，而劳工党则把目标放在了发动小民上，此即本党在乡村失败，而劳工党获得成功的根本。”
邓铿、廖仲恺主张，革命党应当效仿劳工党开战乡村工作，对于平均地权的理念不能在继续停留在口头，需要真正的付诸实际行动，不能老是担心地主阶级的不满，而应当把农民的支持放在首位，否则本党在政治上将会一败涂地。
被赶出了广州的孙文此时也确实被刺激到了，他投身革命几十年，结果好不容易才弄到一块地盘，就这么轻易被张鸣岐和龙济光这种前清余孽给夺走了，和岑春煊相比，这两位对于满清的怀念是不加掩饰的，如果不是满清是从中央垮台的，他们是死活不肯接受民国的。
事实上，要不是云南总督赵尔巽被云南进步力量所驱逐，广西、云南的前清官员甚至有抱团等待复辟的念头。赵尔巽的下台才让广西官员意识到满清不可能复活了，这才转头向袁世凯效忠，成为了北洋在南方的一个支点。
面对这种腐朽落后的封建军阀，自觉代表着先进文明的革命党居然都打不过，这确实刺激了革命党中的一大部分人，毕竟他们投身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救亡图存，是为了让国家独立于世界之林，结果代表先进文明的革命党人居然连腐朽的前清余孽都打不过，还谈什么对抗列强收回权利。
相比之下，被革命党人视为新义和团的劳工党，因为主张发动工农消灭地主阶级，革命党人对于劳工党的评价是不高的，认为劳工党对于欧洲文明一知半解，吸纳了欧洲文明中最暴力的一部分，而全然不知何为民主主义，不过是另一种义和团而已。
孙文等人改组同盟会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劳工党继续向同盟会内部渗透，因为同盟会没有统一的政治理念和严密的组织，所以劳工党对于同盟会的渗透非常的轻松，这让主张三民主义的广东同盟会大为愤怒，于是便把那些部分赞同劳工党主张的同盟会组织给开除出去，重建了以孙文为领袖的中华革命党。
但从现实来看，投身革命几十年的孙文确实不及组织革命十年的劳工党，在中华革命党被北洋麾下的一支附庸赶得无处可走的时候，劳工党已经完全压制住了北洋，有了完全统一全国的势头。
哪怕再否认劳工党的土地政策过于暴力化，不讲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也改变不了劳工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趋势，而农民对于劳工党的拥护，也击破了革命党对乡村形势的判断，他们所认为的稳定乡村的重要支柱-地主乡绅，在组织起来的农民面前，完全不堪一击。
中华革命党为了生存下去，从右翼保守主义转向左翼进步主义，就成了一种必然之势。孙文毕竟是在国外长大的，他没有其他党员那么多包袱，因此他很快就意识到，继续和地主阶级合作，恐怕连小资产阶级都要抛弃他了，毕竟他的三民主义能够吸引到知识青年，是因为三民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西方式的中国，也就是让中国重新变得富强起来。
哪怕小资产阶级如何不认同劳工主义，但劳工党确实让国家强大起来了，这就必然会吸引这些小资产阶级去拥戴劳工党，而不是继续跟着中华革命党喊口号。武汉军队在广东获得的拥护，也让孙文意识到，中国的地主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开始落幕了，继续和地主阶级妥协不会再给革命党带来什么未来的希望。
于是在武汉军队收复广州后，孙文和革命党高层回到广州后就向武汉发电，表示要前往武汉参观学习，以改造革命党。田均一等劳工党高层接受了孙文的请求，并安排了列车让孙文等北上。
不过，在孙文等人北上之前，广州人民欢庆广州光复的游行时，却遭到了英法驻军对游行群众的射击事件。
惨案发生在沙基，广州沙面，是英、法租界，这里是白鹅潭一片突起的沙地，建了100多幢洋房，布满外国各国领事、洋行等。广西济军进攻广州时得到了列强的支持，正是在列强领事出面威胁下，革命党不得不放弃了保卫广州的计划，让济军顺利占领了广州。
当广州收复后，广州市民对于列强干涉中国内政自然表示了愤慨，在游行欢庆光复广州的时候，反对列强的标语和口号也络绎不绝的出现了。
沙面租界的外国人担心广州市民强行冲入租界收回沙面，因此对租界实施了严密的封锁，不仅在沙面附近水面上停了8只军舰，沙面东、西两桥也被架上铁丝网垒起沙堡，架起枪支，还在高处架上了重机枪。
11月21日广州市民游行队伍走过沙面东桥来到西桥准备进入内街的时候，西桥某一位外国人突然开了枪，很快列强军队就对游行队伍展开了射击，这一突发事件自然引发了武汉军队的反击，不过面对列强军舰的火炮优势，武汉军队最终还是主动撤离，以先保证游行群众的安全。
该事件造成了52人被射杀，重伤170多人，还不包括跌入江中的失踪者。开枪的不仅仅有英国和法国，日本军队也参与了暴行。该起惨案直接引发了劳工党和列强之间的正面对抗，也让日本海军陷入了困境，日本驻广州领事馆跟随英法的行动，让日中关系濒临破裂。
林信义对此也是无可奈何，接到消息后的他对参谋部人员说道：“日本如果走帝国主义路线，那么日中联盟就不可能建立，没有那个独立国家会接受对本国平民开枪的盟国。陆军和外务省是在玩火，完全没有考虑日本的利益。”
林信义的评论得到了联合舰队中年青将校的认同，毕竟联合舰队此时正在策划对法属印度支那的独立运动，沙基惨案中日本领事馆卫队及日本军舰的行为，完全破坏了海军的立场，为海军的南下制造了极大的阻碍。
在林信义的提议下，联合舰队日方将校向海军省进言，禁止驻华外交官调动海军威胁中国平民，海军省宣布放弃对中国内水的航行权，对海外执行任务的各军舰进行军人道德水准评估，对于品德低下的官兵应当禁止其出国执行任务。
山本权兵卫在这件事上倒是成了林信义的积极支持者，他借助沙基惨案一事要求桂太郎内阁对破坏日中关系的理由做出说明。山本倒不是反对海军向中国人开枪，而是要求桂太郎说明为什么要向中国人开枪，是不是为了挑起日中战争，从而变成战争内阁，以对抗要求其辞职的国民舆论。
此时日本舆论对于桂太郎在中国内战中选择错误有着深切的不满，更令他们不满的是，桂太郎似乎还不肯承认失败，试图强行在议会中通过增师案，有实施军事独裁的意图，因此倒阁的声音是越来越大了。
桂太郎的身体其实并不是很好，两年前就重病过一次，不过凭借着长时间的疗养才恢复过来。但是在这种政治压力下，桂太郎的病情又出现了反复，长谷川好道和寺内正毅开始成为陆军方向的规划者，山县有朋虽然是长州派领袖，但实际上主要是调和长州派内部的关系，对于陆军的具体事务已经不大插手了。
桂太郎、长谷川好道和寺内正毅组成的铁三角，此前就控制住了陆军，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山县的方向，不过桂太郎至少还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而长谷川好道和寺内正毅则更加接近军人本色，遇到事情更喜欢用强攻的方式。
对于沙基惨案，长谷川好道和寺内正毅都反对向中国示弱，他们认为这是列强一致的行动，日本没有理由向中国道歉，中国人真的有什么不满，也该先找英国人，而不是日本人算账。对于海军省提出的修补日中关系的建议，陆军更是嗤之以鼻，认为海军过于怯懦了。
陆军对于海军的建议强硬拒绝的方式，让山本权兵卫大为愤怒，他直接跑到了桂太郎的病房，对桂太郎进行了一番声讨，桂太郎顾忌海军的反应，默默忍受了山本的斥责，但长谷川和寺内就接受不了了，特别是山本和桂太郎见面后，立刻去找了伊藤博文，公开表示桂太郎已经不适合担任首相了，这就破坏了政治上的潜规则。
一般来说，各方政治势力只能督促首相主动辞职，而不能羞辱首相不称职，要求其下台，这就代表着政治生命断绝，该派系日后很难再赢得组阁的机会了。山本权兵卫显然还没有从独断专行的海军大臣的往日中走出来，对着陆军的领袖提出了一种极不合适的要求。
而山本权兵卫的这一举动，也使得舆论开始支持山本接替桂太郎组阁，这无疑又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原则，于是长谷川和寺内向山县提出请求，揭开海军贪腐案，以吸引舆论注意，并把山本权兵卫的声望打下去。
明石元二郎手中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据表明，海军在过去的造舰计划中大肆贪污，特别是在向外国购买军舰的合同里，回扣都是明目张胆的。只不过明石拿到证据的时候，明治天皇刚刚去世，为了国内政局的问道，山县有朋把这些贪污证据收藏了起来。
但是现在长州派高层认为，海军在政治上的动作已经严重破坏了政治规则，对陆军采取了不当的进攻，那么陆军自然也不用忌讳什么，应当给海军一个痛击才对。
山县的犹豫还在于，山本权兵卫现在是元老，自从元老黑田清隆被舆论攻击，直接导致元老们的声誉都大受影响，所以之后元老之间就很少出现直接的攻击了。
对于山县的犹豫，明石元二郎表示，可以让德国西门子公司自己暴露出来，毕竟他收买了西门子公司驻日代表获得的资料，所以只要让该人员返回欧洲拿账簿向西门子公司提出巨额勒索，那么西门子公司只能在欧洲起诉以逃避责任。
当海军贪腐一事从欧洲传回日本，自然会激发日本国民的爱国心，从而追究海军的贪污事件，这样陆军就可以洗白自己，而不必亲自戳破海军的丑闻。
明石元二郎建议得到了山县的认同，如果能够让陆军置身事外，那么他是不介意给海军一个重锤的，毕竟陆军在中国内战上的投资已经一败涂地，如果不让海军出点问题，那么陆军未免就太难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