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不过明石元二郎也还是委婉的表示了自己的担忧，这个案子只能影响到山本-斋藤等旧萨摩派，对于利用艺术基金会进行利益输送的河原-东乡一系，他到现在还没有头绪。山县并无反应，明石只好退下。
本章完
第797章
在北洋开战之前，中原地区有三条铁路构成了南北东西的交通干线，京汉路、陇海路和津浦路。北洋南下的第一目标就是占领徐州和郑州，从而拿下徐州和郑州之间的陇海铁路段控制权，然后以徐州、郑州为支点向南夺取安徽、江苏、河南，最终合击武汉。
这个第一阶段的目标北洋短暂的完成过部分，即占据徐州和郑州，但没有打通相连的陇海铁路段，随着郑州的快速失守，冯国璋只能放弃打通陇海路的企图，后撤回徐州，但却很快就遭到了武汉军的进逼。
在宿州失守后，冯国璋就放弃了徐州退向了枣庄和济宁，此时距离第三军丢掉郑州，也不过才过去2周，于是在11月中旬，北洋军的南下计划已经完全破产，除了第一军被围困于浦口、扬州地区，第二军、第三军都退回了北洋原先的地盘上。
在袁世凯焦头烂额的布置防御阵线，并试图找中间人和武汉谈和之际，广州爆发的沙基惨案，总算给了袁世凯领导的北洋团体一个喘息之机。
袁世凯一边对列强表示广州事件应当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一边在舆论上指责广州事件是武汉军队强行占领广州引发的外交争端，武汉必须即刻停下一切军事行动，如果引发列强干涉事件，那么就完全是武汉之责任。
袁世凯实际上是指望列强直接干涉，并以八国联军之故事恐吓那些支持武汉的知识分子，应该来说袁世凯还是比较了解那些知识分子的脾气的，毕竟他自己也是个知识分子，只不过科举无望才转而从军，继承了叔父在军中的遗产。
田均一等劳工党高层确实在政治上感受到了压力，普通党员和群众表示要完全收回国家主权，驱逐列强在中国的驻军，而一部分党内高层和党外的友人则主张不能分散力量，当前党的主要目标是统一全国，而不是和列强开战，把目标对准列强将会使统一事业遭到极大的阻力。
就算是军事委员会的主要委员蔡锷、吴禄贞，在这一事件面前也犹豫不决，两人虽然主张要收回国权，但也还是认为饭要一口一口的吃，统一全国为第一要务，收回国权则应当在统一之后再做计划。
田均一第一次感受到了何为政治压力，过去他所面对的那些选择几乎都没有给他什么压力，因为对错是极为明显的，只要选择了正确的路线前进就好。而这种对错以什么来区分？自然是以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来区分，这正是林信义带给劳工党最强大的武器。
正因为劳工党掌握了这一强大的武器，所以才能在列强和满清、地主武装的围剿下生存并壮大。相比之下，维新派、革命党始终拿不出一个分辨对错的统一标准，最终在选择中宣告了自身理念的破产。
维新派试图用中华民族来消除满清过去对各民族的压迫历史，试图缓和地主阶级依然存在的对农民的压迫，而让各民族及农民去为满人的王朝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和列强拼命，这种谎言甚至连满人都不肯接受，最终以六君子之死而宣告了维新理念的破产。
革命党虽然提出了排满革命和三民主义，但是除了排满革命能够激发一下各民族的反民族压迫情绪，在袁世凯上台后，各族人民很快就发现，满人皇帝和汉人地主实际上没啥区别，打倒满人而不打倒地主，他们受压迫的境地依然没有改变。
所以同盟会即便改组为了中华革命党，也依然没啥号召力。打倒满人换成了打倒北洋的口号，能够解决土地问题吗？能够解决无产阶级劳而无获，有产者不劳而获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现象吗？人民也不是傻子，满人倒台后老爷依旧是老爷的现象，就告诉了人民，革命党的口号很动听，但终究不过是一群新老爷想要取代旧老爷，他们对于人民的压迫秩序是不可能去打倒的。
这就和满清天天喊着要清理贪污腐败，换上来的不过是一波又一波贪官，所谓的清官，其本职工作也是维护满人对底层民众的掠夺，然后从中领取自己的一份报酬，这个清是对皇帝不是对人民的。所以封建王朝特别喜欢宣传清官，而劳动者也去膜拜清官就是傻逼了，帮助老虎吃人的豺狼没有先喂饱自己，而是让老虎吃饱了再吃自己的份额，这就是清官。
只有劳工党所选择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反对人压迫人的旧秩序面前始终如一，所以才能得到广大工农的拥护。虽然有一部分农民指责劳工党在分地之后又试图收回土地的所有权，是一种出尔反尔的行为，但这正是劳工党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理念的表现，不消灭私有制，而试图利用小农的支持来维持统治，这不就是地主阶级的复辟吗？
所以，党内的上层虽然有分歧和斗争，但是党内的普通党员和党外的群众却始终是支持党的根本理念的，这就使得那些试图用功劳来压制工农群众革命意愿的资深党员始终没法改变党的主要路线，而愤然退、党的所谓名人，在离开党组织后也迅速失去了其政治声誉。
现在令田均一感到选择困难的是，他面临的两个选择看起来都没有背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只不过群众支持的路线更为激进，而一部分党员干部主张的路线则稍显保守。
于是在陇海铁路被打通后，他就令在郑州主持政治工作的秦力山前往青岛和林信义会晤，就目前党内的两条路线询问更加明确的意见，此前林信义倒是回电表示过，不过这一次的回电非常的简单，即他服从于党的决定。
田均一也意识到，林信义或者是碍于自己日本人的身份，因此不便对沙基惨案发表意见，但他还是认为应当更加明确的了解林信义对这件事的完整想法，毕竟这件事也确实引发了日中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林信义的想法也能作为日本社民党的思想参考。
亚洲联盟不仅仅是林信义赋予厚望的亚洲民族解放联盟，同样也是劳工党所期望的亚洲无产阶级大联盟的初级联盟，在亚洲各民族独立事业的完成后，才有可能引导亚洲各地区进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而亚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是中国无产阶级政权正式确立的基础。
在第二国际于武汉召开了东方会议后，列宁、托洛茨基、欧洲社会主义者的多次辩论，极大的冲击了劳工党的思想理念，共产主义不再是一个虚幻的口号，而是稍稍露出了些轮廓。
田均一也是因此才明白，为何林信义极力主张邀请第二国际来武汉开会，虽然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此时把精力都放在了欧洲的社会主义建立上，对于欧洲之外的地区并不怎么关注，按照欧洲主流的社会主义者的看法，欧洲是世界的中心，只要欧洲建成了社会主义，那么全球也就会受到影响而转向社会主义。
对于欧洲之外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种论点其实依然保存了欧洲文明中心论和帝国主义扩张论的风格。林信义在私下吐槽时就说过，“托洛茨基和欧洲某些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国家当成了红色帝国，他们把社会主义当成了红色帝国的昭昭天命，试图如美国人驱逐印第安人那样，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驱逐出社会主义的边疆。”
也只有此时，田均一等人才理解为何林信义主张邀请列宁来武汉，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并不是个人的观点，而是欧洲社会主义研究上百年积累下的一个体系，只有熟悉这一体系的列宁才能游刃有余的在理论上压制对方，从而驳斥了那些自相矛盾的理论。
换成是任何一个欧洲地区外的社会主义者都无法迫使托洛茨基这样的人物承认错误，最终只能引发东西方无产阶级的对抗，而这种对抗显然对于无产阶级的联合是不利的。为什么无产阶级需要联合起来，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进化到了全球化时代，如果无产阶级不能联合，就会变成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对孤立的地区无产阶级的打压。
虽然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保留了不少帝国论和文明中心论的观念，但是有一点倒是他们没说错的，整个欧洲生产的社会财富占了世界的一半，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如果不能获得胜利，那么其他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更加不可能成功。
这一次工人国际的东方会议和欧洲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辩论，极大的开拓了东方社会主义者的视野，也令劳工党对于资本主义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说起来很可笑，虽然武汉劳工党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但大多数党员几乎不晓得何为资本主义，也不知何为社会主义，很多时候，基层党组织是在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对抗地主和小农的生产方式。
这种问题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以消灭私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变成了追求个人致富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很多基层党组织以致富为目标消灭小农和地主，却对消灭私有制不屑一顾，认为这是吃大锅饭，是在养懒汉。
而这一次的工人国际会议和大辩论，总算让一部分党员真正搞清楚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再把共产主义当成了一种说不清的理想，而只能高喊人民应当不必思考的跟着党走，因为党就代表着共产主义的方向。
田均一在社会主义的认识上要比其他人更为深刻，因为他最早和林信义见面时就听对方介绍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当时他还不能了解这种生产方式究竟有什么坏处。
但是经过了这些年的革命历程和这一次的欧洲社会主义者的辩论，他终于开始理解林信义为什么一直坚持亚洲无产阶级联合、世界无产阶级联合的主张，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趋势下，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联合，此次欧洲对抗，不过是各国资本主义试图用武力来解决竞争对手，而不是为了分割世界，这和上个世纪的殖民战争是不同的。
在这种资本主义联合的趋势下，试图建立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然后去对抗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显然是要遭到失败的，因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代表着，他们可以利用其他地区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来对抗局部地区的无产阶级政权，最后利用无产阶级的力量来打败无产阶级，这就和英国占领印度的殖民过程类似。
秦力山是11月27日抵达青岛的，此时李纯所部已经退向苏州、上海，陇海铁路和长江之间都被武汉所解放，此时的武汉军队已经有10个师，另外还有四个师在组建中，也就是说武汉已经正式进入了全面动员的状态。
按照目前的动员效率，那么在明年3月之前，武汉将会拥有一支20个师的武装力量，而这并不是武汉动员能力的极限。按照军事委员会的计算，武汉还能再动员10个师的补充兵，再多就要影响到社会生产秩序了。
以武汉动员后的军事力量，除非日本也进行全面动员，否则是不可能在大陆上压制住武汉的军事力量的。此时中国境内可以和北洋师相当的地方武力也就三个师，这个北洋师指的是
北洋六镇的标准，不是后扩充的治安师。
北洋六镇的标准，其火炮数量要达到54门，而事实上北洋自己扩充的师，有36门火炮就已经是合格，这里的火炮至少也得是日式火炮，不是拿前清的自制火炮充数。12门75毫米山炮，外购价17万两，这还是和平时期的价格，战时采购至少上浮50%，除了北洋和武汉，那个地方势力用的起？
北洋靠的是列强贷款，武汉靠的是自己生产，不过武汉对野战炮和山炮的生产数量也不多，倒是生产了大量廉价的迫击炮，虽然威力不及75山炮和野炮，但是胜在便宜可以压制那些只能用马克沁作为主要火力的部队。
这一次北洋军之所以输的这么快，就是因为在营团一级的火力上完全被南军压制，而师属火炮需要战线展开才用得上，于是北洋的炮兵部队几乎没有用武之地就被南军俘虏了，就算建立起了炮兵阵地，但是面对南军跟进的师属炮兵部队，北洋军也依然是处于挨打的局面。
所以，武汉方面才会担忧列强干涉而导致快速统一中国的机会丢失，因为列强不干涉的状态下，国内实无红军的对手。不要说战术和组织问题了，光是军备和经济实力上，武汉也完全压制了各方。
对于秦力山带来的问题，林信义也没有什么犹豫，他向秦力山表示道：“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实际上是要消灭国家之间的矛盾、民族之间的矛盾，最终消灭阶级矛盾。但是我们首先得承认，国家和民族是现实存在的，而非抽象虚无的概念。
我之所以向中央发电报表示服从中央的决议，并不是有什么不好说的，而是作为无产阶级的一员，我主张服从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
沙基惨案的本质就是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干涉，我们应当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但是要区分帝国主义和各国无产阶级的不同立场，不能把国家和民族视为一体化的存在，那么国家和民族的对立就会出现具体的对抗，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无产阶级也就会撕裂，并为本国、本民族的资本主义、地主阶级都对抗其他国家、民族的无产阶级。
欧洲现在的局势，正是欧洲无产阶级被国家、民族分割对立的结果，如果无产阶级不能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欧洲战争就不可能避免。沙基惨案，从本质上来说不过是欧洲对峙局面的重演。
无产阶级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认为团结无产阶级对抗帝国主义始终是唯一的正确方式。而我相信党是有能力做出这样的决断的，因此我服从于党的决议…”
本章完
第798章
秦力山听完了林信义的意见后提出了田均一所担心的二个问题，“田委员还有一个担忧，就是沙基惨案会不会是列强想要直接干涉中国的一种试探行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算做出暂时的退让，也只会刺激英法的野心。”
林信义对于这个问题思考了一会后说道：“按照我的看法，沙基惨案可能只是帝国主义的一种惯例，而不是什么国家主导的行为。不过，田委员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根据英国在全球殖民的过程表现来看，大多数殖民地战争，一开始都是下层军官的独走，然后被英国政府扩大化，而英国政府是否扩大战争的衡量标准就是，能否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较大的利益。
英国的海外驻军和外交官有着丰富的帝国主义传统，他们惯于通过武力威胁和外交欺诈来获取利益，从而为个人赢得财富和上升通道。所以，如果中国政府表现的软弱可欺，那么帝国主义必然是不会放弃扩大争端以获取利益的机会。
事实上，随着武汉工农兵政权从地区走向全国，也就意味着劳工党将会成为国家的执政党派，劳工党本身的无产阶级属性和国家机器所天然具备的阶级属性，将会强化党的力量，但同时也会分离党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
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和站在国家立场上，有时并非是一致性的。过去我们可以把问题抛给北洋团体，但是今后党将不得不和自己内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做斗争了。
就我个人来看，借助沙基惨案来明确党的阶级属性，和党执掌国家政权的首要目标，这并不是坏事。在得到人民的支持下，一切帝国主义不过是纸老虎罢了。只要正确的区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不要把国家拟人化，把帝国主义扩大到整个国家所属，那么中国无产阶级要对付的不过是各列强国家中的一部分统治阶级，而不是所有列强国家的联合体…”
秦力山认真的记录了林信义对帝国主义的表述，作为最早和林信义接触的劳工党党员，他一直都认为林信义在面对革命道路上的难题时，总是有办法的，而且还是行之有效的，他自然也是倾向于林信义给出的解决办法。
当然，林信义也不是仅仅只谈解决办法，他为秦力山分析道，“实际上当前欧洲对立的局势已经没有和解的可能性了，一场战争是解决欧洲两大阵营矛盾最好的办法，因为欧洲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世界消费市场的消费能力，旧的殖民体系已经很难维持当前的国际贸易体系。
德国资本虽然通过中国的工业化减少了和英法这些老牌殖民帝国的贸易冲突，但是德国的工业原料并不能自给自足，现在英法试图把德国的工业规模限制在规模之内，从而避免德国的工业力量破坏欧洲各国的力量平衡，这就令德国和难同英法握手言和。
同样的，美国资本也需要一场工业国的战争来消耗世界的工业产能，从而为美国的工业发展扫清对外贸易的障碍，因此美国人是不会去阻止欧洲的战争的。欧洲内部开战的欲望，外部又缺乏阻止战争的压力，那么这场战争就会必然爆发。
在这种情况下，英法实际上没有能力对远东采取较大规模的干涉行动，他们甚至都不能如之前的远东战争那样对日中进行资金上的支援，因为英法需要集中资源来对抗德国的战争风险。
因此，我们应当从德国人哪里获得支持，主要是一些科技和工业技术的转移，如果在和平时期德国人是不可能答应的，但在中国有可能同英法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德国现在应当会不计成本的鼓动中国去挑衅英法，从而推迟欧洲战争的爆发。
毕竟现在每推迟战争一天，都会让德国增强一份力量。当然，我们也可以着手在欧洲储备一部分军用物资，在战争爆发前出售给德国，以用来抵消德国对中国的投资…”
林信义和秦力山的交谈结果，很快就以电报的形式发回了武汉，田均一和政治局的委员们商议后，决定采取林信义的建议，一边向德国寻求支持，一边则就沙基惨案对各国展开交涉。
按照林信义的建议，劳工党向德国提出的技术转移，首要的就是合成氨技术。1909年德国物理学家和化工专家哈珀就在实验室中成功生产出了90克合成氨，令科学界大为震惊。但此时各国政府还没有意识到合成氨的重要性，只有化工巨头们试图垄断合成氨的技术。
在1913年9月，德国已经完成了合成氨的工业化生产，不过这个消息还是对外封锁的，因为德国军方终于意识到，战争一旦爆发，合成氨是德国生产炸药的保证，这一技术当然不能外扩。
劳工党对德国人提出合成氨技术，理由和德国军方的考虑差不多，全球炸药生产使用的原料都来自于南美的硝石矿，而智利的硝石产量几乎为英国资本所控制，这就意味着一旦和英法爆发战争，中国将没法获得进口硝石，所以在德国没有转移合成氨技术之前，中国没法下定决心对英法的挑衅做出还击。
德国军方对于劳工党提出的请求虽然感到为难，但并没有一口回绝，因为俄国已经开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了，俄国在欧洲地区的火车站台都开始了扩建，而这种扩建只代表着一种意思，就是俄国在提升部队的快速转移能力。
作为欧洲铁路建设最为发达的国家，德国人很清楚，扩建火车站台的目的就是为了军备，因为只有大军团的转移才需要加长站台。俄国人做着战争准备，然后在外交上谈什么俄德友好，这样的漂亮话真的能信吗？
为了避免奥匈帝国出现犹豫，德国军方开始鼓动奥匈帝国进一步控制巴尔干半岛，以避免俄国和英法合作，切断德国通往西亚的铁路交通线路。德国军方并不想和俄国展开消耗战，毕竟拿破仑战争中法国人已经证明了，试图征服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只会耗干自己最后一滴血。
德国军方希望遏制俄国发起战争的欲望，并在俄国发起进攻前先击败法国的主力。在德国人看来，这场协约国对德国的围剿，居于核心的其实是法国人，英国人虽然强大但和德国之间其实没啥说的上的仇恨，俄国人和德国人之间也就是一点贸易争端，真正的矛盾还是在于德国和法国之间，双方的冲突不仅仅在于历史仇恨，还在于谁才是欧洲的老大。
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工业竞争关系，哪怕法国被称之为高利贷帝国主义，但法国也依然比德国先进入了工业革命，只不过法国工业体系有着广大的北非殖民地支持，因此并没有德国工业的进取心，才会在普法战争中败给德国人。
而普法战争造成的一大恶果就是，法国人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两个重要的钢铁产地，使得德国西部工业区快速发展，超过了原普鲁士时代的东部工业区，这对于法国的工业发展来说是相当致命的。
德国不可能在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上和法国和解，也是因为这两地关系到了德国西部工业区的完整性，德国和法国之间的核心矛盾，就在于谁赢了谁就能能掌握西欧地区的工业中心。阿尔萨斯和洛林归于法国，那么法国东北部的工业区和该地的钢铁原料联合起来就能压倒德国的西部工业区，从而让法国在德国西部占据工业上的优势。
当然，德国和法国此时还没有意识到，钢铁时代即将结束，信息时代和石油时代就要来临了，因此双方所争夺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在价值上会不断下跌，反倒是中东地区的价值会不断上升。
正因为德国人还不清楚这一点，所以便认为德法矛盾无法妥协，那么在战争必然爆发的情况下，拉动中国加入这场战争，显然是有利于德国的。德国军方在考虑再三后，决定向劳工党出售合成氨工厂，但并不打算转移技术。
此时的合成氨工业化规模并不大，一套合成氨设备也就能够年产1000-1500吨，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国来说，这种技术确实是高端科技了，因为这代表着中国农业产量将会通过工业技术的发展引来新的增长点，而不再单纯的依赖开荒扩大面积增加产量了。
12月中旬，随着武汉军队进入苏州，浙江政府向武汉派出代表，表示服从新国会的命令，不再接受北京的命令。浙江在满清垮台后就一直倾向于革命，只不过浙江地区也还是存在着不少保守势力，所以该省一直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摇摆不定。
不过随着武汉军近乎全取江苏后，浙江的革命派终于占据了上风，凭借着大通学堂的关系，浙江的开明士绅再一次转向了革命派，以避免战火蔓延到省内。太平天国之后，人口大量减少的浙江地区就对省内开战没啥兴趣了，特别是杭州的商绅，坚决反对把杭州变成战场，谁强就支持谁统治杭州。
武汉的兵力出现在上海外围后，武汉政权在沙基惨案中的立场开始变得明确起来，首先劳工党认为沙基惨案的全部责任在列强而非游行群众，因此列强需要对惨案做出道歉，对死难群众进行赔偿，并要求收回沙面租界，并收回全部的治外法权和重新修约。
武汉政权建立之后，在自己的控制区内几乎废除了外国人的特权，但并没有在文字上加以确认，也就是说列强在华特权还是受到条约保护的，而北京是承认这一点的。民国成立后，袁世凯领导的国务会议进行的换约，几乎是全盘接收了满清和各国达成的协议。
而这一次，田均一等劳工党高层已经决定，不再接受列强和满清达成的不平等条约，并指出袁世凯代表的北洋团体在沙基惨案上的立场背叛了中国人民。
武汉劳工党在外交上的强硬，正令列强失去对中国问题的干涉能力，列强对中国的干涉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的武力威胁，一种就是外交干涉，前者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前用的最多，但是在八国联军撤离中国之后，列强就不大愿意使用直接的武力了，因为成本太大。
列强喜欢用武力干涉的前提，就和这一次的沙基惨案一样，拿着先进的武器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在这种绝对的武力优势下，只要极少的代价就能获得超出预期的收益，自然没有列强不喜欢武力干涉的。但八国联军入侵华北虽然获得了胜利，可是面对华北民众自发的抵抗下，联军没有获得预期的收益，自然也就不愿意搞什么武力干涉了。
正如林信义所评论的，这一次的沙基惨案并不是列强政府所主导的行动，而是列强驻外人员的一种习惯性，他们过去在殖民地从来都是惯于用这样的优势武力解决反抗问题的，自然没有去考虑之后中国人是否有能力报复的问题。
但是英法政府是很清楚的，他们现在没有能力在远东和中国开战，哪怕劳工党还没有成为中国的执政党，但是英法也没有这个力量在东方对抗能够组织起几十个师的劳工党，他们只能利用日本的武力进行威胁，然后谋求外交解决问题。
当然，英法政府想要的外交解决，不是向劳工党屈服，而是要求劳工党作为中国的新政权接受英法制定的远东秩序，那么他们就可以不追究中国人破坏条约冲撞租界的行为。
英法拉拢日本政府对武汉施以战争威胁，算是给北京打了一针鸡血，毕竟在北洋将领看来，列强在外交上和武汉的不妥协，必然会引发列强对中国内战的干涉，这是他们过去在满清不断经历过的历史，洋人可是从来不害怕威胁的，只会用武力来粉碎此种威胁。
但是，沙基惨案的爆发和北洋在立场上偏向列强的行为，激怒了北洋军中的一部分进步青年，行军到德州的第二十师官兵与12月20日宣布中立，不再接受北京命令和南军交战。二十师官兵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收回外国利权，反对列强干涉中国内政。
德州兵变进一步摧毁了北洋军和南军交战的信心，冯国璋很快就向北京发电，表示前线官兵请求停战，反对列强干涉，战争已经打不下去了，如果北洋试图和列强合作对抗南军，恐怕会酿成军队全面的混乱。
袁世凯当然不能放弃和列强的合作，和武汉方面的接触，劳工党提出的条件让他难以接受，劳工党要求他下野不说，还要对北洋进行全面的改组，这和投降有什么区别？所以列强就是北洋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不可能同意按照劳工党的要求谈和的。
袁世凯一边派人去说服二十师官兵取消兵变，一边调动第五师一部去平息20师的叛乱，但是第五师刚穿过黄河走到阳信就停下脚步，通电表示支持20师官兵的主张，退出内战。
虽然靳云鹏并不信任郑士琦，但是郑士琦在第五师官兵中有着极大的声望，在平息20师兵变这样的内部斗争中，郑士琦显然更能组织第五师官兵倒向20师兵变官兵，所以他还把自己的亲信张树元安排进了讨伐部队。
只是，在北洋军前线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张树元又怎么敢继续跳出来和不想打下去的官兵作对。20师之所以在德州发动兵变，也是不想南下参战，负责就不会行军到德州才宣布兵变了，第五师官兵同样对这场战争的胜利不抱希望，都觉得打下去不过是找死，还不如和20师一样退出战争宣布中立呢。
更何况靳云鹏担任第五师师长，有好处都是自己的亲信，他拿着军饷去放高利贷，到是让自家发财了，可是第五师的官兵享受到啥好处了？靳云鹏从穷苦小贩变成了家乡的大地主，他弟弟也当了军官，确实是出人头地了，可是这种出人头地是靠着喝兵血发家的，第五师官兵怎么肯为靳云鹏一家去死。
靳云鹏也不是特例，北洋师长拿着军饷放高利贷，然后拖欠军饷已经是习以为常，大家几乎都是这么发家的，就算是号称清廉的段祺瑞，名下也有北京的钱庄春华茂和天津的商号春芝茂，这些本钱一样出自军饷。
北洋军在战场上能打赢时，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但是既然战场上都打输了，就别指望下面的人给师长们卖命了。
本章完
第799章
在20师德州兵变后，段祺瑞也不敢继续撂摊子了，他很清楚真的按照武汉的要求，北洋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就不复存在了，因为武汉提出的要求就是从根本上掘了北洋团体所维护的军阀体制，也就意味着北洋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那些南方的民党还能拿民主和科学这类的政治口号和劳工党进行政治上的拉扯，可北洋是一个靠着军事力量维持的团体，失去了军事力量之后，还拿什么和劳工党讨价还价。为了北洋团体的生存，北洋上层终于难得的抛弃了分歧，而团结了起来，试图阻扰南军向北京进攻。
只是北京的北洋上层还能朝着前线部队喊话，要求他们发挥天亮，为了北洋团体的利益奋战到底，至少要在战场上挡住南军的进攻，方才好和武汉进行谈判。
袁世凯此时已经失去了南北分立的兴趣，他向武汉发电表示，自己愿意让出国务主席一职，但恳请保留北洋编制。袁世凯试图用大位引诱田均一和谈，然后保住北洋的地盘，如此北洋不至于被新政府扫地出门。
只是田均一对于袁世凯开出的条件毫无兴趣，先不说劳工党的目标不仅仅只是一个统一全国的名义，即便以功利来看，此时的北洋团体也无资格和武汉讨价还价，因为北洋不仅仅在军事上遭到了失败，在政治上也完全失去了国民的支持。
在北洋试图联合列强进攻武汉的那一刻开始，北洋团体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统战的价值，把自己变成了类似列强控制中国的附庸，正如光绪退位前的满清政府。战前武汉还能给北洋一个自我革新的机会，就是放弃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交出军队等待改造，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劳工党自然可以接受北洋的改过自新。
但是在北洋接受列强资助向武汉开战后，劳工党就不可能和北洋集团妥协了，因为妥协就意味着武汉需要承认北洋和列强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是劳工党所无法忍受的。总不能让武汉去还北洋用来发动内战的贷款本息吧？
更何况，已经全面动员起来的武汉军民，也不可能随意的中断当下的动员体制，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区别就在于，机器一旦开动起来，中断运行会带来极大的损失，而再次开动起来就要付出更多的资源，而农业社会则没有这样的苦恼，因为农业社会始终处于物资不足的状态，有多少资源就打多少人的仗，不打仗还能省下点资源。
武汉的动员体制已经接近于日本的水准，就武汉地区而言要比日本更加的高效，因为武汉地区已经完全的组织化了，城市内有劳工党、共青团、妇女会、少先队、工会、商会，乡下有合作社、民兵系统等，几乎每个人都被划入了一个或多个组织之中，党和工农兵委员会的命令可以迅速的传达到个人。
而日本此时还主要依赖警察和户长来控制社会基层，主要是对乡村的严密控制，从动员能力和效果来说，日本的征兵系统不如武汉地区的动员体制高效，毕竟日本的征兵系统只能保证军队能够获得补充人力，但是不能维持社会生产和战时物资的发放。
当然，武汉的动员体制问题在于不均衡性，远离了武汉这座工业城市，那么组织的力量就衰落了，毕竟这些组织都是依附于工业建立的，它们平日里的运行也是为了促使一个工业社会更好的运行起来。从整体上来看，日本的征兵系统毕竟已经覆盖全国，其平均效果还是要高于武汉治下的全部地区的。
不过北洋的募兵体系还停留在清末洋务运动的水平，应对小型战争是没有问题的，毕竟靠着小站练兵这种精英模式，还是能够训练出一支北洋军来的，但是打全面战争就不够资格了，北洋军终究还是地主阶级的武力，袁世凯既不能给他们灌输民族主义，也不能宣传阶级意识，保家卫国么，大清被北洋卖了，扩军后大部分士兵变成了无地农民，无家可保。
所以北洋军上下其实都很明白，他们这支武力就是为了出人头地，为了升官发财，如曹锟、靳云鹏这样靠着军功往上爬。这个军功当然不是和洋人交战，而是和革命党、农民武装打，为的就是保卫地主们的利益。
当北洋军面对装备落后的革命武装和农民武装时，自然能够表现的足够英勇，因为现代的军事教育和装备，给了他们以极大的勇气。但当北洋军面对俄军这种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军队就扛不住了，因为他们知道俄国的沙皇可以源源不断的动员军队来消灭他们，而他们若是战死了，还升什么官，发什么财？
现在北洋军遇到南军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和仅凭着革命理想作战的革命武装不同，武汉领导的红军也是一个有着工业体系作为支撑的军事集团，红军官兵很清楚自己为什么打仗，也知道消灭了北洋后能够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因此红军作战的主动性远比北洋军高得多。
而红军身后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补充，更是让前线的北洋军感到绝望，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感受着自己对面的南军数量在增加，而自己身后却总是没有补充，不仅仅是人力的补充，连物资供应都不充足。这个时候北京的北洋高层让在前线的北洋官兵激发天良和红军拼命，简直就是个笑话，当初南军逼迫满人退位时，袁世凯可也没激发出什么天良么。
于是，袁世凯、段祺瑞等将帅向前线北洋军下达的抵抗命令，反而更让前线的北洋军绝望了，因为他们觉得北京已经没有什么支援的力量可以派出了，所以才只能用电报让他们去和红军拼命。于是前线的北洋军开始出现了大量的逃兵和成建制的投降。
撤退到上海的第一军司令于1915年元旦通电下野，丢下了残军躲进了租界内。李纯下野也是迫不得已，因为英法政府在沙基惨案爆发后意识到了远东爆发直接冲突的风险再升高，而北洋在战场上的虚弱已经打乱了他们所期望的南北对峙局面，这就使得英法宣布对中国内战中立，不肯对北洋提供军事上的支持了。
上海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列强的支持，第一军残军压根守不住，且上海商民也不愿意北洋和红军在上海开战，哪怕那些买办商人支持北洋和红军开战，但也不会同意两军在自家门口开战，所以上海商民劝说李纯交出军队指挥权，他们愿意支付一笔钱给他出国考察。
列强不支持也就意味着第一军残部失去了补给，甚至连撤退到北方都没有指望了，日本海军拒绝为第一军撤退提供船只，而其他列强也不愿意在北洋身上继续投入，第一军在上海变成了无退路的孤军，李纯又不敢向武汉投降，因为在第一军南下时，他对平民的劫掠行为已经惹怒了武汉，所以最后他选择了拿钱下野。
李纯宣布下野，撤退到上海的七八千北洋军很快就向追击过来的武汉军队交出了武器，英法美等列强开始和武汉方面直接交涉，要求保护上海安全，不得侵犯租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