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阿托尼.科恩终于有些不满的回道：“克虏伯公司有数万工人等待着克虏伯先生的领导，对于你们来说这不过只是一桩生意，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克虏伯先生的问题却事关生死，而您却只关心自己的生意吗？”
虽然田均一认为赎回卢汉铁路一事绝不是什么单纯的生意，但是他也清楚德国人并不关心这点，他只能岔开话题说道：“假如它只是一个麻烦的话，那么我有一个朋友倒是解决麻烦的专家，假如您需要的话，我倒是可以向他请求帮助。”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鉴于克虏伯先生身上背负的问题，阿托尼.科恩承认自己根本找不到人商量，这个时候欧洲人更不适合讨论这个问题。他也是真的彷徨无主了，听到田均一的询问后，瞧了身边的翻译一眼后说道：“我能说英语，假如您能带来一个熟悉英语而又可靠的人，那么我倒是可以和你谈一谈…”
田均一第二天就把杨衢云带了过来，阿托尼.科恩和两人站在了花园内的凉亭内，在得到了两人的保密保证后，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克虏伯遇到的麻烦。
11月16日，林信义作为老生代表对新入学的新生进行了一次欢迎仪式。他当然不会再问新生们精神不精神的问题，而是简单的做了一个欢迎报告，随即说道：“…诸君进入兵学校，将会在这里学习、生活数年之久，在这期间你们会很难得离开这座小岛。
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小的社会，也是一座熔炉，你们将在这里接触到社会的一部分，也将会在这里被打造成另一个全新的你。这个你是怎么样的，取决于你们的内心是怎么想的。
我简单的总结了一下，从这里毕业出去的学生可以分为三种：为日本指挥军舰的人，为日本建设海军的人，为海军建设日本的人。作为一名老生，我真切的希望，你们能够成为后两者…”
林信义的欢迎致辞颇受新生欢迎，不过当他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海军研讨会获得了学生俱乐部的支配权力后，他也就有了一个自己的办公室，甚至还有了一门电话，这样东乡或者河原可以直接找到他，而不是再找什么中间人了。
他坐下还没有几分钟就接到了陆战学校打来的电话，听到邓玉麟希望能和自己见上一面，因为有一份电报要转交给自己，他只能庆幸现在还没有什么电话监控的概念，否则他们两人都得完蛋。
11月17日中午，林信义找了一个借口去了陆战学校一趟，相比起江田岛对于兵学校学员的严格控制，陆战学校的校规倒是放松的很，附近就有一个电报局，不过只能发国内。邓玉麟的电报是从东京转过来的，这倒是比之前劳工党只能和自己写信交流方便多了，信件也是需要通过木子中转的。
邓玉麟拿了一封电报交给了林信义，他是看的一头雾水，觉得在电话里讲不清楚，不得不请林信义亲自跑了一趟。不过对于林信义来说，这封电报倒是没什么难懂的，不就是有人惹上了丑闻被报纸抓住不放，所以想要应付舆论攻击么，这有什么难对付的。
他很快就拿出了三条意见，然后交给邓玉麟并问道：“你有发电报的钱吗？”
当天晚上田均一就收到了电报，他立刻就赶去了德租界。此时的克虏伯正陷于崩溃之中，因为远在中国的关系，他对于国内发生的情况都有些滞后。
事实上在十月份，就有人匿名寄了信件给他的妻子，信件中藏有几张关于他的肮脏照片。也就是因为他不在国内，所以妻子没法找他对质，但是他也感受到了风暴将要降临克虏伯家族的威胁。
从哪之后，上层社会就已经开始流传关于他在意大利干的那些事了，他虽然打了电报询问自己的智囊财务顾问豪克斯，但是对方劝说他不要轻举妄动，可同样也没能拿出解决办法来。
终于在11月15日，前进报第268期刊登了一篇长文，正式的公布了克虏伯的丑闻，并表示克虏伯只要还住在德国就得遵守刑法第175条，号召公共检察官办公室对克虏伯采取法律行动。
克虏伯听到这个消息差点没晕过去，他不得不寻求政府的帮助，试图回收前进报第268期。只是因为在中国的消息滞后，他直到11月17日晚上才正式向柏林请求控诉前进报诽谤，并请求政府帮助回收268期报纸。
只是就在他打算前往德国领事馆发电报的时候，田均一在门口拦住了他。弗兰茨·克虏伯神情麻木的向着田均一说道：“抱歉，我恐怕暂时没法分出精力处理中国的事务了，等我处理好了私事，我会再和你联系的。”
田均一看着他镇静的说道：“克虏伯先生，我正是来解决你的麻烦的，希望你能给我三分钟的时间。”
克虏伯吃惊的看了一眼自己的私人秘书，科恩先生不得不低下了头，他瞧了一眼大门外的煤气灯，终于叹了口气说道：“我只能在这里听你说上几句，我现在没什么兴趣听什么废话。”
田均一于是说道：“这是一场舆论战争，战争的胜负存在于民众的判断，而不是你的敌人能不能发出声音。所以，你最好不要动用权力去封对方的口，这在民众看来就是确有其事，那么你就输掉了这场战争。”
克虏伯吃惊的看了看田均一，下意识的捏紧了自己口袋中预备发出的电报底稿，他沉默了一阵后问道：“可是，人家都已经在报纸上向我宣战了，如果我不迎战的话，不也是等于承认了这件事吗？”
田均一看着他说道：“你也可以在报纸上进行回击。比如，在报纸声明：下个月回国之后，你就会向污蔑你的人提出控诉，并向民众做出解释。”
克虏伯看着他有些生气的说道：“这和现在控诉他们有什么区别？还让他们多造了一个月的谣言。”
田均一看着他摇头说道：“不，你下个月不会回国，而是再发表一张声明，表示有事情耽搁了你，所以你不得不下下个月再回国。在这样的拖延战中，民众很快就会失去耐心，从而让对方失去了民众的关注。
你再让法国和俄国的报纸伪造一些关于你的丑闻，用这些丑闻让民众对新闻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接着再证明一两件丑闻是虚假，然后就可以让民众以为，所有关于你的丑闻都是虚假的。接着再为民众寻找下一个大新闻，转移他们的视线，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克虏伯从口袋中拿出了自己的手，然后挺直了腰板对着田均一说道：“也许我们可以去房间里坐下慢慢说。”
克虏伯和田均一足足谈了将近3个小时，事实上只有前一个小时的内容是有效的，后面两个小时只是克虏伯的反复询问，田均一对他进行不断的安慰而已。
在谈话结束的时候，克虏伯突然向他问道：“假如对方手上有照片，我们该怎么办？”
田均一愕然的看着克虏伯，过了好一会才说道：“我可以再帮你问问。”
克虏伯想了想问道：“或者可以邀请他来这里和我见面，不，我可以直接去拜访他。”
田均一只能看着他搪塞道：“他现在正在国外，我也只能发电报和他联系。恐怕不适合你去拜访他。”
克虏伯只好遗憾的说道：“那么请尽快帮我问明白了，我需要在给柏林发电报之前，获得这个建议。”
田均一在18号下午就收到了回电，这一次林信义没再往陆战学校跑，只是在电报里说了一句。田均一也就把这句话直接转告给了克虏伯，“你可以投些资金在相片洗印上，研究一下合成相片的技术。”
克虏伯的焦虑顿时消失了大半，不过他又急切的向田均一询问道：“意大利政府手上有一些证词和证人，还有对我下达的驱逐令，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田均一这次倒是能回答的上了，他看着克虏伯说道：“意大利和德国难道不是盟友吗？当法国和俄国的报纸在攻击你的时候，意大利政府应当知道该怎么支持自己的盟友。我觉得，这件事上倒是可以发挥你的权力了…”
第123章 混乱的局势
辛丑条约签订后两宫回銮，但是清廷的威望已经大不如前了。慈禧在回京途中一度滞留在开封未动，担心各国政府在她回京之后要求她交出手中的权力，让光绪亲政。
直到北京那边传来了确定的消息，各国政府表示不再对光绪亲政一事进行干涉，而要求她尽快返回京城安定北方局面，慈禧这才又再次上路。这趟为期93天的回銮路程，一共花了1300余万两白银，其中开封滞留期间就花费了180万两，因此再一次激起了南方有识之士的嘲讽和激愤。
为了挽回人心，慈禧回京后并没有否定由主持中枢的荣禄和东南督抚一起推动的新政。虽然这一新政是她自己首肯的，但是慈禧并非真心想要推动新政，这一点从她下令派出留学监督前往日本严厉监管留日学生一事就能看的出来。
驻日公使在慈禧的要求下，对留日学生严加管束，并拒绝为一些自费学生担保，还叫了日本警察进入公使馆逮捕来抗议的学生，这显然是无视了中国外交使馆的涉外法权的政治事件。
在经过了庚子国耻之后，这一事件极大的挑动了留日学生的神经，被抓的留日学生选择了跳水自杀，驻日留学生全体联名上书外交部，控诉公使蔡均有辱国格，但是毫无回应。清政府的装聋作哑，使得进步学生进一步倒向了革命派，也令劳工党和兴中会的势力大涨。
但是慈禧和荣禄不仅没有对进步学生有半分退让的意思，还对留日学生的不识大体感到了愤怒。只不过当前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放在了她们的面前，所以才对留日学生的事情先放了一码。
对于慈禧和荣禄来说，当前最为重要的当然是两事，一是李鸿章、刘坤一的相继去世，使得国内势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张之洞所代表的清流势力，突然就显露了出来，而清流是明确支持光绪亲政的。
为了避免张之洞上书朝廷提出此事，荣禄不得不支持袁世凯从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变为实授，接任了李鸿章的淮系力量。而此前为了压制淮系，荣禄不仅把李鸿章赶出了北京，还把淮系整编为了武卫军系统，试图把这支汉人武力变为满人掌握的武力。
但是八国联军入侵时，袁世凯直接带着淮系骨干和东南督抚互保去了，冷眼旁观忠诚于大清的武卫军被联军围困消灭，只剩下了一群残兵败将。到了这个时候，除了袁世凯之外，北方已经没有力量能够压制住东南督抚了，因此李鸿章一去世，荣禄也只能让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因为袁世凯同样反对光绪亲政。
刘坤一的去世又进一步加剧了清廷内部的危机，因为张之洞有可能同湘系合流，从而真正成为东南督抚的代言人。因此在这个时候，北京采取的方针是尽量满足张之洞提出的新政要求，但严防张之洞和清流彻底合流，向朝廷提出光绪帝亲政的请求。
不过张之洞显然也担心和北京彻底决裂，始终没有逾越那个界限。张之洞自以为是顾全大局，但实际上却正在失去对于东南督抚的号召力，因为他不敢和朝廷决裂，那么大家为什么还要跟着你和朝廷做对？原本观望局势，迟迟不肯去南京接手两江总督的湘系大将，也开始蠢蠢欲动了起来。
张之洞向朝廷提出的赎回卢汉铁路一事，自然获得了朝廷的首肯。荣禄就觉得，让张之洞同俄国人闹一闹也好，这样也能分散其精力。另一方面，主持中枢的荣禄也有些承受不住俄国人的压力了。过去荣禄还有几分心气，那是因为他手中还有一只武卫军。
但是现在他能依靠的只有袁世凯的北洋军，但是他很清楚袁世凯是什么人，这个既然不能忠诚于光绪帝，那么就更加不可能忠诚于他。所以，假若俄国人真的要打入关内的话，那么他是不可能指望袁世凯出来忠贞报国的。
此时的荣禄大约能够理解李鸿章的心情了，看起来大权在握，可是这个大清到处都是洞，外有列强之威逼，内有一帮子各怀鬼胎的小团体。这个大清可不是能过一天算一天了，还弄什么满人专权的心思？
只是慈禧明显不这样想，被洋人赶出了京城一次后，这位太后更加不肯放松自己手上的权力了，生怕一放手就要被清算自己之前的罪行了。因此慈禧对于荣禄暗示，对于俄国人的要求能答应就答应下来，只要俄国人保证不侵犯关外的皇陵就好。
只是荣禄可不是李鸿章，他很清楚一件事，李鸿章卖国是有淮系为其撑腰的，而他卖国只会成为替罪羔羊而已。要是举国都说要杀他的头，难道慈禧还会为了自己的脑袋不要权力吗？
而且在对待俄国人的无理要求前，他还得面对英国、美国和日本的压力。这三个国家的外交官都向他表示，俄国不能占据满洲，一旦清政府接受，那么他们也将要求援引最惠国待遇，获得同等的要求。
因此，比慈禧稍稍开明一些的荣禄立刻意识到，俄国人占据了满洲不是结束，而是一连串麻烦事情的开始。既然大清挡不住俄国人的军队，难道还能挡住其他列强的军队？
在大清内部，对于俄国人的咄咄逼人，日本放出了联盟对抗俄国诱惑，事实上也是分为了不同意见的。袁世凯认为日本人野心极大，同日本人合作不会有什么好处，最后就会和拉俄对抗日本一样，想要拒绝一只狼，结果却把老虎引入了家里。
袁世凯对荣禄的建议就是，冷眼看日本和俄国争夺满洲，我自己谨守门户，练兵以自强，待其两败俱伤之时，或者可以趁机拿回满洲。
对于袁世凯的说辞，荣禄是不以为然的，你现在都不敢争，等人家决出胜负了，士气如虹的时候，你还敢趁虚而入？不过是多添些好处给胜利者罢了。
署理四川总督岑春煊认为应当联合日本以抗俄国，张之洞认为洋人不可信，但是拿不出办法来。对于荣禄来说，这可真是一个难过的冬天。不过随着日方越来越严厉的态度，为了防止日本转向俄国一起瓜分中国，荣禄不得不和日本人签署了一个在海南岛共建军港的协议。
这份协议里荣禄对中日同盟一事含糊其辞，只是表示中日双方应当共同尊重公海的自由航行权，并打击危害自由航行权的不法行为。荣禄以为日本人说的是南中国海的海盗，确实，在南中国海的海上是有那么一些危害商船的海盗分子的。
签署了这份协议后，日本人总算是消停了几日。而很快的比利时人和湖广方面的谈判立刻出现了波澜，一下把全国的视线给吸引了过去。之所以会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俄国人强势插手，拒绝湖广赎回卢汉铁路修筑权。
此时的俄国在满洲驻扎着大量军队，因此对于俄国在中国的任何一点利益都不想放手。法国人也附和了俄国人，原本应当作为正主的比利时人反倒成了看戏的。但是很快的德国人加入了进来，一开始德国人是以技术专家的形式加入的，指出了比利时公司在修筑铁路过程中存在的偷工减料现象，并要求比利时公司进行整改，而费用应当由比利时人自己承担。
对于德国人的加入，俄国人保持了一点点忍耐，没有再提出终止赎回谈判一事。但是对于德国人提出的各项整改意见，俄国人一个都不接受，认为各国有各自的建设标准，他们没必要接受德国人的标准。
事情发展到这里也算正常，在中国的列强为了争夺筑路权，谁没有和谁发生过争吵。大家为了彰显自己的势力范围，只要扯上一点边都要拿出来说事的。
只是12月底的时候，弗兰茨·克虏伯突然在中国的各大报纸上登了一个声明，大意是他没有料到法国人会如此卑劣，为了阻止克虏伯参与到中国的铁路建设，居然在国内的小报上捏造他的丑闻，试图让他离开中国返回欧洲去为自己辩解，但是克虏伯绝不屈服。
在声明的最后，弗兰茨·克虏伯声称：“阿尔萨斯和洛林是属于德国的，不仅今天是，直到世界末日也将是。因为德意志绝不可能向骗子的国度屈服。”
看到新闻时，在华的法国外交官是一脸懵逼的，他们虽然支持俄国，但是在谈判中并没有做出什么不当的举动，而且弗兰茨·克虏伯的丑闻和法国人并无关系，这是意大利人暴出来的。
不过在克虏伯的声明传回欧洲之后，法国外交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成功的被其最后一句话给激怒了，他并不关心克虏伯的性取向，在他看来德国皇帝身边都是一群鸡、奸者，所以德国人才需要刑法第175条来禁止同性恋。
但是，克虏伯对于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声明是他不能不做出回应的，假如他不做出回应的话，那么法国政府就会陷入一场信任危机，因为法国民众念念不忘的就是收回这两块地方。作为一个以民族主义者形象出现在国民面前的外交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当然不能对克虏伯的话无动于衷。
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向法国报纸发表了声明，认为克虏伯的声明就是一派胡言，毫无可信之处，这就是一个鸡、奸者的疯狂错乱之言。泰奥菲勒·德尔卡塞的言论成功的吸引了德皇威廉二世的注意，他向法国政府发电质问，克虏伯的声明究竟那一部分是法国人以为的疯狂错乱之言？法国政府是否打算否定德国对于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主权？
德法之间的关系陡然就紧张了起来，德国民众确实不再关心克虏伯的丑闻，他们现在需要关注的，是德国和法国之间会不会爆发战争了。
第124章 欧洲各国的对策
法国总理埃米尔·孔布虽然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但是他温和派，他认为法国内部的和解和改革要比和德国人打上一仗来的重要，而且法国也未必能赢。
此时的法国内部分裂之严重，远比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资本家的斗争要来的激烈的多。社会民主工党不过是在前进报上揭露了如克虏伯这些大资本家的丑闻，但至少他们还是拥护皇帝，承认自己是爱国派。
但是在法国，因为1894年德雷福斯事件的爆发，社会便分裂为了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两个阵营。民族主义右翼分子视左翼为卖国贼，在左翼拿出了确凿的证据证明此案纯属诬告后，还意图反对翻案甚至不惜有兵变推翻共和政府的想法。
前任总理瓦尔德克-卢梭因为支持重审德雷福斯案，激怒了右翼民族主义者，最终不得不辞职。而总统埃米尔·弗朗索瓦·卢贝虽然向军方做出了妥协，以赦免德雷福斯而结束了这一长期未决之事件，但是并没有让军方有所改悔。
外交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的发言是获得军方认同的，但是这种认同并不能改变法德之间的力量对比，在俄国深度陷入东方扩张的时候，法国根本没有能力单独对付德国。而德国的军方比他们的皇帝更倾向于发动一次战争，以彻底打消法国对于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野望。
这个时候军方的态度就比较暧昧了，军方一方面坚决反对政府就外长对克虏伯声明的发言进行澄清，认为这将使得德国彻底获得了阿尔萨斯及洛林的法理，但军方也同样反对和德国开战。
德雷福斯案虽然以总统的赦免而解决了问题，但是法国社会的分裂并没有就此愈合，左派依旧要求在法律上给德雷福斯一个公道，这个案子已经上升为政治事件，左派试图借此消灭军队和政府中的反、共和势力，而右派只能坚决反对，哪怕这是一个冤案。
这个时候要是军队再来一次失败，共和派估计能把守旧派彻底从法国政坛上扬了。对于军方的这种态度，埃米尔·孔布开始确信，法国军队确实需要一场变革了。1903年2月，莫里斯·贝托接替军方守旧派代表路易·安德烈成为战争部长，不过随着莫里斯·贝托的上台，也就意味着法国政府打算向德国做出一定的退让了，因为军队改革是需要时间的。
三月份，法国外长泰奥菲尔·德尔卡塞宣布辞职，孔布任命温和派法国财长莫里斯·鲁维埃兼任外长，开始修复同柏林的关系。
此时的德国也正在为要不要借机发动一场德法战争而争论不下，克虏伯事件完全是一个突发性的意外，德国同样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一个战争借口出现在1902-1903年。
德国总参谋长施利芬认为这是一个良机，德国应当趁着这个机会对法国开战，从而一劳永逸的解决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但是他也同样向皇帝承认，自己所主导的德国军备替换计划和军官培训计划才开了个头，并没有切实的完成它。
但施利芬还是认为，现在正是他主张的德国未来战争最好的发动时机。早在老毛奇还在世的时候，德国就有了一个以武力对抗法俄同盟的想法，施利芬完善了它。而当前俄国陷入远东扩张的时候，也正是单独对法开战的良机。
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威廉二世在武力征服法国和借此重建德俄同盟的计划中犹豫不决了。在俄国把目光转向远东之后，德国和俄国之间的冲突可能性就不断变小了。威廉二世对于大陆同盟的念头一直没有断绝，因为他始终认为英国人不可能坐视德国征服法国。
而他向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去电询问，对方也明确表示法俄同盟依然是有效的，这就意味着德国并不能单独和法国进行一场作战。英国方面同样对于法德之间的矛盾激化表示了密切的关注，并劝说德国不应当为了这样一件小事和法国开战。
英国之所以没有置身事外，是因为英国压根不想看到德国在欧洲为所欲为。英国人比德国人看的更清楚，尼古拉二世完全是在装模作样，俄国内部主张在远东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一起对抗日本的财政大臣维特已经失势，主张在远东建立黄俄罗斯的沙皇心腹贝佐布拉佐夫开始主导俄国政治。
因此在这个时候，俄国人除了嘴上支持法国之外，根本不可能真的出兵，那样的话就会形成德奥日中四国对抗法俄同盟的局面，俄国不仅将失去满洲，连贝加尔湖以东都保不住。也许中国人还会犹豫不仅，但是日本人肯定会抓住这个机会的。
对于英国来说，这样一场大战是超出了英国控制的，因为英国既不能站在德国这边把法俄彻底打死，也不能站在法俄一边扩大战争规模，英国还没有从布尔战争的影响中走出来，这个时候再加入到一场大陆混战中去，那么英国人自己也不清楚战后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了。
最让英国人感到烦心的是，原本应当和德国人势不两立的中国人，此时却突然和德国人走的近了。严格来说，英德在中国的发展是采取合作方式的，在1900年之前英国承认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德国承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
但是在义和团事件之后，德国开始否认这一说法，即德国依旧认为自己在山东独享权益，但反对英国在长江流域占有独享权益。假如这只是德国单方面的声明，那么英国自然可以和德国人慢慢打嘴仗，反正德国想要在长江流域立足，也要一二十年之后。
不过现在湖广方面向德国的接近，使得德国在长江中部的武汉地区获得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机会。在一年之内，德国的汉口的侨民从200人增长到了2000人，且大多为工程师和商人，并不是什么传教士。
这一年之内，湖北的发展，特别是武汉地区的发展也是相当惊人的。按照英国驻汉口的领事馆及汉口海关的调查，武汉去年的进出口总额突破了1.3亿两，足足比往年增长了3000万两，且进口的商品种类也有了极大的调整，机器类的数量占据了第二位，几乎和棉布棉纱的进口额持平了。
进口商品的国家中主要是德国和英国的份额再上升，日本近乎持平，美国反而下降了25%。这样的变化让英国人喜忧参半，他们确实打击了自己最大的对手美国制造业，但是却让德国人占了一个大便宜。
而湖广推动的新政并不只注重政治和军事上的变革，甚至也不只注重于商业上的发展，这一次中国人似乎是学聪明了，他们把大量的资金花费在了基础建设上，即交通、水利、农田改造、码头建设和城市建设上。
过去这一年里湖北基础建设上的投资高达4161万两，往年估计连200万两都不会有，而其中一半资金是投入在了武汉三镇和大冶、萍乡、株洲等地。这种对于基础建设的大量投入，正在快速的提高武汉作为中国中部商业物流中心城市的地位，光是一个新码头的建设，就让汉冶萍公司的运费下降了近四分之一。
而在去年这一年之中，湖北还成立超过三十家近代工业企业，涉及到城市建设的工业企业最多，从水泥厂、砖瓦厂、电厂、自来水厂到电车公司、电气公司，大多数都是中国人第一次涉足的行业。而这些工业企业的背后，则站着德国的工业界和金融界的身影。
湖北和山东虽然都是中国的身份，但是给人的印象却成了截然不同的对比。山东民众拼命的同德国人争夺属于本地的利权，而湖北这边则拼命的想要把自己整合成为德国在海外的一个工业基地。
面对这样一个思想完全南辕北辙的中国，英国人也有些头疼了，虽然英国人追求的是一个弱中央强地方的中国，从而为各国势力进入中国打开窗口，但是英国并不支持中国地方势力彻底成为某个列强的真正附庸，从而为某个列强入侵中国建立一块跳板。
按照英国驻华领事馆和英国海关职员的看法，中国的人力远比欧美廉价的多，但是中国的人力却没法被使用起来，因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太烂，在中国投资办厂最终成本还是会高于在欧美制造然后运到中国的成本，这点从汉阳铁厂的生铁成本居高不下就能得到证明。
但是湖北现在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基础建设上，又在教育上不遗余力的投资，去年湖北地区的新式教育投入是1000万两，比湖北新军的投入足足高了五倍。这些在华英国人因此得出一个结论，不消三年，武汉就会超过上海，成为中国第一的工业城市，因为上海并没有这样有组织的吸纳周边地区资源的能力，上海的建设完全取决于周边江浙地区的自行变革和自发的对上海经济进行对接。
英国政府在讨论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当前英国需要的不是阻止德国在中国的势力扩张，而是要阻止中国向德国的靠拢，特别是湖广总督府这种一边倒的向德国靠拢。
英国外交部官员认为，促成中国和日本的对俄同盟，是打断中德接近的最佳办法，因为德国所占据的山东地区，正是日本想要在中国获得的势力范围之一。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一旦为日本所掌握，那么日本立刻就变成了东亚大陆的控制者，这也是符合日本这样一个岛国的海权控制理念的。
因此，在法德爆发战争危机的时候，英国开始促成日中同盟，以解决日英同盟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英国人也看出来了，日本人之所以不肯缔结日英同盟，就是对单独对抗俄国没有把握，那么日中同盟可以解决日本的后顾之忧，从而扫清日英同盟的障碍。
第125章 前进
对于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也许并没有感受到欧洲这种紧张的濒临交战前的气氛，甚至有些人都不了解欧洲发生了什么。但是对于田均一等劳动党成员来说，他们身边的克虏伯先生正是最好的消息来源，作为当事的克虏伯对于欧洲的事务自然是相当上心的。
也因此田均一也获得了一些报纸上都没有刊登出来的消息，比如德国军方和皇帝之间对于是否发动战争的分歧等等。意识到卢汉铁路的赎回问题已经不再是中国和俄国之间的问题，反而变成了德国和法国之间的问题，田均一反而开始冷静了下来，试图在谈判中尽可能的降低比利时人的要价了。
作为被俄国和法国推到前台的比利时人，自然是不愿意卷入到法德矛盾中去的，一直试图在两个邻国之间保持中立的比利时人，这一次已经觉得麻烦大了。事实上在法国外交部长回应了克虏伯声明之后，法国驻华外交官在卢汉铁路问题上和海南岛军港的修建问题上，都打算做出退让了。
而俄国人面对这一局势的变化，一时也表示的有些不知所措。贝佐布拉佐夫集团虽然打败温和派维特集团，获得了主导远东政策的权力。贝佐布拉佐夫集团的设想是，凭借着此前他们从朝鲜获得的授权，在鸭绿江上建起一家伐木公司。
根据这份协议，俄国完全可以在鸭绿江边设立一道防线，把朝鲜和满洲分隔开来，从而建立黄色俄罗斯。贝佐布拉佐夫集团的看法是，日本不可能在欧洲没有战事的情况下发起对俄国的挑战。
按俄国上层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满洲命运的解决必须取决于欧洲战场的胜利。我们准备好了遭受最坏情况—日本在大规模的欧洲战争爆发之时向我们宣战。
在当时的情况下，主战场乃是临近西方的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区域，所有为了取得第二战场优势而对我们在决定性地点力量的削弱都是错误的。
在亚洲的胜利并不能补偿在欧洲的失利；与此相反，欧洲战争胜利之后我们在柏林和维也纳签订的条约则是完全清除日本在满洲战绩的开端。”
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法国和德国将要陷入战争了，也就是说俄国人最担心的情况突然发生了，这个时候继续对中日表示强硬，显然是不大适合的。
俄国人于是陷入了一个矛盾，到底是向日本退让一步，还是向中国退让一步，从而先降低远东战争的风险。最终贝佐布拉佐夫集团选择了向中国退让，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并没有阻止他们反悔的能力。只要等欧洲的战争风波过去了，那么他们就可以继续执行黄俄罗斯计划。
尼古拉二世同意了贝佐布拉佐夫的建议，决定在卢汉铁路赎回一事上做出让步，从而进一步巩固俄国在满洲的统治力量。
而田均一并没有过于在意这些外交上的动向，他进一步对湖广地区的进步力量进行了整合。1902年湖广总督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基础建设，进一步加强了经济改革和城市发展委员会同东南保护会议之间的紧密联系，因为在田均一的建议下，地方水利、道路建设转到了东南保护会议在地方上的分部手上。
也就是说，通过了这种资源上的调配，东南保护会议就成为了一个地方上的自治组织，而不再是一个喊口号的政治俱乐部。兴修水利对于湖北这样的水患频发地区来说，本就是政府、士绅的责任，因为没有他们的领导，光靠百姓自己可建立不起防御洪水的堤坝。
只不过随着中央财政支出的不断增加，政府对于地方上的水利投资不断减少，也就使得地方上的士绅势力开始抬头。加入东南保护会议的湖北士绅，几乎都是当地兴修水利的带头人。这就是使得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力越来越大。
田均一在党内开会时是这样主张的，“不管是建设还是革命，我们都需要有个组织。假如说衙门加上地方士绅的会议就是清政府统治中国的组织，那么我们的革命目标就是打倒清政府在地方上的组织，然后建立劳工党治理地方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