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春山居
张之洞沉默片刻后说道：“臣若是有法子，就不会回去待罪，而是先来向太后请罪了。此人若是没有这样的把握，又怎么会主张召开国会以制宪法？但凡他心里对朝廷还有一丝畏惧，此刻也该号召天下起兵推翻朝廷，摆出和朝廷势不两立的局势，让下面的人再无其他选择才是。现在他只要求召开国会，却不主张推翻朝廷，这就说明，他已经和下面达成了一致，臣就算回去湖北，也难以迫使下面改弦易撤了…”
第242章 变化
东暖阁的军机会议终于散了，虽然湖广方面要求开国会、没收李鸿章家族的财产、和英抗俄的要求已经严重的打了朝廷的脸面，但让慈禧耿耿于怀的却不是这些，而是湖广方面要求给光绪检查身体，并表示如果光绪帝死在她前面一定是非正常死亡。
虽然湖广方面没有明说光绪帝非正常死亡会导致什么后果，但是对于慈禧来说这一要求和要求她下台也没什么分别了，这意味着她死后已经很难再保持自己的身后之名了，对于一个掌握了这个国家至高权力四十余年的统治者来说，这简直是难以忍受的挑衅。
在军机会议上慈禧虽然保持了克制，要求张之洞、袁世凯联合列强向武汉施压，试图在军事和外交压力下迫使武汉自己主动放弃这些冒犯朝廷的举动。但是在会议结束后，她还是留下了庆亲王单独说了一会话，大致的意思是，自己今年已经七十了，再忍忍也就到点了，无论如何她也不希望再出现一次西奔。
庆亲王也明了了慈禧的真实心意，老佛爷现在和谁都不想打，不管是外面的俄国人、英国人，或是武汉的逆贼，老佛爷现在就想着安安稳稳的过完余下的日子。简单的说，庚子一役确实把老佛爷的那股心气给打没了，她绝不想再来一次逃亡之旅。
不过当清政府向列强求援时，此时的列强之间却也出现了极大的裂痕。俄国人不介意帮助清政府，但要求清政府先签署了割让满洲和外蒙的条约，英、日、美三国则坚决反对清政府和俄国做出妥协。德国人对清政府的建议是和平解决，不要让其他列强插手湖北事务，因德国在湖北有着重大利益。
美国对清政府的建议也是和平解决，但主张在列强的主持下进行南北和谈。日本依然处于一种外交不确定之中，这种不确定来自于日本内部的分裂，一部分日本政客认为应当支持清政府，一部分日本政客则主张支持武汉的革命政府，日本人认定这是一次革命而非兵变。
英国人的态度很是奇怪，他们把矛头指向了德国人，认为这次武汉兵变是德国人在背后操纵，意图把湖北变为德国的势力范围，这显然已经破坏了英德扬子江协定，因此英国人对德国人开始施压，要求德国放弃独占湖北利益的企图。
德国人这个时候才发觉，虽然英国的陆军不怎么样，但是英国海军确实有能力将德国在亚洲的势力一一清除。比如德国虽然可以在山东逼迫中国人做出让步，但是当英国军舰出现在青岛外海之后，青岛的德国人就成为了一座监狱里的囚犯，他们既不能指望本土派出军舰来解救自己，也不能指望本地的中国人帮助他们。
倒是在武汉地区，英国军舰试图控制武汉长江段的企图激怒了新成立的湖广工农兵委员会，在交涉无法让英国人的军舰退出武汉长江段后，工农兵委员会开始谋求更加强硬的方式和英国进行对抗了，这倒是极大的减轻了英国人对德国人的压力。
12月15日，湖广工农兵委员会成立后的第十一日，湖北十府六十六州县一散厅中，有三十六州县宣布服从工农兵委员会，剩下的州县虽然在观望中但也没人跳出来要为朝廷讨逆，朝廷在湖北只剩下了一个据点就是荆州满城。
此时的荆州将军是蒙古镶黄旗人清锐，光绪九年癸未科翻译进士，到任还不到一个月。左翼副都统是隆斌，这位更倒霉，他就是武汉发生兵变那天上任的。右翼副都统是德禄，虽然在荆州待了十几年但多病，几乎不怎么理事。
不过幸好，前荆州都统、护理荆州将军瑞兴还没有离开荆州，这位满洲正黄旗，祖上为雍正帝生母孝恭仁皇后兄弟，可谓是根正苗红的八旗贵胄，武汉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荆州满人自然都指望着瑞兴来做主了。
出生于1839年的瑞兴虽然已经是个老头子了，但有一项爱好倒是始终没能放下，就是喜欢养猫养狗，在他家中，爱犬比小妾还有地位。除了喜爱小动物之外，他另一项爱好就是抽大烟。
听到武汉传来兵变的消息，瑞兴只恨自己没能早点走，至于荆州满人要求他留下来做主，他是死活不愿意的。事实上他一直都在打听洋人的客船，试图坐洋人的客船离开这个危险之地。
瑞兴虽然平日里不关心什么军务，但到底也是经历过太平天国时期的人物，对于军事并不是一无所知。至少他很清楚一件事，荆州的存在价值就是，当汉人在湖北造反的时候，荆州就是朝廷安插在湖北的一颗钉子，使得汉人不能向外扩展，一定要先夺了荆州才能控制江汉平原，使武汉有一个后方基地。
所以国初汉人几次造反都不成功，就是因为朝廷每次都死守住了荆州城。但是，今日的大清国早就不是过去的大清国了，荆州满城里的八旗子弟是什么德行他又不是不知道，指望这些人守住荆州城，就和他戒了大烟一样困难。更何况，就算他们侥幸守住了荆州城，朝廷有兵来救吗？
只是瑞兴想要脱身而去，清锐等人又怎么会如他的愿，这几位八旗将领鼓动城中满人把瑞兴家团团围住，根本不让他有机会带着家小去码头。瑞兴被逼无奈只能留下，但他死活不肯发兵去救什么武昌，甚至都不愿意派人去同四川总督求援。
瑞兴在这件事上倒是看的很明白，他对着几位八旗将领直白说道：“汉人起来造反，锡良和成都将军能自保就够呛，还指望他们来救我们？我看，不要把叛乱引入四川就不错了。
至于救武昌，我们拿什么去救？荆州城里有点志气的八旗子弟不早就去武昌当兵去了？剩下的人不要说放枪放炮，连骑马射箭都很少有人会了。我还指望着京城派人来救咱们呢…”
瑞兴的主张就是服从总督端方的命令，和工农兵委员会讲和。一开始荆州城内的满人还有些反对的声音，但是随着宜昌的驻军向荆州移动，这显然不是来保卫满人的，反对和工农兵委员会讲和的声音顿时就少去了，荆州满人在本地可没少祸害汉人，他们自然也清楚周边的汉人对他们是个什么观感。
瑞兴的主张终于得到了荆州满人的支持，平日里和汉人关系不错的瑞兴，立刻找了相熟的汉人前往劝说宜昌驻军停止向荆州进攻，一边则同武汉方面联系，表示愿意服从武汉方面的命令。荆州满城的投降，进一步摧毁了那些对朝廷还有信心的地方官员的信念，这些人不是倒向武汉，就是挂冠而去，跑回家去观望天下形势了。
而在荆州满人投降的时候，汉口也召开了第一次湖广工农兵代表大会，与会人员约400余人，其中四分之三的代表来自武昌、汉阳两府一十五州县，工人和军队的代表大约占了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左右，剩下的则是商人、乡绅、教育人士及农民代表。
虽然农民人口占据了湖北全省八成，但是在代表中却只占了一成左右，而这一成的代表也很难说是纯粹的农民，大多是乡下的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兼职工人的农民。因此时的农民几乎都是乡绅的支持者，他们虽然在经济上痛恨乡绅对自己的压迫，可在政治上却又选择了支持乡绅。
这种情况使得劳工党不得不压缩农民代表的比例，并剔除了那些完全被乡绅所支配的农民作为代表人选。虽然时间仓促，挑选代表的方式也不是那么的民主，但是在1904年12月15日下午，工农兵委员会还是成功的把湖广地区工农兵代表大会给开起来了。
这一大会的召开，也就意味着工农兵委员会真正的拥有了支配湖广地区的法理，而不再是一支叛乱的武装力量。不过对于劳工党来说，召开大会只是一个开始，他们所面临的内外局势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的乐观。
在英国人的武力威胁下，德国人表现出了退缩，这也算是让劳工党的委员们看清了帝国主义的虚弱本质，不管这些列强如何在语言上夸大自己的力量，可一旦真正面临战争的风险，他们就会开始谨慎从事了，英国人也确实不是什么纸老虎。
除了列强在外部的压迫，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内部也同样出现了矛盾。虽然湖广的乡绅大多认为工农兵代表大会殊为可笑，不是什么正经的议会，因为它没有得到朝廷的承认。但是在代表大会召开后，这些乡绅的代表却开始同劳工党争夺对于代表大会乃至工农兵委员会的控制权了。
能够参加代表大会的乡绅，平日里都是以开明士绅的形象闻名的，因此自然获得不少地方民众的好感，也得到了这些地方民众代表的支持。以至于大会召开之后，这些士绅代表的号召力反而隐隐超过了劳工党，此时的劳工党也就是靠着唐才常、田均一几人撑场面，因他们过去也算是地方上的名人。
面对这一局面，劳工党内部也出现了争论，一部分委员认为，召开代表大会是为了让劳工党正名，而不是让这些士绅出来摘桃子的。另一部分委员则认为，当前士绅在群众中影响颇大，应当和这些士绅合作以使劳工党加快控制地方，否则等朝廷调兵或和洋人达成协议一起攻我，那么湖北就很难抵挡住朝廷的进攻了。还有一部分委员则属于中间派，他们希望能够调和两派的主张，大家继续保持团结。
第243章 立场
田均一听完了各位委员的发言之后，起身问了众人一个问题：“各位同志以为，究竟是我劳工党在保卫工农，还是工农在保卫我们劳工党？”
主张军事优先的唐才常和主张外交为先的秦力山顿时不说话了，其他委员也都没了声音，田均一这才接着往下说道：“列强也好，士绅也好，只要他们愿意站在朝廷那边，难道还怕朝廷不给他们好处吗？他们只所以对我们讨价还价，是因为他们可以待价而沽，不是他们只能和我们进行交易。
朝廷真正没法收买的，只有工农，因为朝廷本就是拿着工农的利益去收买地主和列强，又怎么可能为了工农的利益去得罪地主和列强呢？
你们觉得站在工农这边会得罪地主和列强，最终给党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困难。可是党的事业不就是为工农谋幸福吗？假如我们寻求和地主、列强妥协，那么还有什么党的事业可言？假如我们不站在工农的立场上争取他们的利益，那么工农为什么还有提着脑袋支持我们，保卫我们？
八小时工作制确实损害了资本家的利益，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改革也得罪了地主，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更是让列强难以容忍我们。但是，同志们，假如不是因为这些事情别人不能做，工农群众又怎么会指望我们来做？”
在田均一的质疑下，并无人起身反驳，作为本次起义的主要组织者，田均一也获得了大家更多的尊重，真正的承认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在本次革命之前，唐才常的声望其实在党内要更高一些，毕竟唐才常在加入劳工党之前就已经是三湘名人了。
只是大家也不得不承认，就组织能力上和革命理论上，终究还是田均一更强一些，要知道上一次唐才常差点就把大家给带进坑里去了，在座的湖北省委不少就是自立军的头脑，要不是田均一提前进行了警告，大部分人就要被梁鼎芬一网成擒了。
而此次在田均一的策划下，却成功的把湖北新军和工农兵委员会掌握在了劳工党的手里，连铁良、端方、梁鼎芬都被他们给抓了。两相比较之下，大家自然更加相信田均一的领导能力。
见众人默不作声，田均一便接着说道：“士兵代表们要求废除军中的肉刑和侮辱人的制度，实现官兵平等，大家都很支持。为什么？
因为士兵手中有枪么，要是不让士兵们满意，他们肯定不会跟着我们造朝廷的反。由此可见，大家不是不清楚力量对于党的事业的重要性，你们只是不承认工人、农民有着和士兵一样的力量。
可我要说，这些想法是错误的，也是极端危险的。林枫同志说过，革命需要武装力量，因此军队工作是革命的首要工作，没有革命的武装就不可能有革命的政权。
但是，军队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它不能单独存在，假如我们把军队视为革命的唯一支柱，那么革命就会被单纯的军事观点所支配，最终会出现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窃取革命的成果。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没必要再重复一遍失败的道路。
要想使军队始终保持革命性，就必须和工农阶级建立起密不可分的联系。军队应当明了自己为哪个阶级的利益而战，自己归属于哪个阶级，假如军队不能明白这一点，那么这支军队就不可能为了工农阶级的利益去牺牲。
所以，我们必须要站在工农的立场上，毫不迟疑的维护他们的利益，只有当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工人和农民才会围绕到我们身边来，成为我们最可靠的同志。”
秦力山忍不住出声说道：“可现在的情况，实施八小时工作制度，将会让我们难以获得足够的物资供应给市面，在大批的工人被动员起来之后，工厂的劳动力已经出现缺口，再减少工时的话，许多工厂的生产任务都会难以完成。而且，我们现在不正在为建立一个工农阶级的国家而奋斗吗？工人阶级应当能够理解这一点才对。”
田均一却摇着头反驳道：“不，假如革命前和革命后，工人阶级依旧还是干着12小时的工作，拿着和以前一样的工资，却还要提着脑袋和我们同朝廷、列强进行对抗，你觉得他们还会觉得革命是有为了解放自己吗？”
秦力山一时也说不出话来了，田均一则接着说道：“我们必须要让工人、农民、士兵感受到自身的解放，然后再劝说他们去保卫自己获得的解放，而不是去告诉他们，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会得到解放的。那样的话，我们和那些神父有什么区别？神父说，信主的人死后可以上天堂。我们说，革命后什么都有了。
谎言也许可以欺骗一时，但绝不会让工农群众永远受欺骗。假如工农群众把我们当成了骗子，那么到时我们说什么美好的未来都不会管用了。要想让工农群众信任我们，就得给他们想要的，现在就得给，不能靠许诺来哄骗他们。
你们说，那些农民都相信士绅不相信我们，可是那些士绅真的给过农民什么吗？他们哪一次不是许下虚伪的谎言？假如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只会对着农民说大话，那么我敢说，我们肯定竞争不过那些士绅，因为他们毕竟还要耕作士绅们的土地，就算受骗也情愿被士绅地主们骗，而不是被我们骗…”
秦力山摊开双手道：“那么生产任务怎么办？我们需要钢铁和枪炮，要是没人上班，这些物资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田均一丝毫没有迟疑的回答道：“请求工人同志为了工人阶级的未来加班。这不是命令，是请求。工会应当切实的把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告诉工人同志，然后请求工人同志帮助我们。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革命，也不是一个党派的革命，而是一整个阶级的革命行动。这就是党应该做的工作…”
这样的回答让在座的委员为之动容，虽然还有一些委员怀疑工人们是否有这样的觉悟，但是几位工人委员却兴奋的起身为田均一鼓起了掌来，他们表示一定会把田均一的话语传递给工人同志，他们也相信工人们会接受这个建议。在命令下工作12小时，和为了自己未来去工作，工人们的心情肯定是不同的。
田均一的主张获得了委员们的一致支持，劳工党于是在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代表工人和农民利益的提案，主要内容是保证八小时工作制，保证工人在工厂上班的基本安全及最低工资制，主张对佃农实施二五减租，并限制高利贷。
此前在代表大会上还高谈阔论，大谈君主立宪好处的士绅代表们，这些开明士绅把君主立宪当成了解决大清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认为英国和日本都是走的君主立宪的道路才富强了起来，因此大清想要脱离亡国危机，就要走君主立宪的道路。
只是，这些所谓的开明士绅虽然向往君主立宪，但实际上对于何谓宪法一无所知，真正的立宪派中坚人物，现在还在国外留学学习之中，因此这些士绅所主张的君主立宪大多出于自己的臆断，不过用来哄骗那些农民和没什么文化的市民倒是足够了。
劳工党代表之前和士绅代表在大会上争论，争论了半天也得不出什么好的结果，因为下面的代表和围观的市民根本听不懂，他们只看谁的名声大就支持谁。但是等劳工党提出了实际的关系到工农利益的议案后，情况就有所转变了。
劳工党的代表根本不需要对议案讲解什么，代表们和市民们都听得懂内容，反倒是一直高谈阔论的士绅代表们开始支支吾吾，难以对劳工党代表提出的议案做出什么回应了。这些代表们可以理解工农无法理解的君主立宪，但却理解不了何谓八小时工作制和二五减租。
于是在汉口公园的会场上，士绅代表们开始不断的回避劳工党代表的质疑，虽然他们也试图进行反击，比如质问劳工党是否是要劫掠富民的财产，不过劳工党的回答却是，“耕者有其田是圣人所主张的理想，我们认为使劳动者获得自己创造的大部分财富，虽然还不能叫耕者有其田，但至少也是往这条路上前进，不知贵代表是否认为，富民依靠土地剥削贫民是正确的？”
由于劳工党的价值观并不回避剥夺地主土地的主张，反倒是让士绅代表们哑口无言了，毕竟他们的价值观念里，剥夺地主的土地就是世间最最可恶的罪行，是要被“社会主流”所唾弃的。只不过眼下武汉的社会主流并不是士绅，而是工人和市民。
工农兵委员会的成立，使得工人和普通人的声音可以为大众所听见了，过去主导社会舆论的士绅地主自然也就再难以蒙蔽群众视听了。再这样的实际利益的争论中，开明士绅们的伪善面具被一件件的剥掉了，这使得迷信这些开明士绅的群众们开始有所觉悟了起来。
失去了加诸在士绅身上的光环后，这些士绅代表的言行在群众眼中就变得愚蠢而可笑起来了。比如士绅中颇有名望的襄阳代表吴庆焘，在秦力山的连连追问下，勃然发怒道：“你这是要造反吗？造反可是要杀头的。”
秦力山一时为之失笑，反问道：“老兄，我们现在是在革命啊。你不知道吗？”
秦力山的回答引发了会场一阵哄堂大笑，吴庆焘面红耳赤的退入了人群，当晚就离开汉口回襄阳老家去了。
第244章 委员会
工农兵委员会的位置距离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会场并不远，这是一座位于汉口公园北面的三层楼房，原本是作为汉口商业展览馆进行建设的。商业展览馆是从外国传入的一种介绍商品的新形式，类似于平时的博览会。
1851年英国在水晶宫举办了万国工业博览会以展现自己的工业和科技水平之后，各国就开始竞相举办博览会以彰显自己的国力，不过很快大家就发现，这种国际博览会对促进本国的贸易大有好处，于是就开始举办大大小小的博览会，以推销本国的产品，最后就出现了商业展览馆这种东西。
汉口本就是一座商业重镇，在开埠之前该地市场的商品就有230多种，当然，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外地。开埠之后外国轮船可以直达汉口，市面上的商品种类也越来越丰富，到了1900年时土产种类只占到了一两成，市面上一切生活日用品大多为外国货，汉口日益成为了一个资源输出港和成品进口港。
虽然张之洞坐镇湖广时已经竭力去扭转这个局势，也成功抓住了关键，认为钢铁不兴则百工衰，下了极大的力气建立了汉阳铁厂，可时代已经改变了，西方已经不是工业革命的前夜，而是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甚至连第二次工业革命都快接近尾声了，一座单独的钢铁厂实在是难以和一整个工业体系对抗的。
1900年之后，田均一开始主导湖广的经济建设，这一次他把目光放在了完成工业体系上，把大量的资金用在了基础建设和配套的能源、建材、钢铁、化工产业上。于是张之洞一直所期望的，把汉口变为一个工业生产基地，把各地的富源加工成成品后再出售的梦想终于开始实现了。
在农业上，1900年湖北粮食年产约90亿斤出头，棉花30万担，大豆百余万担。在经委会大建水利和交通设施，并推广良种、化肥、农药和建立合作社后，1904年湖北粮食产量突破了120亿斤，棉花达到了134万担，大豆500万担左右。农业产值大约比4年前提升了近29%。
工业上，一个围绕汉阳、汉口的工业基地正在形成。汉阳、汉口的电力装机容量在1904年为2.5万千瓦，当年发电量8000多万度，按照每度电7磅煤炭的消耗量，光是电力用煤就达到了26万吨，1904年度武汉三镇的生产生活用煤突破百万吨，是1900年的三倍。
电力事业的发展带来的好处是相当大的，生活上为武汉民众提供了方便，生产上则大大的降低了制造成本，使用电力的工厂比使用蒸汽机的工厂，成本上要降低四分之一，这极大的促进了汉阳、汉口制造业的发展，特别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食品加工业。
经委会对基础设施的大量投入，在1904年终于展现出了成果，汉口的进出口贸易突破了1.8亿两，进口的生产资料和化工原料开始超过了进口的工业成品，棉纱的进口开始停滞，但是湖广自产的棉纱却获得了极大的成长，1904年达到了12万包，武汉纱厂纱锭达到了25万个。
湖北产出的134万担棉花，本地就消耗了五六十万担，通过生产-销售合作社，本地的棉农把棉花出售给合作社，然后领回棉纱纺织成土布，或是再出售给合作社，或是自家使用，这极大的刺激了棉纺织产业。至于武汉的机制布匹也达到了400万匹，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布匹市场。
过去，火柴是完全的外国货，一开始是欧洲货，现在则成为了日本货，但是到了1904年汉口火柴厂也拿下了本地三分之一的市场…可以说，这四年以来汉阳、汉口才真正有些“东方芝加哥”的模样了，这四年的发展速度和当年芝加哥的城市建设是差相仿佛的，不再是因为一个汉阳铁厂而空有名声了。
假如不是出现了今次的意外，经委会原本是打算在明年举办一次汉口商业博览会，以向全国介绍一下自己的产业能力，然后推广国货的。但是今次的意外打断了经委会的计划，不得不使武汉从经济建设向战时生产进行转变了。
虽然发展经济的计划被打断让不少经委会的成员颇为失落，但是随着工农兵委员会的成立，这些原经委会的成员们突然发觉，原先限制他们的许多条条框框突然不见了，现在他们可以完全按照最适合发展的方案去落实，而不是去和上面的权力者和下面的地方官员去妥协和扯皮。
旧的发展计划固然是行不通了，但是制定新的发展计划的权力却到了大家的手中，相比之下他们的工作反而变得轻松了起来。经委会原本干的工作就偏向于行政，或者说需要行政配合他们拟定的计划，现在转为工农兵委员会后，大家完全没有不适感，反而有了一种海阔凭鱼跃的感觉。
如果是普通的造反，起义军除了改革人事之外，其实对于地方上的经济和权力架构是不太可能进行改变的，因为起义军夺取了政权后还是需要地方税收来维持自己的生存的。所以地方官员一般很难下定决心投靠起义军，因为他干的活计和从前一样，但是风险却增加了无数倍，朝廷要是打回来了，他可是要掉脑袋的。
但是对于经委会来说，他们对于地方上的人事其实没啥特别的看法，他们更加注重地方上是否在维护和落实他们所制定的各项生产计划。地方税收虽然重要，但即便不更换地方官员，经委会也一样能够掌握地方上的税收情况，可经委员更注重地方上对于武汉的物资供应和武汉商品在地方上的销售情况，因为湖广的间接税已经开始超过了直接税。
这也是12月5日工农兵委员会控制武汉之后，湖北各地几乎没啥反抗意愿的主要原因。因为各地的生产和消费已经和武汉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除了像荆州满城这样完全不事生产，只靠朝廷拨款过日子的满人，湖北其他各县民众都反对断开和武汉的联系。
比如荆州边上的沙市，听到武汉发生兵变的消息，第一时间就主动封锁了荆州到沙市的道路，并发电向经委会表示，本地绅民完全服从经委会的命令。这一行动一部分是因为沙市民众对于荆州满人的厌恶，另一部分则是在于沙市和武汉有着密切的商业联系，这里的绅商不希望破坏自己的生意。
有着这些地方上的民众的支持，湖北内部的统治秩序在短短半个月内就恢复了，不过外部对于湖北的压力却日渐沉重了起来。
在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中，田均一等劳工党中央委员在讨论和交换意见之后，最终还是否决了成立军政府的建议，决定维持工农兵委员会这个起义的指挥机构，并在工农兵委员会的名义下设各常设和临时会议，以分管各种工作。
工农兵委员会的主要常设会议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经济和劳动委员会，主抓军事和司法之外的所有工作，事实上军事和司法工作也还是需要该委员会支持的，于是经济和劳动委员会几乎就取代了原湖广总督府的权责。其次就是军事委员会。
军事委员会虽然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但是在大量的工人武装加入后，军事委员会实质上还承担起了改造旧军队的政治工作。田均一在起义部队控制了汉阳后就着手改造军队的行动，使得起义军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组织之前就破碎了。
虽然武昌驻军的力量稍稍完整一些，但是武昌起义部队并没有独立的拿下武昌城，反而是在汉阳起义部队的支援下才解决了武昌城内的官兵，再加上黎元洪所部是和平起义，所以武昌驻军的成分比较复杂，就连武昌军队中的劳工党党员们也大多认为，应当先解散这支旧军队，再建立一支全新的工农武装。
虽然劳工党成功的打入了湖北新军，但劳工党主要发展的还是基层官兵，中上级军官不是清政府的支持者，就是激于国耻而崇尚民族主义，真正认同劳动者应当执掌政权的人其实并不多。像黎元洪这样的在军中名声甚好的高级军官，也是反对革命而主张改良的，只不过他一开始没意识到这是一场革命，而以为这是一场兵变，才不敢蹚浑水而已。
假如不对这支旧军队进行改造，那么劳工党在新军中很快就会趋于弱势，因为军队是最讲阶级和服从的一个团体，起义的时候能够打乱军中的阶级和纪律，可一旦重建秩序之后，军官天然就拥有了对于士兵的支配权力，劳工党在军队内部的活动就会变得很尴尬，他们要么自己成为军官，要么就会被军官所排斥。
但是田均一断然对旧军队下令改造之后，劳工党对于军队的领导权就稳固了下来，军官不再是军中的唯一长官，党代表和士兵委员会，成为了新式军队的新权力来源。军官除了在军事上有指挥士兵的权力，却失去了对于士兵生活和政治上的支配权。
一批无能的旧军官被勒令退役或转入地方工作，有能力而政治上有问题的军官则被安排进入了教育机构，以培训工农武装的军事干部。在夺取了湖广政权的当日，军事委员会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解散全省的旧军队，建立工农武装部队，改名为工农红军，并把武汉的一系列军事学堂合并为一所新学校，陆军指挥学院，并挑选了一批工人和士兵进入学院进行短期培训，作为工农武装军事干部的来源。军事委员会取消了军官名称，改为军事干部。
黎元洪虽然是起义有功之臣，但也被军事委员会剥夺了指挥军队的权力，将其任命为了陆军指挥学校的校长和军事委员会的一名副委员。到了12月20日，武汉地区十五州县已经牢牢的掌握在了工农兵委员会手中，武汉地区的军队也扩充到了45营，武汉之外的湖广地区为12营，武汉对周边地区形成了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不过，清政府对此一无所知。
第245章 军事方向
“…九江乃三江之口、七省通衢，也是天下眉目之地。从南宋开始，此地就是控扼长江东西的要冲。九江在我手中，则江西不但受制于我，列强军舰也难以再逆流而上威胁武汉三镇。所以，想要拒江淮之军西进，则必取九江…”
黎元洪在地图上向各位委员讲解军事上的当务之急，此时的他还是真心诚意的希望能够挡住朝廷的第一波进攻的。虽然不怎么情愿的倒向了起义部队，但是事已至此他也不得不为自己的未来考虑了，眼下只有帮助工农兵委员会挡住朝廷的进攻，才会让朝廷对他们这些被迫加入起义的人网开一面。
经历过甲午战争之后，黎元洪还是明白了一个道理，朝廷处罚一个将领时，看的并不是你为失败负了多少责任，而是看你手上还有没有实力。手上还有实力的李鸿章，至少还能继续风光的做总督，主动放弃军队的曾国藩则就被朝廷坑的脸面无光。
所以，朝廷说你谋反的时候，你最好真的有实力谋反，不要让朝廷轻易的把你抓起来杀头。何况，工农兵委员会做事也相当的有章法，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平息武汉三镇的乱事，并对军队进行了改编，黎元洪也不能不老实的为委员会效命了。
只是，军事委员会中他虽然资历较深，但委员会说到底是一个开会解决问题的机构，而不是什么上下级布置任务的地方，黎元洪想要让自己的主张变为军事委员会的方案，最终获得委员们的认可，可不能靠资历吓退别人，他需要拿出理由来说服别人。
就好比田均一对军队进行完全的整编，虽然一部分军官有意见，但黎元洪也不得不承认，起义部队想要恢复过去的秩序，不是让他们归营就能解决问题的。对旧军队进行彻底的改编，从而建立一支全新的军队，这同样是恢复军队纪律的一种办法，且很有效。这便是田均一的建议最终还是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原因。
而在军队整编的同时，军事委员会对于军队的下一步作战计划，并不是意见一致的。对于黎元洪来说，他主要考虑武汉地区在军事上的威胁，根据他的军事经验，武汉最大的威胁显然来自长江而不是南北陆上。北方陆上敌人可以依托大别山进行防御，南方湖南并无多少实力，四川同样如此，所以风险最大的还是来自长江下游的威胁。
但是孙武、汪楚珍等人并不这么看，他们更在意河南这块地盘，认为湖北应当先发制人，在朝廷没有出兵湖北之前先拿下河南，这样进可以威胁北京，退也可以隔绝江淮和北方的联系，从而进一步动摇清廷的统治。
就连黎元洪都能嗅的出来，这些年青军人其实是在委婉的反对劳工党中央所提出的湖广自治方案，试图毕其功于一役，趁着天下震动的时候，一鼓作气打上北京去，直接推翻了满人的统治。这种激进的想法黎元洪是不敢支持的，倒不是说他对于满人有多少忠诚，而是觉得这一方案没多少成功的可能性。
虽然湖北的士绅大多没有反对工农兵委员会的统治，这倒不是说他们已经接受了工农兵委员会的理念，而是觉得工农兵委员会现在的势力太大，且没搞清楚朝廷对待这场兵变的态度是什么。要是工农兵委员会把力量从湖北调动到河南去，地方上的士绅还只会在嘴上反对工农兵委员会吗？
更何况，黎元洪觉得现在委员会守一守湖北和武汉还是有希望的，毕竟将士们的家园就在这里，抱着保卫家园的信念，大家的士气还是相当高的，这从兵变之夜时工人、市民比士兵要勇敢的多，就看的出来了。
但脱离了家园跑到外地去打仗，黎元洪可不认为这支部队还能继续保持这么高昂的士气。这种事情他见的多了，淮军在朝鲜为什么这么不能打，不就是因为异国他乡之土有什么好拼命的么。团练兵的习性就是如此，在家乡能够和正规军打的不分上下，但是到了外地很容易就败逃了。
除此之外，各地的督抚也不是死人，委员会割据湖北，老实说也没有侵犯到他们的利益，他们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要是委员会想要把锅砸了，这些地方督抚还是会联合起来支持朝廷的，因为他们的权力毕竟来自于朝廷而不是自己，朝廷垮了之后，他们还能继续在地方上当官？
除了军事委员会内部有不同的意见，经济和劳动委员会的委员们也有自己的看法，比如在黎元洪之后发言的周苍柏就反对道：“我觉得，九江恐怕不是当下最要紧的。真正要紧的问题是长沙、株洲到萍乡这一路的畅通。
今天早上日本的煤又涨价了，头等煤炭涨到了9两一吨，次等煤炭也破了7两一吨。而且日本人还不肯多卖，他们说英国人似乎要封锁长江航道，过两天煤炭价格也许还要涨。
这煤炭之于工业，就如同粮食之于人。人不能一天不吃饭，工业也不能一天缺少煤炭。现在长沙那边截断了交通，还试图出兵占领萍乡煤矿。要是没了煤炭，武汉工厂内的机器就没法发动起来，那样的话就算我们占领了九江甚至江宁又有什么意义呢？武汉三镇已经死了。
军队的首要任务是让武汉活下去，因武汉若是死了，政权也好，军队也好，都不会存在下去…”
于是乎，除了四川方面大家认为可以暂时不理，北、东、南三个方面都有出击的理由，也得到了一部分委员的支持。只不过大家虽然都觉得自己的理由是充分的，但是听了其他人的主张后也并不是没有道理，最终大家把目光都看向了唐才常和田均一。
面对众人的目光，田均一顿时感受到了肩上的压力，他很清楚大家期待自己来做出决定，并不是因为他们完全的信任了自己的能力，而是他们觉得自己承担不起这个责任。就连唐才常，犹豫了一下后也把视线转向了他，显然他对于当下的局面也有些失去平常心了。
确实，眼下的武汉看起来充满了光明的未来，但也处于危机四伏之中，大家都希望能向着光明的未来前进，而不是一脚踏进泥潭中去。唐才常毕竟是已经一脚踏入过泥潭中的人，对于当下的选择就显得更加的谨慎了。
集体领导制的好处也就在于此，当自己拿不准把握的时候并不需要强出头，只要往后缩一缩就好。虽说缩的多了会让下面的同志对自己失去信心，但至少比做出错误的决定让下面的同志彻底远离自己好的多。过去唐才常虽然不大习惯这种委员会制度，但是现在他反而觉得这种制度也是有好处的。
田均一沉默了许久，终究觉得自己还是应当负起这个责任来，因为他知道有一条路就在大家面前，大家不是看不到，只是没有人能下这样的决心而已。
他清了清喉咙后出声道：“军事上防御，政治上进攻。我认为这个大方针既然已经决定下来了，那就不能改变，除非你们能够提出更好的方针。那么有人提出新的路线吗？”
在田均一目光的扫视下，房内的各位委员们都保持了安静，看着众人并没有新的路线提出，他才接着往下说道：“既然大方针是确定的，那么接下来我就说说自己的看法。
首先北上进攻朝廷是没有出路的，不是说推翻满人的朝廷不对，而是现在的时机不对。在俄国人强占满洲和外蒙的情况下，我们进攻北京，除了加速让北京和俄国人媾和外，难道还会有第二种可能吗？